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学者

　　关于人文精神

　　当我知道有人在关注人文精神时，我有一种人世间并不孤独的知音之感。当中国社会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人们几乎全部投入其中，即使有人议论，这议论也属于变革的一部分，没有人与这社会的主体——变革——站在平等的立场上旁观，并进而议论，而现在终于有人对这变革的种种故事，如王朔现象、张艺谋现象等等，发出疑问，戳穿所谓变革时代的障眼戏法，怎不叫人高兴呢？批评家的严正议论正是变革时代的人们久已期待的声音，是一个健全的社会里批评的在场而不再如吴亮感慨的“批评的缺席”。

　　我们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经受着巨大的诱惑和巨大的绝望的折磨。时代和社会给予中国的机会、希望和所能想象到的可能，使中国人充满期待。对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期待，也就是对外界丰富性的期待。这种对外界丰富性而非对自身丰富性的期待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精神的和肉体的感觉为一种简单的感知即拥有感代替了。上流与下层、高贵与卑贱、娱乐与庸俗，在目前是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某种对自身的遗忘、淡漠，对外界的疯狂攫取，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情境，久而久之，我们已经跟外界建立起很难说清楚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种麻木的不带同情心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种生理上适应后的相互依存。在依存中，我们要求占有，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原则，失去了社会关系中的契约规定，更遑论“人文精神”。

　　显然，“人文精神”于此毫无意义，它只是诊出了社会病症，是药名而非药方。没有一种抽象的“人文精神”可以在现实中重建，有的只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活动中是否蕴涵精神性的东西，对自身心灵的充实和对外界的关涉。“人文精神”如果不体现在这些地方，又体现在哪里呢？文化艺术、学问真理，这些不过是人的产物，如果人之做人都不能博大、悲悯、公正，又怎能指望他的精神创造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文精神”呢！既然我们的哲学不仅仅是要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人文精神”的重建就不单单是认识中的语言和艺术体系中的问题。

　　可悲的是，不仅民众表现出更多的物性特征，一些知识分子也在中国政治进步的社会里沦落了。他们不仅没能站在时代社会的高度研究变革的民族历史，甚至他们在参与社会进程时，暴露出比普通民众更疯狂、更丧失人性、更贪婪无耻的心理。他们打着探索人的智力和感性生活空间的旗帜否定了自己的美好理想，走上了放任、无可适从之路，走上了看透人世间种种色相后的颓唐又疯狂之路。您一定记得鲁迅借着法朗士的小说《泰绮思》中的妓女泰绮思而发出的愤怒：“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地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他们终究没能摆脱他们的时代里的僵化思维方式，一种异化、非人化的特征，当他们批判前人“丧失灵魂”、内心阴暗、“丑陋”时，他们没想到，如果他们不保持某种青春，他们也将逃脱不掉被批判的命运。或者马克思的话更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以其本身的进程将生活的陈腐的材料变为喜剧的形式，人类含着微笑与过去诀别。

　　的确，没有比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更具有喜剧性的，也只有将社会大众纳入我们考察的范围，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喜剧里的复杂况味。不论知识分子显得怎样沉痛、怎样幽默、怎样深刻，他们扭曲人性、歪曲人的正常要求、放纵人的卑劣欲望的产品都被大众允许了，作为一个事件而非精神性的东西为大众拥有过，如此而已。“人文精神”显得陌生而遥远。

　　更可悲的是，在社会实践中，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近乎疯狂推出的产品，文字垃圾大军，几乎将他们自己都吞没了。而一种末日落伍和余生的感觉，促使他们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在传媒间曝光，以至于他们的话语成为缺少思考的梦呓。他们都想说话，想抢到发言的机会，都想做点什么，以让“灵魂”得到安妥，让自己获得拥有感。当我重读艾略特《岩石》合唱词时，我禁不住流下眼泪。艾略特写道：

　　思想与行动无尽的循环，

　　无数的发明，无数的实验

　　带来运动着，却不静止的知识，

　　急于表达，却非沉默寡言的知识，

　　用词语构成的知识，以及对词语的漠视。

　　艾略特不是什么思想家，但他却看到了社会的某种病状，他无力解决，只好独善其身，寄身宗教，而他的诗歌就具有宗教般的温情和包容。“知易行难”，他选择了一条不尽完美而仍负责任的道路。

　　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他们应该为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扮演的角色反省、忏悔，真正与民众一起参与建设新的中国社会。“人文精神”重建是个巨大的社会工程，同时又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个人人生实践，说到底，“人文精神”是个人的充实完善。没有人对自身的期待，没有人对人格的注意，就没有所谓的“人文精神”，说到底，“人文精神”是健康的人生态度，是人生常识与趣味，是正常的人性人情。我之所以说“人文精神”倡导者们错了，就在于他们采用了观照的距离形式，缺乏个人参与示范的实践方案。我每每想起圣雄甘地，总是禁不住仰止钦服叹息，如爱因斯坦惊叹，谁能想到，本世纪人类历史上竟走过这样的血肉之躯。一个有着这样伟人的社会，谁能否认它的“人文精神”呢？

　　我这样说，并不是将“人文精神”界定在人格、道德范畴，我想“人文精神”理应包含有人格、道德的内容，而且在人格、道德范畴里提倡更现实、具体，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求人们都成为圣贤、道德大家，我想正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着永恒不朽的精神，一位母亲、一位山村的教员占据在我们心头，因为他们平易，对生活达观、坚韧。总之，因为他们的仍富人性人情而在我们心头永生，我们感念他们，而觉得这世间并非全然堕落、黑暗。正因为如此，我理解的“人文精神”其实就是“人性”，“人文精神”的沦落也就是人的异化、人性的丧失和沦落。也因为如此，我觉得做人比写作重要得多。

　　本文来源：《黄昏的缤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摘要：当我知道有人在关注人文精神时，我有一种人世间并不孤独的知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