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科学家、教育家

　　烦闷与大学教育

　　——在南开大学第十一次毕业式演说词

　　我常常听见说，一个学年终了的时候，是学生们感觉烦闷的时候。烦闷的原因不只一个。大约说来，有属于季候的，如春天到了，有所谓春病（Spring fever）。有关于学业的，如年终大考到了，有考试的麻烦。有关于出身的，如学校毕业以后升学或谋事的困难。有关于时局的，如五月间纪念的日子特别的多，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的难过！那末，烦闷是和大学教育分不开的吗？大学教育可以有解决烦闷的可能吗？照上面的说来，烦闷的原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时季的，如所谓春病考试等是。一类是非时季的，如关于职业及时局等等是。在学校以内，未毕业的时候，感到时季的烦闷多些，既毕业的时候，感到非时季的烦闷多些。所以大概说来，解决第一类的烦闷，是学校以内的事体，而解决第二类的烦闷，却是学校以外的责任，那便是说，每人都负有责任，连感觉烦闷的本人也包括在内。

　　解决烦闷有什么方法，这大约今天到会的人所急要知道的。我不敢说自己有什么巧妙的方法可以解决烦闷，但我可以单简地把我个人对于烦闷的见解说出来请大家指教。

　　我以为烦闷是生物生长过程中必不能免的一个现象。一棵树木，春夏发荣滋长，秋冬叶落枝枯，这秋冬的生气閟藏，就是树木的烦闷时期。不过树木的生长，却不因其叶落枝枯而有间断。我们若把一棵大树的切断面拿来看，可以看出它的一年一年的生长轮。在它的生长期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某年因天气的特变，它的生长受了防碍，这也可以说是它生命中的烦闷。但只要生长力充足的话，它一定还可以继续生长，绝不因为一点烦闷损伤了它的未来的远大。因为树木不会说话，我们不曾听见它们发出什么叹息，闹些什么解除压迫的运动，可是我们相信生理的原则是一样的。人与国家同是有机体的生物，在他的生长过程中，必定有一些烦闷的时期，这些，宁可说是当然的现象。不过人与国家与其他的动植物不同的所在，就是动植物的烦闷，完全听命于天然，而人与国家的烦闷，却有几分是由自己的力量造成的。因此，解决烦闷的方法，也有几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这可以说是人与国家超出一切动植物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人与国家不幸的地方。

　　拿这个眼光来看当前的国难，我们似乎用不着什么特别的惊惶。因为我们只要检查一下六百年来的历史，便晓得我们受过比眼前所受还要厉害的外患，已经不只一次了。至于中国历史的局面，可以拿孟子的两句话来包括，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最近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李四光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孑民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在这篇文章中，他得到了一些很有趣味的事实与结论。他的方法，是把历史的年代作横轴，历史上每五年内战的次数作立轴，把两轴中所得的各点连结成各种曲线。结果他找出每隔八九百年，历史上便有一个治乱的循环。例如，由秦至隋共八百二十年为第一个循环，由隋至明初共七百八十年为第二个循环，由明至现今共约六百年为正在进行的第三个循环。在这三个循环之中，凡内战最少的时期，便是隆盛时期，如西汉、初唐、北宋、明清的初年是。反之，内战最多的时期，便是衰败的时期，如汉以后的东晋六朝、唐以后的五代、宋以后的元和明清末直到现在是。我们若承认这个历史的循环实际的存在，并且还在进行，那末，我们可以看出眼前的历史，正在衰败的时期中；太平天国时代和近二三十年来继续不断的内乱，便是造成这个衰败的大原因。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眼前的历史和宋明两朝的末年，有一个不同的所在，那便是现今世界大通，各种造成历史的新势力，在三百年以前或六百年以前所没有的，现在都在那里很有力的活动。我们处于这个时代，应当是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的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我们正在自顾不暇的时候，偏遭了无理的邻人来和我们大捣其乱。喜的是眼前有不少新势力的发见，即使治乱的循环果然存在，我们此刻也有打破的可能。而这些新势力之一，就是现在的大学教育。

　　这一句看似重要说来仍甚平凡的话，我晓得诸位听了必定不免失望，说区区大学教育，那里能影响我们目前严重的时局或改变历史的方向。我想这个看法，不免有自暴自弃的嫌疑。我们不见最近国联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不是把近年中国的一切新局面都归功于我们的大学教育吗？（The Universities have Made What China is to-day）自然，这句话应当加以相当的修正，才能合乎实际。譬如说吧，我们的大学教育，并不含有军事教育在内。如其现在的军人都受有大学教育，我敢说，中国的局面大约不是目前的样子！

　　大学教育何以能有打破历史循环的力量？我们曾经说过，凡所有的烦闷，都是生长史中的一个过程，那末，只要能够培养生长的力量，烦闷便可不解而自解。换一句话说，烦闷只好如树木之于冬天，用生活的力量来把它长过，不能用他种方法来把它避免。要培养生活的力量，第一要各个分子的健全。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可以做一个医生，一个律师，一个工程师，但你是不是一个社会的健全分子，还得待考。我曾经认识一个外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回国之后，便在北京（从前的）城南最热闹的地方僦屋居住。我问他何以如是，他回答说，因为于应酬上便利些。这样的心理是不是健全分子应该有的，希望大家评判一下。我又晓得一个留学生，在外国之时颇有一些电学上的发明，的确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才。可是回国之后，稍稍任了一点有财钱关系的职务，他便卷款而逃。这个人固然从此毁了，社会事业也不消说受了很大的损失。这可以证明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学问，于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古人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我们现在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后技能。第二，各个分子要能对于一个目的而合作。一个生物的发展，健全的分子固然重要，各分子间的合作尤为重要。设如一个人的身体，手不司动，脚不司步，胃不司消化，血脉不司营养，那末这些机官尽管良好，这个人的身体必定不能一天活着。人们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我们的东邻日本人，就个人说来，似乎都赶不上中国人的聪明伶俐，可是就团体说来，他们处处都比我们强得多了。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分子能合作而我们的分子不能合作的原故。这大约也就是我们偌大的中国要受我们小小的邻人欺凌的一个最大原因吧！设如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向一个较大的目的而通力合作的习惯，我们可以说他的大学教育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我们上面曾经说过，人与国家的烦闷有一部分是由自己力量造成的，因此，解决烦闷的方法，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力量所能左右的。我们希望社会上健全分子的增加，即是造成烦闷力量的减少。同时这些健全的分子能够通力合作，向着完成一个较大的较高的组织进行，那便是生活力量的增进。有了强大的生活力量，我们还怕有什么烦闷不能解除！

　　在此，我还要就便向今年毕业的同学说几句话。大凡一个生物的生长是要继续的。不长则死，不能中立。这句话在身体方面是真的，在智识方面也是真的。诸位在校几年，智识能力一天比一天不同，一年比一年长进，这是诸位的先生都知道的，也是诸位自己知道的。离开学校以后，诸位的身体当然还是一天一天的生长，这是无可致疑的。但诸位智识人格方面的生长如何，便大有问题了。职业的忙碌，（如其你得到职业的话），娱乐的引诱与社会一般风气的趋向，都可以使你渐渐离开学问的空气而趋向于平常庸俗的道路去。换一句话说，就是你的智识有停止生长的可能。这在普通的人倒也罢了，若是大学毕业的朋友，而让你的智识生命半途夭折，那就等于宣告你的平生事业停止上进。这不是一件最严重而值得我们的注意的事吗？要免去这个危险，我奉劝诸位毕业同学，不要因为离开了学校而离开你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你心爱的书籍，一个是你佩服的先生。你须知道书中的道理，等你到了社会上得到实际的证验，方才觉得明了亲切，而你的先生，在客厅中比在课堂中更能帮助你。最要紧的是怎样利用你的闲暇时间。西方哲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不在怎样的利用他的正经时间，而在怎样的利用他的闲暇时间。”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常常放在心上。

　　总结起来，我要再引一句古人的成语，说，“譬如行远必自迩”，我们要救人必先自救。我现在很恭敬的祝毕业诸君今后事业智识继续的长进，那也就是解除我们国家烦闷的一个方法。

　　文字来源：《独立评论》1933年第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