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人怎样才能“宁静，洒脱，坦诚与自信”？通俗的解释是，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该追求什么，又该放弃什么，同时在追求与放弃之间，保持一颗向上的平常心和为人的良知。
徐则臣：作家、小说家
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方式
1998年，远居新疆的外省青年刘亮程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其后又推出另一本散文集《风中的院门》。这两本关于一个名叫黄沙梁村的花草庄稼，风马牛，驴狗人的散文集子惊动了一大批文坛的大腕，诸如韩少功、李锐、蒋子丹、林贤治等，他们纷纷为之鼓吹。于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一位散文家”诞生了。韩少功他们所以如此隆重地推介刘亮程，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的文章写得漂亮（李锐：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显然对刘亮程面对世界的方式颇为激赏（李锐：刘亮程是在最平常、最平凡的农村生活细节中，舒展开自己深沉的生命体验的。这种平常平凡的生活随处可见，刘亮程从不强调自己的偏远和奇特。韩少功：我多年来想写的一种文字，被刘亮程写出来了）。刘亮程的文字很好，文字的内容及文字中所凸显的面对世界的方式，让我想起了沈从文，更让我想起了遥远的古希腊人。
生活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希腊人，因为“宁静，洒脱，坦诚与自信”（《西方美学史》吴琼著），成为两千年来人们追慕的对象，当时的希腊也成了后人心中的“人类的精神家园”，从而由历史的事实穿上了理想的、颇具“彼岸”色彩的外衣。这种被后人称作“希腊精神”的文化特征，用尼采的话说，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互辉映的结果。古希腊人在阿波罗的狄奥尼索斯的理智加狂欢的整合下，兼具了“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其实说到底就是，这时候的希腊人会过日子，懂得如何沉入生活的底层而不会沉溺，沉静审视又不致双脚跳离大地。遗憾的是，这种自足和智慧的生活方式被他们的后代弄丢了，几千年都没找到，即使是以人类灵魂为工作对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
21世纪初，我在刘亮程的文字里依稀看到了一个希腊人的影子。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为此，我试图通过对刘亮程的解读，展开一条知识分子通向古希腊的小道。
一 知识、理论、智慧和丰富的内心
一个人怎样才能“宁静，洒脱，坦诚与自信”？通俗的解释是，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知道该追求什么，又该放弃什么，同时在追求与放弃之间，保持一颗向上的平常心和为人的良知。能够清醒地面对世界需要一种途径，祖宗告诉我们：“人不学，不知义；玉不琢，不成器。”又告诉我们：“学而优则仕。”可见古往今来，惟读书获取知识为正途。知识分子由此而生。由读书而得知识，由广博的知识而形成理论，由对世界的渐深的理论认识，因其先进和通达而对生活卓有成效，谓之智慧。即是说，由知识而理论，而智慧，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渐入佳境的过程。这对知识分子并非难事。难的是，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心。所谓“丰富的内心”，我以为，就是内心能容纳整个世界，与之同生共存，眼中之山即为山，眼中之水即为水，心中是一个本体的世界，本体的花鸟虫鱼，本体的风雨人物，能听到这个世界真切的呼吸和哀鸣，能够作为与对方平等的一个生命去体会另一个生命的生死荣枯，和生长途中的忧喜悲欢，能够率性而为，随意歌哭，给自己一个活脱脱的人。由此我以为，知识之上是理论，理论之上是智慧，智慧之上是丰富的内心，还世界以本来面目，弃了机心，绝了人为的俗虑，留下最根本的东西。
但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往往到了智慧的殿堂就开始止步，他们被思想拖累，总以被知识抽象过的眼光去打量世界。当他们面对一朵花，一个流浪汉，一个转过脸对陌生人笑的哑女孩，心中浮起的不是一个个活泼的生命，而是凌空蹈虚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他们对生命无动于衷。一个忽视生命的知识分子，像离开土地的高粱一样让人生疑。正如刘亮程所说：“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几乎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有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知识，勤奋、文字表达都到家了，却最终没写出半部像样的东西。可能这些条件并不能更深切地接近生存，反而阻碍了他。”而对刘亮程来说，二十多年来在田野和炊烟里转悠，彻底地面对了“一个村庄”，他懂得了：“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理解了众生才会坦诚自信，见惯了生死才能宁静洒脱，由此深刻，实现了对生存的超越。正因为此，蒋子丹才说：“（刘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种从容优雅的自信，是多少现代人已经久违了，陌生了，熬长了黑夜搔短了白头也找不到的大才华。”
刘亮程提到了“生存”，这是他从事文学的惟一武器，但是生存着的知识分子恰恰忘了这一点，他们只为“存在”而生。
二 存在与生存
像魏晋的士大夫热衷于谈禅，现代的知识分子们热衷于存在，对生存深为不齿。原因不外乎，存在直接与“精神”、“终极”一类宏大的字眼搭上了关系，而生存仅是柴米油盐等一地鸡毛的勾当，那是体力劳动者的活儿。刘亮程自称是个农民，扛一把铁锨上了文坛，把一个叫“黄沙梁”的村庄搬到了纸上。他的“全部学识就是对一个村庄的见识”。黄沙梁只有生存性的问题，一个沙漠边缘的偏远小村显然不是培养哲学家的沃土。刘亮程的眼里只有阳光和风（《那时候的阳光和风》）、黄昏（《永远一样的黄昏》）、猫（《最后一只猫》）、狗（《追狗》、《狗这一辈子》）、树木（《我的树》、《树会记住很多事》、《我认识的那根木头》）、蚂蚁（《两窝蚂蚁》）、麦子（《野地上的麦子》）和虫（《与虫共眠》），琐碎至极，卑微至极。在黄沙梁里，精神缺席，宗教缺席，终极关怀缺席，彼岸缺席，中东战争、世界和平和WTO统统缺席。刘亮程硬是在这些小东西上做大了文章。他长久地盯着它们看，像凝视自己的兄弟姐妹，“把人间的不平，历史的蹂躏统统放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让生命浸漫到每一颗水滴，每一丝微风之中”，与之休戚与共。当人们把一匹马称作牲口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生命，悲悯，平等，猜想“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所以他发现了我们很多人永远都无法发现的秘密：“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它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呆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人畜共居的村庄》）在我们跑步进入人工搭建的城市文明时，刘亮程一个人留在了村庄里转悠，成为20世纪最后一个“自然之子”。像梭罗之于瓦尔登湖，沈从文之于湘西，卡夫卡之于城堡，刘亮程守着他的黄沙梁，操一把铁锨认真地看着每一粒活泼的生命。
生存越来越为人忽略。“除了书本，我们已越来越不懂得向生存本身，向自然万物学习了。接近生存在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蒋子丹说：“刘亮程不为他人和前人的知识观念所囚，在文化时尚主流之外，另辟一片天地，没有任何一点与都市人形影相随的焦灼和烦躁，身边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动静皆可成诗。”
许多人皓首穷经企图阐释这个世界犹未可得，刘亮程却曲径通幽，仅凭一个村庄就直接打通了与世界的关口。或许正如他所说，“任何一件事物上都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基于生存，他发现了存在，而“对一写作者来说，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本身对他的教育”。这一观点，是否对传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野的颠覆？
三 形而上与形而下
我以为长久以来，我们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划分存在问题。习惯上把奔向哲学和终极的精神上的东西归为“上”，而把散淡日常切肤可感的东西归为“下”。“上”“下”之分关乎“大脑”，但对我们来说大概更关乎内心。窃以为“上”与“下”应是针对内心而言。当一种东西抵达我们内心，让我们的灵魂战栗，我觉得它就与我们的精神息息相通了，与我们的精神和存在是一致，它就是形而上，不论它采取何种方式，是抽象还是形象，是一段哲理，还是俄罗斯的“一片美丽而高远”的天空。
曹文轩在长篇小说《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一文中举了一个事例：“一个人轻生，任何思想说服，也许都无济于事。但如果这个人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边的云彩下走过一个天使般的红袄小女孩，也许会觉得世界很漂亮，活着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会放弃轻生的念头。颓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场上，正是看到了一片美丽而高远的俄罗斯天空后，重又获得生存的勇气的。”
在这里，思想毫无作为，真正打动垂死者让其再生的，是触目惊心的生命和美，而大美无言。坚持着“生存”立场的刘亮程遥遥呼应。他在《寒风吹彻》中，叙述了他遇到的一个被风雪冻死的人：
一个人最后的微弱挣扎我们看不见；呼唤和呻吟我们听不见……他的身上怎么能留住一点点温暖呢？靠什么去留住。他的烂了几个洞，棉花露在外面的旧棉袄？底磨得快通、一边帮已经脱落的那双鞋？还有他的比多少个冬天加起来都要寒冷的心境……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故事。当一个人的心境过于寒冷，我们无法温暖，当我们的炉火对贫寒一生的人微不足道，当我们面对一个生命行将逝去又拉不住他的手，将是怎样莫大的悲哀！还有什么比挽留一个生命而无能为力更重大的形而上？刘亮程曾给永恒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物还在。”在这个定义里，我看到了人的生命是如何被一块麦地，一堵院墙，一片篱笆拖垮的，而形而上的定义里没有生命的痕迹，只有一支端端正正的文字的小分队。
形而上里没有人，形而上是针对世界而言的，而人是整个世界的集合。在刘亮程的人畜共居的村庄里，人与畜的命运相连，人与草木小虫的命运也相连。以一己的灵魂交通另一个灵魂，颤抖时一块儿颤抖，飞升时一起张开翅膀，生活因此祥和和激动人心，坚持了人类活下去的欲望。当人类歌哭的时候，作为精神先锋的形而上它在哪里？
四 学院派与野狐禅
这个话题由刘亮程的文字引起。刘亮程的文字平易好读，叙述为体，议论为用，写的是家常事，说的也是人人都听得懂的家常话，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通俗的行文中传达出天地间的大道理。这让人想起学院派风格来。据说早有人对之提出了批评：学院派已经僵死。大意是说，学院派有着一套顽固的规矩，说话务求像神父登上讲坛，板着面孔布道，说一些只有上帝和他自己才听得懂的梦话。或者竟连神父也不如，神父还多少带些感情色彩，学院派学者是榨干了水分，每一个句子都硬邦邦的，像搭上通往精神王国的梯子。我们不能将学院派一棍子打死，但的确有为数不少的学术在凌空蹈虚，远离民间，生怕哪一句话说得缺少理论品位。
我不敢相信有一种理论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就像我不相信有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我们的生活一样。解释生活的要靠生活本身，形象的，体验的，情感的，切肤的，痛彻肌髓的。学术可以对之归纳总结，推理和演绎，但知识不要把水一样的世界固定在一个冷冰冰的模子里，造出一个大家都认为毫无意义的怪东西。相反，却有一大批柔韧可感的文字和思想，显示出了无可替代的真价值，这大概要归入学院派鄙弃的那一类了，即“感性”的学术。比如罗兰·巴特的随笔，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比如残雪的对卡夫卡、博尔赫斯、莎士比亚、但丁和《圣经》的解读。若度之以篇末参考书目的数量和语言的抽象程度，此类文章只能流落到学院门口的大马路上了，但恰恰是这些文字在触动我们的神经和灵魂，它们已经被保存或终将被保存。因为他们是用心写，而很多人是用脑袋或者手指写。
1999年王蒙在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他的写作较之科班出身的作家，只是“野狐禅”，没什么理论的禁忌，只图个口笔的痛快，发一发自己的真声音。多么难得的自在和真声音！王蒙式的赏心悦目的“野狐禅”之于中国文坛，想必是越多越好了。知识源于民间，理当回到民间，在民间融合升华，于生存有所裨益。但满目所见的学术玄言般高高在上，钻女人到底是否三寸的金莲的鞋尖，吾未见其明也。既已不能根植于民间，定然也难返回民间了，他们的双脚拔离大地。尴尬已经暴露，学院派的大门依然紧闭。
这是一个面对世界的方式的问题。面对世界归根结底是面对生存，正如关注存在形而上最终是为人类活得更好。离开土地丢掉根的树木是不会知道自己能长多高的，我们的目光却高高越过自己的头顶，把自己置于上不能顶天，下又不能立地的景况里，我们会把自己变成不会感动的瞎子。
刘亮程有首诗说：“生命是越摊越薄的麦垛/生命是一次解散/有人走过你的一生没遇到你。”这是多么可怕的结局。古希腊人能够为人类世代垂范，无非是他们深入生存，认真地活得自然些、放松些、淋漓尽致些，活得更像个“人”些，把所有的生命都看在了眼里。这种生活的本领到了我们的手里失传了。20世纪末一个叫刘亮程的中国人，以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再次提醒了我们，古希腊的火种还可以重放光芒，若是再错过，我们将会在每个所剩无几的时光里徒然浩叹，羡慕一个名叫刘亮程的人把一个村庄看得那么仔细。
本文来源：《当代文坛》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