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教授

摘要：书读得越多，越深切感觉到，读书是自己的事，别人帮不了多少忙。

　　读书无诀窍

　　出外讲学，最怕人家问如何读书。面对众多学子热切的目光，你不好意思瞒天过海，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又不敢插科打诨，顾左右而言他。偶尔有一两次，挺起腰杆讲老实话——读书实在没什么诀窍，本人也无经验可供传授，结果招来一片不满之声。每个稍有成就的学者，都能总结出个一二三四，以为后学津梁，为何唯独你两手空空？

其实我也有过传授“读书经验”的经验，只不过近年参透其中的奥妙，不敢再放言高论而已。

记得第一次演讲如何读书，是在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家住在大山脚下，只好就近入学；周围的同学都得帮父母干活，自然数我这专职读书的成绩好。那次演讲据说效果很好，讲稿还被学校刻印并广为传播。除了父母都是语文教师，鼓励课外阅读，故旁采杂收，不以读书为苦，真不记得还胡说了些什么。放在今日，此乃常识，没什么好吹的。可当年讲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至于如何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并非工作重点。

我的“演讲生涯”刚刚开始，便因政治变故而戛然中止。紧接着的“学毛选，讲体会”，声势浩大，且持续时间很长。这回轮不到我上场，原因是既非“苦大仇深”，也不“根正苗红”。幸亏没凑上这个热闹，要不，养成那种时尚的读书法、演讲腔，日后还真难改邪归正。不能说那不是读书，只因过分讲求“立竿见影”，难免蜻蜓点水，而无实事求是之意。事隔多年，此类“活学活用”的“读书”与套话连篇的“演讲”，并未完全绝迹，每当猝不及防迎头碰上，我便哑然失笑，赶紧退避三舍。

作为“文革”后的首届大学生，七七级因社会阅历丰富、求知欲极强而被普遍寄予厚望。尤其是刚从中学直接升上来的学弟学妹们，对七七级的大哥大姐们颇为崇拜。于是，有了我关于读书的第二次演讲。那时胆子真大，居然侃侃而谈，骗得一片叫好声——若干年后同学聚会，还有人提及我当年的“高论”。那次演讲中，最受欢迎的是质疑传统的金字塔读书法，建议像农民挖树兜那样，确定目标后，根据诸多树根的走向阅读、思考、开掘；而在某一领域里只要连续挖上几个树兜，相关知识就能联上网。这种读书法，比胡适的“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更加切实可行，而且效果显著，只是弄不好很容易变成林彪提倡的“带着问题学”。七七级“大”学生有独特的生活经历做底，且时间紧迫，如此读书，不失为取巧的一法；但这未必同样适用于年龄尚小且前途远大的学弟学妹们。这也是我以后不太愿意再胡侃如何“挖树兜”的原因。

十年寒窗，赢得自由自在读书的权利，好不高兴。可一旦为人师长，便有义务介绍“读书经验”。这时候，我反而变得胆怯起来，深怕一言不慎，误人子弟。不敢教人读书方法，谈谈自己如何读书，总该可以吧？拗不过朋友的好意，90年代第一春，我写了篇《我的读书生活》，谈“读书之用”、“读书之时”、“读书之地”。“读书之用”，虽略带自嘲，其实挺真诚的。文章发表后大获好评，但没想到家乡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托人带话，告诫我读书乃“正事”，不要“戏说”。这可真让我为难：世人所期待的“正言谠论”，实在非我所长；讲点切身体会，又因其不合时宜，而被人误断为“没正经”。

此后，书读得越多，越深切感觉到，读书是自己的事，别人帮不了多少忙。身为教师，说这话，近乎拆自己的台。可这并非故作高论，而是认定读书一事讲求的是自得；世上有值得倾听的读书甘苦，但无可供传授的读书诀窍。我能讲清楚自家的经历与困惑，至于对听者有无帮助，说不准，那得看各人修行。你我都有关于读书的切身体会，但别人的体会只适应于别人，再好我也无法拷贝。听“成功人士”讲读书，唯一的作用在于引起读书的兴致、勾起见贤思齐的愿望，以及促成认真的自我反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本文来源：《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