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主要给艺术学生讲演，从来没跟非艺术专业的军人、医生交流过。主办方让我讲讲“人文”，我很茫然。人文是大话题，容易空。讲什么呢？

我跟军人有渊源。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军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参加过抗日，也参加过“剿共”，在淮海战役打了败仗，被俘虏了。他属于邱清泉兵团，打败他的呢，是解放军二野还是三野，我忘了，但其中有个军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我的岳父，山东人，打打打，一路打到南京，打到上海，因为懂点文化――原来是中学老师――就做了工程兵参谋长，好像是这样一个职位。淮海战役包围过邱清泉部，所以当年我爷爷败给我岳父。爷爷后来逃到老家广东，共产党一路打到海南岛，他就到台湾去了。

当然，我爷爷从来不可能见到我，我也不可能见到他。直到1989年，我才有机会从纽约到台湾去看他老人家，当时他已经过了80岁了。第二年，我父亲作为对台办干部，被批准到台湾，把我爷爷给拽回家乡，得到善待，在那里终老去世了。

所以，我跟军人有这样一层关系。

我是1982年出国的，对岳父母那个家的印象，全都穿着军装。11年后我第一次回国，非常怀旧，拼命找过去的事物。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现在还背着“军挎”，我插队、上学、出国，都背着这样的包，一直用到现在。我女儿也背一个这样的包，在纽约跑来跑去――我回中国非常失落，尤其到我岳父家，更失落：都不穿军装了，马路上看到军人，军装和过去完全不同了，就像你们这样，配肩章之类，帽子样式全变了。

现在对着你们这一代新军人，我只好一路上拼命想出点新话题。

我呢，是“文革”一代人，老知青，插队8年，出国又是“洋插队”，整整18年――我说我是知青，没有夸张的意思，什么叫做“知识青年”？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我的学历实际上是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之后我勉强上过两年初中，数学、语文课都没有上过，就是参加批斗老师，参加游行，参加劳动，混了两年就和几十万知青到农村去了，从此再没上过学。等到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已经25岁，忽然变成研究生，让我填写学历，我就填小学毕业。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填，你是同等学历，但我坚持这样填。结果很有意思，到2000年，我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用，又要填学历，我仍然坚持说：我小学毕业。表格栏目有个空格，要你填写谁为你的学历作证。我犯难了，怎么办呢，就填了一个领导人的名字。没有“文革”，我们就会上学。但我要告诉大家：我不喜欢上学。“文革”初期曾宣布：不上学了，闹革命了，孩子们高兴坏了。你们大概不一样吧，反正我不是个读书人，叫我讲人文，很奇怪的事情。好在市面上现在奇怪的事情非常多，我也来这么小小地奇怪一下子――跑到301医院跟诸位硕士生、博士生讲所谓“人文”。

今天主办者准备了我这些年写的所谓的“书”，其中一本叫《多余的素材》，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彼哉》，“彼此”的“彼”，“呜呼哀哉”的“哉”。里面写我遇见一位意大利人，是意大利驻中国商务代表，他推荐我看《四书五经》，推荐《论语》的好几个不同版本，弄得我满头出汗，羞愧难言――我是中国人，他是意大利人，我当时四十多岁，他才三十出头，可是他能够用中文在各种版本的《论语》上作注解，我很感慨，写了这么一篇散文。为什么叫做“彼哉”呢？这话的意思，古语就是“他呀”！孔子说起某人，看不起他，就说“彼哉、彼哉”！

我呢，就是孔夫子看不起的那个人，没学问，可是来谈“人文”，很讽刺的。

我也没教养。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关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我喜欢逛古董店，最近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就说实话了，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脖子，非常非常难为情，耳朵都热了，想起小时候。我小时候经常被大人训斥，训斥的理由不是顽皮捣蛋、翻墙砸东西，而是没礼貌。所谓没礼貌，不是你不尊敬人，是你不知道尊敬的方式。我相信很多人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你小时候、你年轻时不礼貌、调皮，甚至粗鄙，情有可原，尤其在那么一个粗暴荒凉的时代；可是岁数大了，今年我虚岁53了，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

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可是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现在我想咱们可以说下去：今天，我们的所谓“人文”状况，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普遍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很冲突。一方面，在我几十年记忆中，中国的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大家知道，我们经历过30多年的贫穷、愚昧、政治动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是非常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国家强大了，经济增长全球最高，年轻一代越来越知识化、现代化、国际化。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想象中国能够达到今天的成就。可是呢，也是因为这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什么问题呢？总括来讲，就是全国上下，大家都同意，我们的人文素质发生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

刚才说了，“人文”是个大题目，容易说空。比方说我们经常在各种文本上看到这句话：“我们要发扬人文精神”。我不会说这句话，这是句大话、空话，就像我们当年一天到晚说“革命精神”之类。现在，从政府到民间，没有人提“革命”，为什么？因为国家付出了几十年的代价，知道那是一句空话。可是今天我们忽然要提“人文”，以我对“文革”的记忆，我会警惕：又是一句空话！

“人文”这两个字，汉语原来没有的。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什么叫“人文”？

“文人”，我们知道是指所谓“读书人”，反过来，“人文”是指什么？是什么意思？（台下某同学回答：“人文是指精神。”）可是“精神”也是一句空话，也应该追问――什么叫“精神”？你跳到水里去救一个人的命，是“舍己救人”的“精神”。好的，可是“舍己救人”的“精神”跟“人文”有什么关系？今天要是哪个人干了件善事，我们就说：他这是“人文精神”，挺大一顶帽子――据我所知，“人文”这两个字，中国的古文有过，叫做“人文化育”，但并不指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文化”这个词，古语里也没有的，是19世纪从日本挪用过来的――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开口说话，有一些词语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日本的西化过程创造了很多新词汇，比方大家将来出去当干部，“干部”这个词就是从日本来的，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全都是日本过来的。包括医学上大量词语，都是日化的西语――“人文”这个词，实际上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就是我刚去过的那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国。

文艺复兴以前，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世纪，上帝顶要紧，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罪人……到了文艺复兴，所谓“人”，所谓“人的价值”，抬起头来，简单说，就是世间一切，人最重要。

文艺复兴有一件标志性作品，就是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大卫》，全裸体，还有波提切利，画过“维纳斯诞生”，也是全裸体。他们以上帝的名义来画凡界的人，或者说，以凡界的人的样子，来画传说中的神――人觉醒了，一切以人为本。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从意大利人文主义那儿借过来的。

但“人文”包括的事物太多了。文艺复兴是个物理、天文、哲学等大发明时代，人类忽然跳跃着进步了一次，它泛指所有学科、所有学问，总起来，叫做“人文”，叫做“人文主义”。

按理说，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教育，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和所有学科知识，我们差不多都掌握了，都在传递中，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提人文教育？要提人文素质？我回国后一直不明白，什么叫“素质”？都说“这个人素质太差了”，我不太懂，然后又听到全国在搞人文素质教育，我也不太懂，这句话在我出国前不流行的。

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老的字，叫做“教养”。我知道我既没知识，又没教养，所以我对没教养的事情，特别敏感。刚才在罗马那个例子，我现在正在做老师，这是很丢脸的。

教养，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句话，源远流长。这个“养”字，是要时间的，一个孩子养大，一条小狗养大，都要时间。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叫“人文与教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的教养，是慢慢养成的；一是你失去教养，是历史慢慢形成的。我特别注意后者：几十年来，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些国民失去了教养，而且是起码的教养？

“人文”，指的是整体状况，我可以说：在座所有同学的人文状况怎样怎样，但我不能说：你这个人的“人文”有问题，这话是空的；但“教养”指的是私人状况，很具体，涉及每个人。譬如这位同学有教养，那位同学缺乏教养……一个国家整体人文发生问题，我想，首先是许多个人的教养发生问题。很多人都缺乏教养，总起来看，很可怕！

今年年初我辞职事件被媒体渲染时，电视里公布了我的批评。我说，现在大学的教育，大学培养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有专业、没理想”，套用今天这个讲题，就是说你有地位、有学位，但你不一定有教养。

我们随时看到很多很有地位的人，比方说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但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是个例子。现在说个别人的例子，是别人对我没教养。

怎么没教养呢？就是我在学校里走，有人认出来了：“喔，你是陈老师”，跑来跟我说话，这不奇怪。可我有一次在厕所里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非常帅的小伙子，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在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他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那样没礼貌，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子对一个长辈说话――我的年纪好歹可以当他爹，而且我是老师，还是他尊敬的老师，是他想要合影留念的所谓名人，可是他这样子跟我说话。

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种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但一上来就拍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

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脸熟”――这就是没教养。

20世纪90年代有个案例，具体哪年我忘了：美国爱阿华州，一位中国留学生枪杀了他的三个老师，还有他的一个中国同学。当时这是大新闻。他名叫卢刚，在中国是天才班培养的，成绩优异，很年轻就出国，攻天体学，很尖端的学问。矛盾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他和另外一个天才学生，温州人，农村出来的，两人都在爱阿华州大学修天体学，都师从同样的导师。但是呢，卢刚没得到奖学金，另一个同学得到了，卢刚没得到他要的分数，另一个同学得到了，他忌恨同学，也忌恨老师。他带了手枪到不同的教室，把几位老师一个一个打死，很从容，也把那位温州同学打死，总共打死四个人。当时老师躲在课桌椅底下，恳求他，他很冷静，一枪打死一个，开车逃走，当然，他很快被抓住了。

事情发生后，美国非常痛惜，并不是痛惜他开枪杀人，因为美国经常发生校园枪击案，隔三差五会有报道，这是美国的老问题――美国痛惜什么呢？在全世界研究天体物理方面，一共有6个最顶尖的教授，现在有3个没了，五六十岁左右，被打死了。在天体学研究中，近百年的累积，现在一半变成空白，失去了重要的研究者。

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中国正在健全法制，营造司法改进的环境。但一个国家只有法制是远远不够的。我在美国呆了这么久，亲眼看到果然是个法制严明的国家，太讲法了，讲得叫人受不了。可是法制不能解决所有事情，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法制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人的教养，人的行为规范。问题是，讲“法”，很清楚，讲教养，非常难。

再举另一个有关教养的例子。梁启超怎么去世的，大家知道吗？他死于当年协和医院的医疗事故：医生给他切错了一个肾，病情恶化，死掉了。这么重要的国师，肾给切错了，死了。可是梁启超怎么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请周围人千万别跟媒体说，不要公布。他说，中国老百姓刚刚开始相信西医，还有很多人在观望，旧观念还没转过来，如果因为我的肾切错了，社会上知道了，老百姓又会退却，不信西医，所以别公布。

大家想想，他是拿自己的命为现代化做牺牲。大家会说，这是他的道德、思想，这是他的精神，可我觉得这是教养。思想、道德是可以学的，可以放在嘴上说的，可是遭遇性命攸关的大节，教养装不出来。梁启超知道自己完蛋了，但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性命，这仅仅靠的是思想道德吗？

刚才讲到的留学生卢刚案，真正动人的是后面的故事，中国人听了，简直匪夷所思。

爱阿华区是个大学区，有将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卢刚案发生后，全体中国留学生和家属非常紧张，压力大极了：我们在别人国家犯了案，杀了人，出门怎么面对美国人？可是就在案发当天晚上，爱阿华州所有中国留学生家门口都有一封信塞进来，是当地教堂散发的，大意是说：“请所有中国人不要紧张，不要愧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请大家一起为死难者祈祷，为凶手祈祷。”

中国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学、上班，到了学校、公司，又受到美国同学和同事的口头安慰，然后教堂请中国人，不管你信不信教，都来参加仪式，原谅罪人，超度死者。

我们可以想想，这事发生在我们国家会怎么样？我相信政府会有理性，不见得失控、失态。但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道德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或者道德传统严重中断的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悲剧，你会见证二者的差异。

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文化断层，伦理也好，道德也好，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

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可是，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被反掉后，对中国是什么影响――我们亲眼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总之，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并不是“文革”结束就解决了，而是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和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当我到国外目击另一种文化生态，我痛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不能出现断层，出现断层，这个国家要付很久很久的代价。

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