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报纸、出版业、新式的机器工业、银行业、新式教育，这五样东西代表了近代史上现代化的五个基本侧面。

　　这些文化企业、工业企业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出现，即甲午战争之后。他们这些人跟盛宣怀、更早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完全不一样。企业家不光是要在企业制度上提供给社会新的东西，而且在产品上、经营的理念上都要提供新的东西。

　　近代中国开始发生变化，由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产生了完全独立的民营企业。这也是近代跟古代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新式企业出现了。甲午战争之后展开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传统的科举读书人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

　　我国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无论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具有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在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阶层在很大程度是交叉、重合的，或者彼此关系密切。

　　蔡元培

　　张謇

　　梁启超

　　汪康年

　　张元济

　　一、清末民初产生了现代意义的新式企业

　　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车轮，一边是知识分子，另一边是企业家，这两个阶层都不是我们古老的农业社会固有的，不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自我生长出来的，只有到了近代，在异质文明冲击下产生出来的新阶层，这两个阶层大致上产生在同一个年代，也就是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

　　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这三十年可以看成中国史上第一次寻找改革的突破，主要推动人包括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但是那场改革失败了，标志是甲午战争，败给了日本。第一轮以洋务运动、追求船坚炮利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才会有第二轮的改革，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就是在这一轮涉及经济、社会、教育乃至政治改革的浪潮中产生出来的。在上一轮改革当中，先是有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这些企业有很多的毛病，腐败问题严重，官商盛宣怀在上海、苏州、常州那一带到处都有房产、当铺、钱庄，真正可说是富可敌国。他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本质上是一个官员。

　　在盛宣怀之后，中国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由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产生了完全独立的民营企业。这也是近代跟古代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新式企业出现了。我们往往把企业定位在一个方面，只把生产型的工厂看作是企业，其实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报社和出版社也就是文化企业。企业就是能够创造新产品、提供新元素给社会的机构，报馆和书局提供的是精神产品。如果只有生产面粉、面纱、钢铁才称作企业，这是非常片面的。报纸、出版业、新式的机器工业、银行业、新式教育，这五样东西代表了现代化的五个基本侧面。离开了这五样东西，现代化也就没有什么内容了。中国现代社会走到今天，特别在晚清民国时代，支撑它、推动它的主要就是这五个方面。

　　甲午战争之后，出版企业和这些工业企业的出现基本同步。在盛宣怀之后，1894年的状元张謇没有做官，在科场颠簸 27年，他在故乡南通创办了第一家企业——大生纱厂。这个企业从一开始就是股份制的，已经具有现代经济意识。张謇从一个传统的科举读书人转型为近代的企业家。与此同时，1897年有一批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学徒，外资企业的排字工人夏瑞芳等人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些文化企业、工业企业差不多在同一时代出现，即甲午战争之后。他们这些人跟盛宣怀、更早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完全不一样。企业家不光是要在企业制度上提供给社会新的东西，而且在产品上、经营的理念上都要提供新的东西。

　　有钱人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也不一定都是有钱人，真正的企业家往往不把钱留给子孙，而是回报社会，这是企业家的普世标准和精神，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讲清楚了，他们把赚钱看作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手段，而不是为自己的子孙积攒财富。中国最重要的企业家几乎从他们最初创业成功那个阶段起，就主动回报社会，投入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比如造桥修路、建图书馆、建公共设施等。

　　二、传统的科举读书人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

　　甲午战争之后展开的另一条线索就是，传统的科举读书人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以这样几个人作代表。蔡元培少年得志，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一路顺利，“一日看尽长安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选择离开朝廷南下办学，成为一个教育家。第二个代表是梁启超，他选择了另外一条推动社会变革的道路——言论报国、思想报国的道路，从推动变法失败到流亡日本，锲而不舍，成了转型时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政论家。第三个代表是张元济。他也是个翰林，跟蔡元培是同科举人、同科进士，他成了出版家。他本来前途光明，曾和康有为一起被光绪破格召见，也因为这个原因，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被革职永不叙用。他南下上海，被夏瑞芳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从此实现商人与文人的结合。第四个代表是汪康年，跟蔡元培是同科进士，但他选择的道路不是做官而是办报纸，一生都在办报纸，最后死在报纸上。辛亥革命发生后，57岁的他逃难时死在天津租界，那时他还在办报。第五个代表就是张謇，他们都有科举功名，最后成为报人、出版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这五个人可以代表五个不同的领域，他们就是中国第一代从旧式的传统读书人或者叫“士”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在这一代人身上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有人把张謇称为“儒商”，“儒商”这个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到了第二代知识分子，就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鲁迅、胡适、陈独秀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留过洋，或者是日本回来的，或者是欧美回来的，很少有土生土长的，如果有也是新式学堂出来的，新式学堂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到这些人才真正摆脱了传统束缚，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只有陈独秀参加过秀才考试，到他们的学生一辈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俞平伯这些人，已完全没有科举功名了。这些人的产生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阶层，两个车轮出现了。

　　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是很简单的，只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这个“商”不是今天所讲的企业家，而是农业社会从事易货贸易的人，他们不创造新的东西，不提供新的产品、新的精神元素，只是一个流通环节。一个企业家最重要的还不是有形的产品、厂房、技术、设备，而是背后推动它的那些元素，通常我们说土地、技术、资本的结合就可以创造一个企业，其实这样说太表面了，更具有根本性的是推动这三样东西变成一个企业的精神纽带、制度性的东西，而这才是最关键的。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两个阶层都不是本土文明自身的逻辑发展出来的，而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才出现的。所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不是中国原来就有的，完全是外来的概念。什么叫知识分子？各有各的说法，俄罗斯有个作家这么说，当你看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时，你的眼中就会有一种湿润的感觉，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在这句形象的话背后，它的意思是知识分子要来承担人类的苦难的，不仅要阐释这些苦难，为人类担当这些苦难提供解释，并且要立身作规范。

　　中国传统这一套价值体系到清朝以后不管用了，整个世界变了，中国没有变，中国之外已进入工商业社会。工商业社会的核心是契约，农业社会的核心是血缘，我们的农业文明是以血缘的纽带构成的，但是工商业社会流动性很大，靠血缘伦理无法维系。

　　西方社会很早开始契约文明，希腊、罗马那些地方都是靠海上贸易，很早就发展出了一套契约，人与人是靠契约为纽带的。美国早在立国之前就有《五月花号公约》，这是美国的奠基，然后才有《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宪法只不过是《五月花号公约》的放大版，可以说那两百多个字奠定了美国的基础，靠这几条规则就完成了一个国家的建构。人们相互之间的信赖不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而是相信一纸文书，只要签字了，就要信守承诺。

　　契约在中国不被看重，虽然过去也有文书，比如地契，但我们更看重的在地契上签字作保的那个人，那个人一般是地方的长老，是有社会声望的老人，跟大家都有血缘关系。这样的社会如果没有外部世界的冲击，按照正常的逻辑，变化可能要缓慢得多，会更晚地进入近代。但从明代开始，西方的传教士就不断地叩响中国的大门，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发现如果我们再不改变就完了，才想到根本的问题在制度上，要改变制度。推动这个制度改变的就是那批最早从旧式读书人向知识分子转型这些人，包括梁启超、张謇、张元济他们。

　　三、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交叉与重合

　　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无论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具有知识分子气。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但是在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两个阶层在很大程度是交叉、重合的，或者彼此关系密切。

　　荣氏兄弟荣德生、荣宗敬虽然只读过五、六年的私塾，却也饱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有很高的天分，而且一辈子都在学习。《荣德生文集》内容丰富，一个“江南首富”，最喜欢的居然是写字、写文章、读书，跟知识分子交往，好朋友往往是书法家、画家。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非常的安静、非常的传统、非常的农业文明，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完全现代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来的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后成了举足轻重的大银行，他一辈子坚持写日记， 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他想问题是知识分子式的，很哲学，很思辨。他对军阀、国民党有很多自己的思考。过了七、八十年来看，很多学者想不到的问题，他都想到了。那个时代的银行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有过深入的思考，能说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

　　“棉纱大王”穆藕初跟蔡元培、蒋梦麟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大力支助当时教育事业。其中，他一次捐五万大洋资助北大毕业生到欧美留学，他不参与任何运作，由蔡元培选人，胡适、蒋梦麟等帮助选。1920年他们挑选了六个人，包括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等学子出国留学，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都学有所成。

　　抗日战争来临的时候，国民政府派两个人去美国借钱，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陈光甫。他们两个恰好可以代表这两个车轮——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为什么要派他俩去？因为他们俩有信誉度，美国朝野信赖他们。陈光甫在美国有个绰号叫“中国的摩根”，胡适是杜威的弟子，美国学界甚至学界之外都非常崇拜他。他们借钱成功了，那笔借款叫“桐油贷款”，是用中国的桐油出口作抵押，“驼峰航线”运过来的大量战略物资，就是靠这笔借款，否则中国的抗日不可能在西南支撑八年之久。这是知识分子、企业家为中国的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读书人只有科举一条单一的出路，显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只能说是一个依附于权力的阶层，无法成为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19世纪末之后，由于新式企业的出现，特别是那些文化企业的出现，大学、中小学等新式学堂的出现，一个读书人可以不再去寻求做官、做记者、做编辑、做教师照样能生活下来。鲁迅选择了做自由撰稿人也可以生活。知识分子的产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经济上的相对独立，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一些新生事物——银行、书局、报馆、工厂、学校……的出现，他们才有生存空间。

　　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标志不是谁当了总统，谁当了总理，甚至不是国会、宪法，而是学校、银行、工厂、书局、报馆的出现，过去只有私塾、书院，学校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开始发生变化；银行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理财观念、用钱方式发生变化；工厂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消费品发生变化，打工方式发生变化，以前只有种地，现在可以去工厂打工，工人跟农民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出版社、报纸的出现，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标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因素。政治层面的变化比社会层面的变化要来得缓慢。

　　晚清到民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之间许多人都是同学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完全是对等的，他们的语言是一致的，他们的文化层次相当，相互之间在文化上气味相投，有共同语言，追求的社会目标也非常一致，容易达成共识。

　　所以，辛亥革命发生之后，并不全是因为革命党人用武力推倒了清王朝，而是立宪派——以张謇等这些人为代表的士绅阶层、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和受过新式教育的留学生共同把皇帝从宝座上摇了下来，这是一次相对温和、有节制的有限革命，把革命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没有无限放大到文化、社会层面。1922年、1923年，上海总商会与江苏省教育会召开的商教联席会议，及他们推动的“国是会议”，也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两大阶层联手的一个范例。

　　在这两个新兴社会阶层能够发挥作用的时代，他们还可以对权力构成制衡。那个时代掌权阶层对社会至少还有表面的尊重，权力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跟政权之间还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而不是依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