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传统,最厉害的还是在先秦,春秋时代到了尾声。用一个比喻,这是历史舞台上最后一次盛大的演出。那些有高贵精神的人,对自己人格有期许的,都在春秋的大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所以那时候出现了很多君子。后来不是说没有君子了,而是说,比起科举制带来的这种官本位影响来说,就更加个人化,小圈子化,不再成为一个社会的传统。
余世存认为,在中国,君子的衰落,原因在于君子文化的衰败。也是因为行政体系出现了一个变化,楚国和秦国发明了郡县制度,官僚体系,取代了传统的君子文化传统。比如魏晋风度,也是有很多君子元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不是主流,只是在朋友圈里共勉的状态。嵇康一死,他的朋友纷纷投靠主流社会。
关于君子人格,有一个本质性的界定,就是要独立于官本位传统。姜太公当年帮武王推翻商朝后,来齐国当将军。他到齐国后,发现有几个读书人不听招呼,也不愿意朝见他,就把这些隐居的贤士杀掉了。就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我们不需要君主恩赐的名誉,也不需要君主奖赏的爵禄。我们不愿做官,只想自食其力。”这其实是一种君子心态。当时姜太公杀贤事件,对君子文化有致命性的打击。
余世存觉得,我们今天说起一些学者,说起教授,说起这种等级的时候,还是有这种官本位的色彩,很少涉及人格的自尊,人的尊严,这是个很遗憾的事情。“其实今天谈及君子,本能的标准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世道里能不能从官本位里走出来,活出带有君子人格的人生。”
君子一方面和普通大众有区别,他具备公民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在王权面前不低头。
在余世存看来,君子一方面和普通大众有区别,他具备士大夫的贵族精神,或者用现代语言讲,是一种公民精神。另外,它可以和西方的绅士做一个比较。西方很多贵族,都称得上是君子。他们在王权面前是不低头的,所以西方的这种贵族传统,才能在近代以来,推动王权向自由民主的轨道转变,基本是贵族挟持王权来规定的,这是很了不起的。
余世存曾经半开玩笑地讲,过去的圣贤人格就是公民人格:“这种圣贤在西方到处都有。为什么西方这么多,因为他们是公民组成的社会,而我们确实太稀缺了,偶尔君子人格一下,就被小人和百姓视为圣贤。与现在一样,有的人只是做了普通公民做的事情,但因为稀缺,就会被冠以很多光辉。如果这种光辉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召唤,当然好。”
余世存观察到,中国的君子有个特定的含义,讲究读书。而且中国人讲礼仪也好,道理也好,都是要知书识礼:“在我看来,我们有太多的公共知识领域需要知识分子、学者们努力开拓,不然,我们社会就缺少共同的知识背景。君子之风也体现在此,你不能总是自说自话,你要提供背景。学问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光自己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把学问变成真正的学问,不是什么独断的结论、观念、知识,而是精神、心灵、思想的交流,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社会背景。”
在余世存看来,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跟它的知识阶层相关,二者互为因果。如果这个时代长不大,这个阶层也难长大。如果这个阶层长不大,这个时代也多撒娇、蛮横、小情泛滥,君子稀缺。
真德行在于自洽,君子风应于日常
余世存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重谈礼的复兴,呼吁君子风格风,很有必要性。但怎么提倡君子之风?“关键是你提倡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生命力。像古代人那样穿汉服、读《诗经》,那太教条。复礼,还指如何产生有效的礼仪,其实就是日常的形式感。比如我们见面也好,在家里的生活也好,是有功课要做的。这是过去的君子必不可少的,君子既讲大学之道,也讲小学之道。”
比如日常的扫地,佛经里说扫地有五大功德,佛门弟子无论大小老少,都要扫地,刮风下雨都要扫,从释迦牟尼佛开始的。其实这就是扫心净,令自己心清净,他者心清净。另外,也有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应对就是基本的与人相处的礼节、礼仪。为人处事要有分寸感、形式感,这也是君子之礼。进退,则也是说君子要知进退,懂得退场。
“其实,人的真正的德行在于自洽,即德行本身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甚至溢出来,温暖照明周围。德行的内在满足即是其报酬,在无知己时也是它唯一的报酬。但在伪劣的社会里,人们会以为德行有价,它是换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世俗名利往往成了衡量德行的尺度。所以,真正的君子,真正的德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也是日常里要修炼的。”
提倡复礼的同时,余世存亦讲求克己。“我们要努力去守住我们自己的那点东西,守住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尊严,我们的权利,而且要去礼赞,要去赞美那些自由和文明的、善和正义的事物。”
余世存曾写过文章,分析孔子所说“礼失而求诸野”:“跟传统文明中民间乡野保存并发展着传统的礼乐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诸野’更是一种价值指向,是一种文明的反哺。现在回头再看,我会对这句话有个新的修正,应该是:时失而求诸野。孔子或许没有意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时失而求诸野’,时间丢失了,生物钟乱了,心就乱了,礼也乱了。我们到乡野农村去,到时间的边缘。都市其实是一个时间的前沿地带,反而容易把时间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