陆波：律师、作家
摘要：大学最大的魅力是给与年轻人好奇心以一个宽泛的舞台，给他们自由，让他们随意东张西望，观察一个过去不熟悉的新世界，并试试自己的身手。而文学、文艺、文化所衍生出的种种兴趣可以使大家抛去压抑的高中时代，释放活力，回归青春的正轨。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青春的年代，那也是一个错落的青春时代。不同年龄的人迈着不同的步伐又在同一时间走进校园，他们的心境、情绪和希冀如何会相同？有些人青春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些人则已经感叹青春已逝，或者说在生活重新开始时便已经陷入青春怀念，虽然那也是一种着迷的眷恋之感，但感伤和惶惑已然掩饰不住。因为，这种怀恋或眷念被一种文学情绪和想象所包裹。我是1981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的高中应届生，青涩而紧张，像当时同届众多的新鲜人一样，下意识地想用故作成熟包裹稚嫩的身心，那便是“天凉好个秋”——青春刚刚开始便陷入怀念，或者说是沉陷于一种怀念的感觉。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走进大学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个文学青年。
·Ⅰ·
1985年电影《青春祭》在北大大饭厅上映。所谓“大饭厅”就在今天“百年大讲堂”原址，但实际上是一个空阔的没有桌椅的大礼堂，需要自行搬着凳子来此观看。那次《青春祭》首演之前已有三角地海报大肆造势，所以大家对这部由78级中文系才女张曼菱小说改编的电影期待很高。这部影片展开的是动乱年代城市知识青年在遥远落后的边陲傣乡的传奇故事，画面暗淡而神秘，情节浪漫又落寞，以忧伤的情调讲述了一代知青青春的意识，美的觉醒，以及爱的朦胧。影片结束，张曼菱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她讲了什么我没有记住，我只是在努力把她和那个电影里的女知青李纯进行形神对比的叠合。因为她是78级学长，我羡慕她拥有电影里那么一段美妙的青春经历，而我们的青春没有投放于精彩纷呈的大时代，只是苍白而幼稚地在象牙塔里度过。
我在1981年秋天进入北大校园，俗称81级。经过前面几个年级对十年“文革”遗留下的老三届的消化，到了81级几乎是一水儿的应届生了。但我们进入校园的时候，老三届的重镇——77级、78级还没有毕业，听说在我们入校前二年他们还在校园里进行过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慷慨陈词竞选演讲，壮怀激烈。我们几乎是带着崇拜英雄的眼光远远地看着他们，膜拜之情油然而生。
北大中文系77级骄傲地号称没有一个应届生，全部都是十年“文革”沉淀下来的精英人尖儿。我们羡慕、崇拜他们的一切，无论是外表不羁的革命范儿还是我们揣测的他们深刻的思想，甚至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不是简单的爱情，是革命＋爱情，革命的浪漫主义。这对一切青春期的小知识分子有足够的魅惑般的杀伤力。
在女生宿舍31楼门口，一个77级梳着搭肩麻花短辫的军装女生，如果她回过头以凌厉的眼神扫过来，顿时让人有崩溃且顿生膜拜的感觉。今天我们常用的一个词：不明觉厉，很贴切我们那些81级的应届生对老三届大哥大姐的畏惧式的崇拜感。但在那一年，我们两代人般的四届学生共享北大，他们气场强大统摄校园，我们的圈子里不时会流传着这些哥、姐的传说，都是关于他们的演讲、他们的思想，“文化大革命”给他们的履历镀上的是一层闪闪发光的辉煌金，总之是他们深厚底蕴的表范。反观我们，校园到校园，十七八岁，幼稚苍白，好傻好天真。总之，1981年秋天到1982年的夏天，我们是在对77、78级北大人的顶礼膜拜中度过的。我们热衷参与他们发起的各种讲座和社团的活动，追随他们，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进入大学之前既已成名，已是那个时代的青年翘楚。我印象中当时的中文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张曼菱，还有一美丽姐姐黄蓓佳，还有入学前名气已经很大的陈建功，他的《飘逝的花头巾》影响广泛。我们都是读着这些已经可以称之为作家的作品走进校园的。以后出名的还有同样是77、78级的査建英、梁左等，那时他们还是藏龙卧虎，尚未显山露水。我印象中有一个叫王英琦的女生，也是大学生作家，读过她的作品，不知道她是哪个年级，但她写的那类青春作品总是撩动起细腻的情感，可敬可亲。而今天不知她在何方？总之，那个时代，发表文学作品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使你少年成名的途径，“成名趁早”的好处是作品发表后的名利双收，再加之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珍稀程度，尤其又是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学生，说是天之骄子毫不为过。
我们赶上了一个可以搭着77级、78级佯装迅速催熟自己的末班车。在那个年代，成熟、深沉，都是迅速成长至不明觉厉的褒义词，如果很傻很天真，那就真的不是什么可爱之事。
·Ⅱ·
我们跟着77级、78级组织的讲座团团转，奔波于各个有讲座的教室之间。我们听音乐家来启蒙交响乐，他放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开头曲，问大家：“你们听到了什么？这是老地主在敲门！”这似乎就是把大师音乐拉下神秘祭坛的世俗消解。我们听周汝昌讲《红楼梦》，他的开场篇也透着自嘲的幽默。他喝了一大口同学给倒的开水，说：“水平不够的人都是要靠喝水提高水平的。”在北大西门的化学楼，我们法律系81级新生还聆听了我们今天的李克强总理为我们这些青涩新生专门举行的开学演讲，印象中这位77级的学长才华横溢，旁征博引，激情澎湃感人至深。通篇演讲的主旨就是“好好读书，不要浪费光阴，不要浪费你们的青春”。10多年以后，我看到过任志强给80后、90后青年的一个演讲，谈到他自己的奋斗史，他瞪着俩大眼珠也是以类似的手势坚定地鼓励青年：“不要浪费青春！”我笑了，这语言与风格何其相似！是的，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浩劫洗礼，青年没有机会空虚彷徨，那是时代大潮泥沙俱下般的裹挟，你被主流意识呛噎而难以把持的自我意识，只有追随或被挟持到众生的群体无意识中去。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是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因为你也不一定就真能成就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一个由特定情境注定同时也存在奋争可能性的时代，只是不知两者谁是王。
·Ⅲ·
一年以后，1982年的秋天来了，带着强烈知青色彩的77、78级终于离开燕园，更年轻的新鲜人——82级进入校园，释放出更多蓬勃朝气。82年的夏秋之际，长发及腰，花裙飘逸的女生开始点缀校园，那些穿绿军装、梳着板直麻花辫的女生逐渐减少、消逝。我们似乎松了口气，在整个校园里，年龄相仿的应届生构成了正常学龄的大学生主体，“老三届”影子以及他们无形释放的压力终于消散。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学生的给人以勤奋好学心无旁骛的印象，最主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单一，或者叫枯燥乏味。在一个没有丰富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社会，人们的注意容易被整齐划一。那时候国家的危机意识是“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一时期报纸常用的表述），国家要将振兴中华之大任降与年轻的一代，说好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号召容易把年轻人鼓动得热血贲张，把自己想象成拯救祖国与民族的栋梁。此外，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也是奋力读书的重要原动力。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所谓的“对外开放”必是选择性极强的开放，是集中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开放，而西方社会的文化艺术进入中国还是被非常警惕地过筛选择，因为那有可能传播一种与我们的价值观背离的生活方式。时代的压力，世界轻启的神秘小窗，无疑激荡着年轻人的胸怀，激发他们选择简单明了直抒胸臆的介体以表达内心。文学，尤以诗歌最为适宜。毕竟那些都是只有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的灵魂，稚嫩而新鲜，缺乏生活历练，但又有想象中的高远的鸿鹄之志，而“天凉好个秋”的伪深沉或故作城府般的创作摸索正是掩饰不成熟的青春气息的上佳选择。
在80年代前期的燕园，文学社、诗社遍地开花，不分系别，很多同学们都成了文学爱好者，热衷参与社团，组织稿件，刊印校园期刊。学校级别的文学社团有“五四文学社”，出的期刊《未名湖》。各个系大多也有自己的文学期刊，一个地球物理系或者无线电系的同学发表文创也是稀松平常之事。当时的刊物模式是这样的：各个系有学生会或者团委组织，这样学校就会划拨一小笔活动经费（大约二三十元），有活跃好事的文学青年们就允许在正规的学生会或团委期刊下办一个文学副刊。虽说印出的期刊极其简陋粗糙，都是学生们自己刻板誊写，油墨印刷，那些薄薄的册子真乃油墨芳香。看到自己幼稚的文字变成印刷物，文学青年们无不欢欣雀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说中文系搞一些文学活动本是正根儿，而我们这些旁系野路子也不示弱，甚至热情度更高。那真是遍地都有诗歌吟诵，四处皆有文学社团的时代。不叫沙龙叫社团，因为这些组织大多都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半官方色彩。中文系主动举起文学大旗，但他们也并非可以将文学私有独占，五四文学社的社长一度是物理系的学生，徐跃飞、严平宜、袁骏、杨晓阳被称为“生物系四诗人”，在当时的校园亦小有名气。他们四人合出的一本诗集《西风·沉诵·太阳节》是铅印的，曾经在“三角地”售卖，这于当时是了不起的事件。我所在法律系79级80级的师兄们就有一个团委下属的文学副刊——《蝉》。在1982年春天成立了一个文学社——“晨钟”，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是《钟亭》，似乎是借未名湖湖心岛上钟亭之名。为这个刊物尽心尽力组稿刊印发行的是80级师兄陈陟云，后来这个期刊转到我们班某同学手上。但也是铁打的燕园流水的兵，随着后期忙于毕业实习及论文，大三大四之后，这些文学刊物便不知所踪，自生自灭了。
·Ⅳ·
当年诗歌在燕园的泛滥程度被人比喻为：十个馒头砸到北大学生头上，九个砸中的都是诗人。多年以后，江湖便有传说：当年燕园有诗歌三剑客——骆一禾、海子和西川，说他们分别来自的中文、法律和西语系，分别拥有自己的诗歌刊物《启明星》《晨钟》和《缪斯》。法律系的应为《钟亭》，传说将文学社和期刊的名称混为一谈。但我一直认为海子过世后其诗歌才红遍天下，于是后人难免有些对他存在臆测般的赞美。《晨钟》的主办人应该是陈陟云、郭威等人，海子是否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亦要询问他们本人才可得知。实际情况是，海子在燕园时期并未以诗歌闻名。但海子在上学期间自己出版了他的诗集《小站》是不争的事实，当年他的好诗友骆一禾还专门为此诗集召开过研讨会。
海子的北大生涯被后人美化与夸大，陷入一种想象。他是79级法律系法律学2班同学，原名査海生，全班年龄最小，圆脸大眼，被爱称为“潘冬子”，年龄小且比较内向，本身就不具有风云人物的特征，不能被称为北大时期的风云诗人。事实上他最好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是离开北大之后创作的，如《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等，都是1984年到1989年的作品，这时他已在昌平的政法大学工作了。多年以后再读海子诗歌，如果人们更介意他头顶的所谓北大光环的话，那一定是失望的，他的诗歌没有显示与北大的直接关联，或者说他忽视了燕园，也为燕园所忽视。北大对于如此天才的诗人不是锦上之花，当然也不是蚕茧束缚，天才诗人的能量还是源自其内在的深广宇宙。北大占据了他短暂一生中最珍贵而奢侈的四年。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写诗，睁着他那双纯真的大眼睛默默地在燕园观察、思考，后来便写下了他最好的诗歌。《亚洲铜》里，他谨慎地撩拨生命、历史及文化的厚重外壳，又真切地以少年的语言直抒胸臆。“你的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好吧，燕园从来不是大气象，它更多地是接纳年轻而敏感的少年，虽然少年在燕园想到的是“亚洲铜”“祖父”“父亲”。
亚洲铜
亚洲铜 亚洲铜
祖父死在这里 父亲死在这里 我也会死在这里
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亚洲铜 亚洲铜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亚洲铜 亚洲铜
看见了吗？ 那两只白鸽子 它是屈原遗落在
沙滩上的白鞋子
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 穿上它吧
亚洲铜 亚洲铜
击鼓之后 我们把在黑暗中跳舞的心脏叫做
月亮
这月亮主要由你构成
相反，骆一禾的诗歌里有燕园的气息，是他那老成的外表无法掩饰的。他的《青草》一诗这样写道：
那诱发我的
是青草
是新生时候的香味
……
你该爱这青草
你该看望这大地
当我在山冈上眺望她时
她正穿上新衣裳
在这里面我似乎能够嗅到图书馆东门外那大片的青草地，即使是干燥的春天也会飘起新生的香味。他歌颂新生，歌颂新力量。
我们法律系80级陈陟云有一首《丁香花开了》，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黄昏
像一只
滴着雨珠的绿苹果
晃悠，晃悠
无声地坠向了夜
那无底的黑竹篮
响水，击碎的亭影
幽径，一张破损的双人椅
丁香花开了
丁香花开了
白色的风
飞扬着沉甸甸的香气
“飞扬着沉甸甸的香气”——“一教”外整排的丁香，有白有紫，在暮春的雨后尽情开放。那些美丽的花儿如今是否老去？是否还有馥郁的芬芳？彼时彼景，丁香铺展出一幅带着香味的画面感强烈的燕园景象。
这些都是有着较强校园色彩的诗歌，与那个动荡结束后的时代、青年、氛围息息相通。
·Ⅴ·
洪子诚先生对校园诗歌的看法我是赞成的，他说校园诗歌是一种习作式性质的诗。这个判断包含的意思还有：它们是狭隘的，缺乏“深厚”的生活体验的，“学生腔的”，模仿性的，等等。我认为这是客观的非贬义性的评价。可以想象，拘束在有限校园内拥挤在一起生活学习的年轻人，敏感、好奇、感性，诗歌能最恰当地表达他们这种汇聚的青春的碰撞，有诗发自胸臆必是自然，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远离故乡而涌入一个陌生的人海，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多愁善感和对经典的模仿。十七八岁，离生活尚远，离真正的生活之苦尚远，他们又好奇又害怕，还要找到自我找到自信心，所以，请不要嘲笑那些清新稚嫩的句子，谁没有年轻过呢。
校园时代的文学青年在佯装的深沉假面之后便还是一派烂漫情怀。那时候校园也有流行歌曲，但原创很少，从一个精神物质均极为匮乏的年代走来的一代并没有更好的艺术素质积淀，我们唱舶来歌曲——港台、英美歌曲音乐都大行其道。喜欢邓丽君的一定是今天意义上的“小清新”，率真本性，向往爱情，幻想浪漫的人生际遇。喜欢披头士的，大多热爱西方文化，向往自由不羁，倾心毁灭，或者说毁灭所不能满意的现实。但文学是统领校园生活的主流。文学，诗歌是枯燥学习生活的青春骚动，是一群追求彰显自我意识的年轻人有些羞涩又有些执拗的心灵表白。今天的燕园人无法理解80年代初期校园生活的枯燥。学生们基本上是三点一线的生活：宿舍——食堂——教室（含图书馆）。女生宿舍住满6人，男生宿舍住满8人，空间狭小，书桌是公用的，纷杂干扰，基本不具备在宿舍学习的条件。食堂，我们有著名的“学三酸腐食堂”，多年后每当想起此地，我似乎都嗅得到那独特的味道。理科男住在校园西南40号打头的宿舍楼里，他们那边在“学一”、“学二”食堂吃饭，他们相对我们这些住在20号打头30号打头的文科生宿舍楼里面的人，更具备隐忍缄默的精神，我四年中也没去过他们那边吃饭，只是听传说吃得还行。因为那个时候每个食堂自制自己的饭票，开始两年我们只有“学三”的饭票，只能天天早中晚三顿忍受“学三”的酸腐之气，更要忍受难以下咽的饭菜。“学三”之以“酸腐”，是这间食堂在大门口摆放了两口巨大的垃圾泔水缸，吃不完难吃饭菜的同学难免要将剩菜剩饭倒到里面，日积月累从不清洗，尤其夏天，难闻的馊饭菜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可以飘臭三角地。我班有男生这么描述：离着食堂老远就快熏趴下了，想回宿舍不吃了，但不行，不吃会饿死，要么熏死要么饿死，这选择太两难了。学三食堂在我们入学的前两年提供糟糕的饭菜。晚餐基本没有新菜，所有窗口卖一种中午各种剩菜的大杂烩，北京话叫“折箩”。所有剩菜烩在一起，咕嘟咕嘟，没一点正经味道，猪食一般，提供给饥肠辘辘的学子。没有米饭，只有馒头和玉米面粥。我的晚餐标配是一个馒头加一块腐乳加一碗玉米面粥，糊口罢了，否则那杂烩菜一半要倒到那俩著名的酸腐大泔水缸里。1998年百年校庆之后，著名的学三食堂被拆改建为“百年大讲堂”的一部分。不过多年之后，酸腐之气在大家的记忆里也变得美好起来，每每被津津乐道，似乎我们年轻胃口亲泽的那味道也升华成一种励志之气，有历史的悲壮感。从那间食堂出来的多少北大风云人物，谁会忘怀著名的学三呢？
至于教室或图书馆，啊，对于我这等学着枯燥法律的青葱女生是何等的无聊之地。我抱着本《法学基础理论》心猿意马地划道读着，便内心抱怨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种需要死记硬背应付考试的学科？简直没有比高中生活升级到哪里去，乏味的法条，满满违和感的西方法哲学理论，让我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有强烈的挫败感，我感觉我的一生毁了，毁在一科貌似美好实则无聊的法律学科上。抬头看到对面坐的中文系女生在偏着头看《青春之歌》，还蹙起双眉显出厌烦。后来她告诉我我的羡慕没有意义，她同样为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应付文本分析作业读小说烦恼得很。可无论她怎么说，我认准了中文系是最有趣最轻松的大学专业，于是我问她高考时候考了多少分上中文系，她告诉了我，我以沉默消化内心的崩溃——我比她的分数还要高一分，也就是说我完全有机会上心仪的专业，但害怕分数考不够没有去报招生人数相对少一些的中文系，而是报考了一个一年级就招收230人的法律系，无比悲催地决定了命运的选择。
·Ⅵ·
听说现如今北大允许入学后调换专业，当然条件是可以从录取分数高的专业向低的调换，从法律系向中文系调换应该不是不可能的。但在30几年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的同学中类似于我的人不在少数，但必须无奈地顺从，顺从地学习，顺从地毕业分配到政法系统单位，很多人也就如此顺从命运。
我在北大期间培养出若干与法律不相干的兴趣。我喜欢吃过午饭在三角地一带徜徉，因为那里会贴出各种社团招新广告。当然招新的对象一般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文学社一类，我参加过“五四文学社”、法律系的“晨钟文学社”，投没投过稿子记不住了，因为那种社团的氛围很吸引人，大家坐在一起仰着年轻的面庞，有口才的滔滔不绝，倾听者也是认真的模样，是课堂所不常见的专注。我还参加过北大话剧队，在我和同宿舍的女生结伴第一次去42楼4层西北角的话剧队排练场时，开门见到的是中文系美才女黄蓓佳，她看看我们，小声地和旁人说了句：哪来这么多小孩儿。我们又崇拜又羞涩，窘态十足，手不知道往哪里放。但事实上我们是去“接班”的。话剧队很热闹，当时的队长是英达，副队长是肖峰，英达是北京满族人，79级心理学系，说话京腔京调，爱开玩笑，90年代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情景喜剧大腕。肖峰是上海人，80级哲学系。前者白而高胖，后者戴副眼镜，白而适中。没事俩人就斗嘴不断。记得有一次他俩互相攻击对方所在系的荒诞性，英达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得意忘形地讥笑哲学家，估计把肖峰贬损急眼了，他就使劲提高嗓门说他要宣布北大最荒诞不经的学科就是心理系，因为他们不是追着鸡鸭满校园跑，抓来做实验，不然就买一筐鱼做实验，做完了还把鱼给炖了吃了。我们傻傻地在旁边跟着笑，然后大家问真的拿鱼做实验吗？英达那次好像认输，显得灰溜溜的，不再为他的系那么神气了。我们大家都很好奇真有一个系没事杀鸡宰鱼吗？如果做完实验还让吃掉，不管心理学是不是20世纪最大的伪科学，人家的福利还是不错哦。后来我听说这俩人前后脚去了美国留学，课余在餐馆打工时都不约而同隐瞒自己真实姓名，报对方的名字，冒充对方，好像这样比较搞笑有趣，比较解气吧。这两位可爱的话剧队长真真患上了表演性人格障碍，到了美国还不忘记恶搞对方。两位颇有才华的人其实是相互欣赏相互惜怜。话剧队还有一位胖胖的女老师是人艺的老演员，做我们的艺术指导。或许是北大请她过来管理一班学生社团。她嗓门很高，说话比较琐碎，英达也不忘和她恶作剧。但有一次话剧队来了一位女神级的明星，英达是因为认识她哥哥的缘故特意请她过来给大家排戏指导。她坐在靠窗的角落，背着光也难掩光彩照人，长发如瀑前额光洁，那时她青春靓丽，而且也是影视界小有名气的明星了。她就是吕丽萍。记得一向嘻嘻哈哈的英达那个晚上很谦虚，不断认真地请教女神点拨指导。我们当然是又兴奋又快乐，表演很卖力。吕丽萍说的话很少，声音幽幽地从角落传来，但字字玑珠，开口必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理论，绝对显示了她中戏高材生的水准，大家佩服得不行不行的。
在北大我还参加的一个社团就是广播站，站长是80中文系的吕林。吕林白白净净戴一副眼镜，也是校园活跃分子之一，他10年前英年早逝甚是可惜。电台全称应该叫燕园广播电台，有三组学生播音员，每一组每周大约去录两次音。录音都是在下午，用那种有点专业程度的磁带录音机录制。熟练后我们几乎都是一次成功，很少反复录音的，录音的节目时长大概是一小时吧，开始是新闻，接下来有专访稿子，后半段大约就是放音乐，播音的同学就不用管了。燕园广播电台大概在晚上六点开始，通过全校各个角落的播放器传送出来，我很少专门去听，有一次走在路上正巧电台在播音，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我听到的声音并不如我自我感觉到的声音那么敞亮，一点儿不好听，有种被堵住的气息不畅的感觉，这或许是经过机器的录制失真很多。多年以后，有一位陈姓82级中文系女生通过我先生向我问好，她说她在燕园听了我三年的播音，声音很好听。我已经年纪一握一把了，听到此赞还会耳热脸红。不过亲爱的同学，我绝对没有霸占燕园广播电台三年，因为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脱离了一切社团活动，开始埋头学业，紧接着就是去南京法院实习和准备毕业论文。也就是说我大三以后便结束了一切不务正业的社团生涯。
北大四年，于我而言平凡普通。我更加渴望这个阶段早些结束，以便投身校园之外的精彩世界，这是我的好奇心使然。当然，有100个北大学子，就有100个不同心目中的北大，这是感受的差异。我的北大是十年“文革”动荡后平静同时也迷惘的四年。可以从我的大学生涯得知，我最初的两年是应付着自己的专业，比如只是做到可以考试过关的前提下视情况拿到相对好一点的成绩，便没有更高要求。此外，我便是校园里好奇心极重的各种新奇物件的围观者，并身体力行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参与。很多同学与我的情况相似。实际上，大学最大的魅力是给与年轻人好奇心以一个宽泛的舞台，给他们自由，让他们随意东张西望，观察一个过去不熟悉的新世界，并试试自己的身手。而文学、文艺、文化所衍生出的种种兴趣可以使大家抛去压抑的高中时代，释放活力，回归青春的正轨。总之，大学于青年而言，不只是知识的灌输或攫取之地，更是一次必要的成长、观察，只不过那个年代以文学的名义为这个过程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本文来源：《博览群书》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