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
今日大学教育有一至要之任务，厥为政术与学术之联系。抗战期间，后方政治之重要，不亚于前线之军事，其理尽人所知。而抗战结束以后，百孔千疮，万端待理，政治事业之重要与其艰巨，更将十百倍于今日。而政治事业之推动与支持，则首赖于人才。人才之培养，系唯大学教育之责。抑政治事业，就广义言之，不仅于居官从政。社会各方面各部门种种事业之推动支持，均有赖于适当之人才。亦必俟社会各方面各部门事业均有适当人才为之推动支持，而后其政治乃有基础可以发皇。在朝在野，相得益彰。此项社会各色中坚领袖人才之培养，亦唯大学教育之责。而不幸吾国最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之精神，似未注意于此。
吾国最近二十年间大学教育所注意之点，举要言之，约有三端。一曰校舍之建设，二曰图书仪器以及卫生体育种种物质上之设备，三曰院系之展扩，教师之罗致，以及课程之增新。
首言建筑。举其著者，北自北平清华，南至广州中大，东自首都中央大学，中越武汉，西至成都川大，其轮焉奂焉，门墙之美富，宫室之壮丽，彰彰在人耳目，此不得不认为是吾国最近大学教育精神贯注之一端。然与艰难兴邦，艰苦卓绝，实事求是之旨，则不能相符。居移气，养移体，而今日国家社会所需之人才，则在彼不在此。
次言设备。其一部分图书仪器之购置，与第三项相关，又一部分则属于生活起居上之讲究，与第一项相关。若大学校舍之建筑，稍能因陋就简，不事铺张，则内部设备，亦自大可省削也。
第三项当为大学教育最高目的所在。然仅仅注重于智识之传授，无当于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识者讥之，谓此乃一种智识之稗贩。大学譬如百货商店，讲堂则其叫卖炫鬻之所也。抑就鄙见论之，即谓大学教育最高任务唯在智识之传授，而今日国内大学之院系析置，课程编配，亦大有可资商榷者。夫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目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中坚领袖人物，则仍当于曾受大学教育之学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
再进而一究各院系课程之编配，则其细已甚。更有甚者，国难以前，国内最负时誉之大学，莫不竞务于院系之析置，教授之罗聘，以及课程之繁列。一学系教授往往至七八人，课目往往至一二十门。而此等课目，则皆此等教授之专门绝业也。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于选科之外，又继之以选课。治文学者，或治甲骨钟鼎，或治音韵小学，或治传奇戏剧，或治文艺创作，亦复各筑垣墙，自为疆境。其于文学之大体，则茫然也。其他治历史哲学以往者，亦复尔尔。近人有讥中国教育为一种循环教育者，其意谓受教育者无当于国家社会之用，仅能循环不息，仍以其受教者教人。此亦浅言之耳。今日一大学国文系毕业之学生，即深感不能担负中学国文教员之重任。何者，彼之所治，乃专门绝业，如甲骨、钟鼎、音韵、小学、传奇、戏曲、文艺创作之类，皆非中学国文课所需。中学国文课所需者，乃一略通本国文字文学大义之人才，而今日大学教育，即绝不注意乃此。今日大学课程之趋势，愈分愈细，如俗所云钻进牛角尖，虽欲循环，而不可得也。
概括言之，今日国家社会所需者，通人尤重于专家。而今日大学教育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之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吾国今日大学制度之渊源，袭自欧美。读吾文者，必将以欧美大学制度为护符而生抗议。然欧美政治社会与中国未能尽同。必俟社会政治各色各部皆有中坚领导人才推动支持，撑得一局面，粗粗安定，粗粗像样，而后专家绝业乃得凭借而发抒。欧美社会政治各方面比较已有一粗粗安定像样之局面，而中国则否。故中国大学教育所当着意植培之人才，自当与欧美稍异其趣。且就学术而论学术，一门学术之发皇滋长，固贵有专家，而尤贵有大师。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今欧美著名大学之讲座，此等大师，往往有之。而中国挽近学术，一切稗贩自欧美，传其专业较易，了其通识则难。故今日国内负时誉之大学，其拥皋比而登上座者，乃不幸通识少而专业多。如此则将使学者不见天地之大，古今之全体，而道术将为天下裂。昔者庄生之所怖，行且再见于今日。况欧美分系分科之制度，亦已渐为彼中有识者所不满，而国内最近大学课程之变本加厉，则尚有非欧美之所能企及者乎？物极必反，穷则思变。其细已甚，不可为继。此今日大学课程之谓矣。
论者率谓大学教育，不当偏重智识之传授，即同时应注意及于学者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于是而有导师制度之倡议。然就鄙见所及，则今日教育部所欲积极推行之导师制，乃与现行大学教育根本精神扞格不相融。若仅求于现行大学制度中硬插进一导师制度，正如于现行全部大学课程中硬插进一门党义与一门军事训练耳。上下相蒙，视为具文，固无不可。真欲求其收相当之效果，则非徒绝不可得，抑且必得其正相反者。
私意以为现行大学制度，实有根本改革之必要。而改革大纲不外两端。一曰缩小规模，二曰扩大课程。请先言缩小规模。窃谓将来之新大学，应以单独学院为原则。其主干曰文哲学院，理工学院，其他如农学院，矿学院，森林、畜牧、纺织、渔业等诸学院，不妨各就需要，择地设立（其年限不妨较文哲理工学院稍短）。唯法律学院与医学院，应以毕业文哲理工学院或肄业二年以上者入之，与他学院不平行。每一学院之学生数，以二百人至四百人为限，最多不得超过五百人。次言扩大课程。窃谓每一学院之课程，应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更不必再为学系之分别。以文哲学院言，其课目应包括现有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各系之主要课目，而设立略通大义之学程。如中外名著研读，中国文学史，中西通史，及文化大纲，中外人文地理，中西圣哲思想纲要，政治学经济学大纲，教育哲学及教育方法等。并应兼习科学常识，如天文、地质、生物、心理学等各门之与文哲学科相关较切者。此项共通必修之学程，应占大学全学程二分之一以上。学者于研习此项共通必修学程之外，同时亦得各就性近，分习选科。此项选科之开设，一方就各学院所聘教授学业之专长，一方亦兼顾各学科之重要部分，为学者开示途辙。各学科之课程不必求备，各学者之选习，亦不必求专。要之大学教育之所造就，当先求其为通人而后始乃及于专家。而细碎无当大体之学程，则尤以少设为是。关于理工方面，笔者一无所知，不敢妄有所述。唯尝询之于理工方面之通人及有志青年，亦多病今日学校开设学科之细碎，与夫基本智识之不够。则其受病，盖亦与文哲方面略似。窃谓亦当如文哲学院办法，理工合院，不更分系，多授基本通识，而于本国通史及中西圣哲思想纲要二科，亦必兼治，以药偏枯之病。然必有为今日造就专家教育辩护者，其论点计必举实用主义为依旧。唯即就实用言，通人达才之在今日，其为用尤其于专家绝业。十数年来，学者争以文科为无用，而竭力提倡理科。彼不知一国社会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苟无办法，则其自然科学亦绝难栽根立脚，有蒸蒸日上之望。今自抗战以来，学风之变，激而愈远。投考理学院之学生，群然转向而考工学院。试问理学院无基础，工学院前途何在。若就文法学院论，则哲学系早有关门之势，最近文学系亦渐渐有追随哲学系而闭歇之倾向。稍次为历史系，较盛者为政治系，尤盛者为经济系。试问一国之政治不上轨道，经济岂能独荣。亦未有其国人全昧于已往之历史，而政治可以有办法者。亦未有其人绝不通文学哲学，而可以通史学者。仅以实用主义谈教育，必使学者专务于谋出路，寻职业，自私自利，只图温饱。而整个教育精神，亦必陷于急功近利，舍本而逐末。尝发狂论，谓学者竞舍理学院入工学院，更不如离弃大学而入汽车行之为愈。教育精神自有其大者远者，此则唯通才达识者知之，擅一才一艺以绝业名专门者，往往不知也。
若就鄙见所及，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之智识，交灌互输，以专门名家之眼光视之，虽若滥杂而不精，博学而无可成名，然正可由是而使学者进窥学问之本原，人事之繁赜，真理之奥衍，足以激动其真情，启发其明智。较之仅向一角一边，汲汲然谋学成业就，有以自表见者，试问由其精神影响其事业，其为用于国家社会者孰大。必学术丕变，而后人才蔚起。上述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之中坚领袖人才，可以推动支持一种事业，撑成一种局面者，殆将于此求之也。其有刻意潜精，愿毕生靖献于一种专门学术之研究者，则于普通学院之上复设研究院，以资深造。
若论人格之锻炼，品性之陶冶，此亦学业进行中应有之一项目。苟治学为人，可以绝然分为两事，则其学之与其人，亦居可见。依鄙论，大学有教授，即不必再有导师。若大学教育能有造就通才之师资，则其人格之锻炼与夫品性之陶冶，亦已一以贯之矣。更不必骑驴而觅驴，叠床而架屋也。诚使将来之大学，变为不分系别之独立学院，其校长与教务长对于全校四五百学生之生活与性情，必能熟悉无遗，因材施教，始有可能。而全校教授，最多亦不至超出二三十人之数，可由校长教务长斟酌尽善而加聘请。其学术行谊，精神意气之相投，较之今日一大学文法理工学院教授百许人相集合，牟牟然各不相认识，各不相闻问者，亦必判然有间。学者耳濡目染，较有轨辙可寻。教授之于学生，纵不能一一全识，亦必认得其十分之六七。（以不分系故）而学生之于教师，则大抵皆可全识，不致路途相遇，掉臂而过之。（以不分院故）所谓如家人父子然，以人格相感化者，不必在上者之提倡，而自有其境界。不然，如今日者，全校三四院，每院六七系。教授一二百，学生数千人。为校长者，能以权诈术数维持学校不闹风潮不罢课，已为幸事。学生如入五都之市，目迷五色，耳乱七音。教授之来也，如一沤之漂浪于大海，虽有深愿，莫知所施。非专门绝业，不足以撑门面；非标新立异，不足以耸观听。学风之弊坏既极，更何论于人格之锻炼，与品性之陶冶。
近人亦有目睹大学教育之弊病，而不能洞察其症结所在，遂提倡恢复宋明书院旧统者。然书院亦已陈之刍狗，非如海上灵方，百病皆效也。窃谓昔日书院旧制，虽有其特点，而近代大学制度，至少有胜于书院制者两端。一为讲堂授课制。原原本本，首尾条贯，表里精粗，无所不到。昔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窃谓今之讲堂制，苟遇良师，则一年授课，实胜如十年之勤读也。二曰课目分授制。各就专长，分门别类，兼收广畜，不名一师，实足以恢张智能，开拓心胸。较之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计。书院制所特胜于现行大学者，在其规模之狭小，师生有亲切之味，群居无叫嚣之习。若如鄙论，将来新大学以单设独立学院为原则，则庶兼二者之长，而无二者之缺尔。
今国难方殷，大学教育之缺陷，方更彰著。昔日各大学之建筑设备，大多化为瓦砾，荡为灰烬。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亦莫不因陋就简。学课之其细已甚者，渐不足以餍学者之望。较者亦苦于穷搜擗摘之无所施其技，而几于倚席不讲。因势利导，庶其在是。窃谓来日之大学，贵乎艰苦卓绝，而不贵乎铺张扬厉。贵乎实事求是，而不贵乎粉饰门面。贵乎淡泊宁定，而不贵乎热闹活动。规模不厌其小，而课程务求其大。所以作人才而培邦本者，其影响于建国前途实非细鲜。粗发鄙愚，窃愿邦人君子一商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