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光：教授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疫病时有发生。在与疫病抗争的过程中，勇敢智慧的古代先人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加以总结和探究。
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
殷商甲骨文就有卜问商王是否传染上“疫”和能否医治的卜辞。这说明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对疫病传染已有了朴素认识。
先秦时期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已明确指出“疫”和“疠”是极易传染，病状也多相似的疾病。《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六元正气大论》又说：“其病温疠大行，远近咸苦。”“疠大至，民善暴死。”这又对疫病的传染特性和致命危害加以描述。
张仲景发愤创作的《伤寒论》实际上是一部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的专著。《伤寒论》对传染病患者的症状和脉象等加以详细论述，对人体感发于“寒”与“风”等致病因子作用下所反映的各种证候加以分析综合，取得了对各种传染病演变规律的认识。该书极大地提高了疫病医学的救护水平，是发热性传染病的医学经典。
晋代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首次将“疠气”作为传染病的病因和相互传染的特点，开后代温病学之先河。他对传染病的记载涉及伤寒、疟疾、瘟疫、疫疠（急性传染病）、猘犬啮人（狂犬病）、食物中毒等种类，并对天花流行状况和症状描述得尤为详尽。在疫病治疗上，葛洪创造性地提出用青蒿治疗疟疾，为后人战胜疟疾指明了方向。
隋代医学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其中提出的“乖戾之气”是关于传染病因的新探索。该书还对疫病传染的致病因子进行探索，使传染病的病因接近了细菌的发现。
明末医学家吴又可（名有性），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他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成为我国传染病学的扛鼎之作。他认为传染病因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就是“戾气”。17世纪中叶，当时还没有显微镜，能对传染病因有如此精湛的见解，是对传染病病因学的重大突破。在戾气致病的感染途径和方式上，已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吴又可的温病学说在病原体、传染途径、特异性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见解。
中国古代对疫病的预防和治疗
疫病具有传播迅速、传染性强、传变较快、致死率高、易造成社会恐慌等特点，古代医家和先民为抵御疫情、保护生命、减少损伤，积极应对，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未病先防，培固正气。对于急性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病。《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就明确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但如何能有效避免和抵御疫病对人的侵袭传染呢？《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就有此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答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明代《景岳全书·瘟疫·避疫法》也指出：“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中医认为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正气旺盛、身体强壮的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就强，生存的几率就大。由此可见，平时坚持体育锻炼，培补正气，保持健康强壮的体魄，增强抗病能力，才是预防疫病侵入的根本。
尽早发现，严格隔离。疫病往往萌发悄然，一旦蔓延，气势难挡。因此，及早发现十分重要。《黄帝内经·素问·八正神明论》提出“上工救其萌芽”的思想，就是要求早发现疫情苗头，及时防治，以免疫情扩大，难以遏制。《黄帝内经·灵枢·官能》：“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求其萌芽。”唐代杨上善释道：“邪气初客，未病之病，名曰萌芽，上工知之。”由此可知，“未病之病”指的是疾病尚未显露症状的阶段。高明的医者能预先发现疫病的苗头，给予警示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制定了对疑似传染病患者的报告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道：“爰书：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令医丁诊之。”意思是说某里的里长甲送来该里的士兵丙，报告说：“怀疑丙得了麻风病，故将他送来，让医生检查。”这说明秦朝已有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如果一旦发现了疫病，就要及时采取隔离检疫措施，以防止传染病的扩散。这在秦代已有法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记载道：“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意思是说：城旦、鬼薪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迁疠所”。这说明在秦代已实行了对传染病人的隔离制度，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汉书·平帝纪》也载道：“民疾疫者，设空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东汉名将皇甫规在陇右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说明东汉也在军中设立“庵庐”作为疫病隔离区。东晋时还颁布官员家属如患上疫病，本人应休假隔离的规定：“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这是十分明确的官员休假隔离以防传染的制度，且时间长达一百天。唐代初年僧人释智岩曾住石头城下（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的疠人坊（麻风病院），为患者“吮脓洗濯，无所不为……永徽五年（654）二月二十七日，终于疠所。”这是有明确记载的民间传染病隔离治疗场所，也是护理传染病人的最早记载。对疫病患者及时隔离检疫在今天仍是防止交叉传染的有效保障。
对于因疫病死亡的患尸，历代王朝也多作有及时掩埋的规定。如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诏曰：“申下州郡，有骸骨暴露者悉可埋瘗。”宣武帝又在正始三年（506）下诏：“掩骼埋胔，古之令典，顺辰修令，朝之恒式。今时泽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馁疾，无人赡救，因以致死，暴露沟堑者，洛阳部尉依法棺埋。”这说明掩埋无助者的尸骨已作为官府的责任。对无主患尸的及时妥善处理，可避免死尸暴露荒郊传播疾病，也利于保持城乡的环境卫生。
净化环境，讲究卫生。创造良好的公共卫生条件，讲究个人卫生，保持内外清洁，才能有效地预防疫病滋生蔓延。我国古代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出现得很早。在河南淮阳平粮台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中就发现陶制的排水管道，距今已有4300多年。在郑州商城遗址也发现陶制的排水管道，并与石砌的蓄水池相连通，城内还有多眼水井，整个都城形成有完整的给排水系统。这既可保证城市的饮用水卫生，也解决了城市的污水处理问题。古代城市也很重视街道的清洁卫生。周代设有负责道路打扫和清洁的官职“条狼氏”。东汉时毕岚还在京城洛阳发明了用来在街道洒水的机械——“渴乌”，史载：“又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这些措施确实有利于空气的清洁和市民的健康。古代也很注意在城市建造公厕。《周礼·天官》记载：“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郑玄释“匽”为路厕，可知周代设有“宫人”来负责管理街道的厕所打扫。《墨子》称厕所为“溷”，他还提出了建造公厕的标准：“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溷，垣高十二尺以上。”这是要求建高大的公厕以保证城市卫生。
个人卫生对防止疫病传染和保证身体健康也十分重要。甲骨文中已有“沫”“浴”二字，说明人们已有洗脸、洗手和洗澡的习惯。《礼记·曲礼》道：“让食不唾。”是说吃饭时不可吐痰。汉武帝有专人“掌御唾壶”，唾壶即痰盂，说明不随地吐痰的要求由来已久。古人早已知道“病从口入”的道理。孙思邈在《千金方·霍乱》中说：“原霍乱之为病也，皆因饮食。”这就明确指出了饮食不洁与传染病的关系。孔子指出：“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论语·乡党》）这都要求不吃过时变质的食物，以防疾病。元代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讲述：在元朝宫殿里，“众多伺候皇上用膳的下人，都必须用雅致的面罩或丝巾遮住鼻子和嘴，以免他们的呼吸污染大汗的食物和酒水。”这种遮在口和鼻上的面罩和丝巾，可谓原始的口罩。而我国开始推行医用口罩是清末医学家伍连德于1910年在东北成功攻克“肺鼠疫”时创制的“伍氏口罩”。口罩的使用为人类防疫和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说》中指出，室内通风透光利于防疫：“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透气。”即使今天，通风透光也是防疫的基本要求。
医疗防治，勇于创新。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家们勇于钻研和创新，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东汉末年瘟疫盛行，张仲景发愤写成《伤寒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金朝末年汴京大疫，李杲著就《内外伤辨惑论》，创立了“内伤”学说和“甘温除热”思想；明末崇祯年间疫病肆虐，吴又可创著《温疫论》，开温病学说之先河。历代医家们还创制了许多防治疫病的方药。如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金代刘完素的黄连解毒散、李杲的补中益气汤，明代吴又可的达原饮、三消饮、举斑汤，清代吴鞠通的桑菊饮、银翘散，都为疫病防治发挥了显著的效用。
本文来源：《河南日报》202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