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想当年创办震旦
记者叩问创办震旦事，相老人答：
想当年创办震旦，我因游历欧美回国，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这是理想！
事实是这样开始的，蔡孑民先生介绍来了二十四名青年，从这第一班学生，逐渐增加，形成学院。中间不幸挫折，幸而如今犹存。本来计划，分设文理等七科，这是仿照欧美大学良好的规模；希望慢慢的实现了！
当时情况，我虽年老，对就学的少壮青年，有时一块儿会食，有时一块儿旅行，关於学术和修养方面，我采讲学名儒师徒传授态度，常有机会做很亲切的恳谈。此情此景，亦一乐事！
青年学子很值得我们爱护的。譬如，他们请愿，说“古拉丁文是欧文之祖”，我允许和替他们讲，因此我编了《拉丁文通》。可是我也曾经说明，学会了近代英法语言更切实用。
记得有一位好学的，向我请教，说过：“中国文字难认识，却易写，是不是？”我很以为然！你以为何如？
我年愈老，事多忘了！在想念中，当年震旦和复旦的老学生，每一个都满意求学，现在服务国家社会；期望他们，不负所学！
谈起蔡先生，我还很记牢，震旦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时，我特指点在会场中的孑民本人，介绍给来宾和学校同人，表示应该铭谢！
从震旦到复旦
我教了二十四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於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於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Akademie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我们当时以为这样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藉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
一、崇尚科学；
二、注重文艺；
三、不谈教理。
不过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其中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复旦初办的时候，经济非常艰窘，校址又没有。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周玉山之所以如此慷慨，还是李文忠的一点关系，因为周氏本是淮军出身，我们弟兄也与淮军有关系，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假使当时两江总督是李中堂，那他对於我们的学校更要大大地帮助，文忠之豁达大度，信人不疑。（当时阁臣疆吏中实无第二人，曾、左都未免书生之见，与三家村的态度，胡文忠局度恢宏，然而天不永年，中道捐弃，可惜！）他於愚弟兄所创办的学校，定然另具一副眼光相看。
我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先生荐给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到今，还是他在那儿维持。
记者按：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的教育要算是很注重科学的，且校风也很朴实，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能以卓然自立，而对於学术上有贡献的，亦颇不乏人，这不能不归功於马相伯老先生的贤昆玉荜路繿缕，艰难缔造，与夫循循善诱，启发奖进之力。且他们对於学生修身工夫，又能以身作则，树之风声。这一点实足为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唯一好模范，不徒其学术足以诲我后生也！今之办学者徒以敷衍塞责为是，不然则视学生为奇货而以学校为商场，粗制滥造者有之，以伪相欺者有之，平日师弟之间，痛痒无关，彼此相视，殆如秦越，又安能望其他？闻先生之风，其亦知所振奋乎！
一九三五，十，三一。
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却从拼音字母教起，使他们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国语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却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狭斯丕尔等等的著作，给学生讲习，藉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而且他们当我创办震旦时，都若即若离的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於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於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我因以上种种关系便毅然毅然地离开震旦，组织复旦，我前次已经说过。复旦开学未几，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经过了一次“光复”，复旦学校被军队占据，大家就带着全校学生跑到无锡，暂借李汉章的祠堂做校址。我好多年不上家乡的茶馆了，在无锡时，又常和二三友人在茶馆吃了几次茶。说来也很奇怪！无锡那时的茶馆，楼上楼下都是满座，但楼上从楼板缝里看楼下看得逼清，楼上人一行动，楼下的茶棹上便灰尘遍处，然而大家都安之若素，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我那时看了这种情形，便万分不耐，於是感慨万端。幸而我们在无锡住了一个月光景。革命后，我们又把学校搬回上海。回到上海没有校址，於是我就写了一封呈文给江苏都督庄蕴宽，请他把李文忠公祠拨给复旦做校址，庄很好，马上批准了。李文忠公的儿子伯琴先生对我大发其少爷脾气，说我不该强占文忠公的祠堂。我答道：并不是我强占它，而是庄氏批准的。同时我允他：凡於纪念李文忠的碑记，塑像，牌位，皆丝毫不动，一律保存。大家也很能尊重我的意思，一直保存到今。复旦在中国的教育上，总算尽了相当的作用，用李文忠祠堂来做它的校址，不但不辱没李文忠，实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於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我处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横，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等等。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得了。
一九三五，十一，一。
文字来源：《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