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个高雅、时尚但又平易近人的话题，谁都想说，谁都能说上几句；但要真想说好、说透，还真不容易。开口之前，先说三句闲话，以确立讨论的前提。
第一，中国的高等教育，分成 3000 年的“大学”和100 多年的“University”，二者并非同根所生，很难直接过渡。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资源丰厚；但目前实行的大学制度，却是地道的舶来品。因此，谈北京大学的起源，不该从西汉说起；谈原中央大学的故事，不该从南朝说起；谈湖南大学的校史，也不该溯源到北宋的岳麓书院。这一点，目前学界及教育主管部门已基本达成共识。
第二，校史溯源须实事求是，对于具体的大学来说，并非推得越前越好。值得高兴的是，我先后就读的两所大学都能固执己见，屹立不动。北京大学咬住 1898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没有推到京师同文馆成立的 1862 年——后者于 1902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中山大学以 1924 年孙中山手创国立广东大学为起点，只在溯源时谈及此大学乃由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05）、广东公立法科大学（1905）以及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09）、广东公立医科大学（1909）合并而成。相对于欧美诸多老大学，中国大学虽年轻，但有志气，只要努力，总有一天能赶上并超越对方。因此，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将校史前移。最近这些年，若干大学借
重修校史而不断地花样翻新，我以为此风不可长。
第三，为什么要阅读大学？几年前，我曾专门分辨“上大学”与“读大学”的差异，主张“不仅接受学校里传授的各种专门知识，还把学校传播知识的宗旨、目标、手段、途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来加以反省，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或拒斥”。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史”“大学文化”“大学精神”是每个在校念书或工作的朋友都应该多少关心的话题。
暂时搁置校史溯源方面的争议，就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创办现代大学的这 120 年间的是非曲直、功过得失。为求简单明快，这里选用六个蕴含巨大能量且充满戏剧性的“关键时刻”来加以描述。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事件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十分深远，但更适合于在政治史上论述，这里从略，比如“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本文讨论的现代中国大学史上的六个关键时刻，包括1905 年的废除科举、1919 年的学生运动、1937 年的大学内迁、1952 年的院系调整、1977 年的恢复高考、1998 年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
废除科举的功绩
科举制度的弊端，此前多有揭露与批评；但真正的变革，不能不从戊戌变法说起。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召集军机全堂，下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不只光绪皇帝之“改革宣言”着重谈教育，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总共上了 37 封奏折，其中三分之一涉及废八股、兴学校、派留学、选人才。称戊戌变法乃是以教育改革为突破口，当不为过。这是因为，晚清士人普遍相信，教育落后乃中国屡战屡败的症结所在。百日维新虽然以流血告终，可康梁等人主张的新政实际上仍在悄悄实行，废科举、开学堂更是大势所趋。1901 年张之洞等奏请“分乡会试中额，以为学堂所中举人进士之额”；1903 年张百熙等奏请“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到 1905 年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疏入，奉上谕：“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至此，自隋代开始，实行了 1300 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撇开意识形态的纷争，20 世纪中国教育的大格局，其实是在晚清一代手中奠定的。为什么晚清的政治及教育改革，必须落实在废除科举，袁世凯等人 1905 年奏请立停科举折说得很实在，也很清楚：“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因此，“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
始”。废除科举的上谕发布不久，严复在上海的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称：“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此举关系重大，当初虽不无抱怨，但反抗力量其实很小，因为从封疆大吏到维新志士，大都予以认同。
这里引三位阅历、立场及趣味不太一样的重要人物——章太炎、林纾、严复——看他们如何谈论废科举、开学堂。1906 年，章太炎作《与王鹤鸣书》，从早年的攻击科举，一转而为挑剔学校的诸多弊病：“科举废，学校兴，学术当日进，此时俗所数称道者。远睹商、周，外观欧、美，则是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这里所批评的，不是学校作为一种教育体制的优劣，而是因其得到朝廷的提倡而可能成为新的利禄之途。终其一生，章太炎坚持在野立场，对“暴政”与“利禄”对学术的双重摧残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对朝廷兴学的诚意及效果抱怀疑态度。也就是说，认准“学在民间”的章太炎，其批评兴学堂，并不意味着对科举制度有所迷恋。
五四时期与新文化人直接冲撞的林纾，在晚清可是坚定的维新志士。1907 年，林纾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称：“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今日学堂，几遍十八省，试问商业学堂有几也？农业学堂有几也？工业学堂有几也？医业学堂有几也？朝廷之取士，非学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则已视实业为贱品。中国结习，人非得官不贵，不能不随风气而趋。”在林纾看来，只有学生们愿意攻读实
业，才是国家之福。因此，“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以自振”。可让林纾意想不到的是，正因新式学堂日渐注重“实业教育”，这一时代潮流反过来促使林纾等传统文人日渐边缘化。
最值得仔细观察的还是严复。严复本人 1879 年留学英国归来，第二年被李鸿章聘为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十年后任总办（校长）。对于这位并非“正途出身”的严复，居上位者不能不用，可也不便重用。因为那个年代，科举成功是人才最主要的标志。“咸云科目人，转眴皆台阁。不者亦清流，师友动寥廓。”这种尴尬的处境，迫使严复不得不多次参加徒劳无益的科举考试，直到科举废除后的 1909 年，严复方才被钦赐文科进士出身。读《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不难体味严复苦涩的心境：“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
正是这种屈辱与不平，使得严复对举业深恶痛绝。1895 年严复撰《救亡决论》，开篇就是：“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也。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1898 年，严复《拟上皇帝书》，痛陈“破把持之局”，同样专门以科考为例。因此，对于废除科举，严复虽然只“言其重要”，没作更多的价值评判，但我相信，他内心深处是十分赞同的。
废科举，开学堂，是那个时代开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识。当初中外媒体一致叫好，日后历史学家也多是高调赞许。但最近十年，学界风气有所变化，或以科举制度对汉文化圈诸多国家以及西欧国家启蒙运动的影响来为其鸣冤叫屈；或抱怨废除科举使得读书人离心离德，最终导致清廷的覆灭；还有将儒家文化失落、道德人心沦丧归之于废科举。我想指出这一点，科举制度的史学研究，与晚清废科举的价值判断，二者不能混淆。说绝对点，没有晚清的废除科举，就没有 20世纪中国大学的辉煌。科举的作用是取士，至于育才的工作，主要由书院或学校承担。我对 20世纪中国教育成功移植西洋制度表示欣赏，但对其抛弃悠久的书院传统则深表遗憾。10多年前，我曾专门撰文，从教育体制、教育理念以及教学方法的角度，谈论传统书院教育如何成为今日中国大学改革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学生运动的得失
学生运动古已有之，只不过名称不一样而已。历代虽有严查学生干政的禁令，但太学生们的政治激情却从来没有熄灭，这与其一身系天下兴亡的自我定位有关。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京师大学堂师生集会抗议，慷慨激昂，表示“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伏阙上书’”。在这“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中，虽有“伏阙上书”的动议，但其读禁书、喜演讲、发通电，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会、组织武装等，均非汉宋太学生所能想象。当然，真正让“学潮”名载青史，且得到后世史家高度评价的，还属1919年爆发的以北大学生为主力的五四运动。学界谈论五四运动，一般包括思想启蒙、文学革命与政治抗争。可在我看来，五四运动除了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意义，在教育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作用。具体说来，那就是经由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论述，确立了日后被广泛认可的“大学精神”。蔡先生的大学观，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句是 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话，直接针对的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做官发财思想”。第二句是 1919 年《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般人注重思想自由，我却更看好兼容并包，后者是一种制度性保证，比个人的思想自由更为可贵。北大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大学，就在于相对来说比较能“包容”，因而显得“大”。与这两句广泛传播的名言相比，第三句很普通，但更值得关注：“我并不是说学生应完全的不参加爱国运动，总要能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如此方谓得其要旨。至若现在有一班学生，借着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天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像这样的爱国运动，是我所不敢赞同的。”
在大学校园，反对闭门读书，能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而反对青年学生盲目干政，则可能引火烧身。五四运动后，对蔡元培校长造成巨大压力的，不仅是腐败的政府，还有日渐激进的学生。对于学生因政治热情高涨而放弃学业，以及因意识到自家力量而过多使用罢课
等非常手段，蔡元培忧心忡忡。这一点，蒋梦麟在《西潮》中有很好的描述与阐释。
蔡元培执掌下的“有容乃大”的北京大学，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得到较好的培育与传播，大学也因此深深介入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理想的大学，不仅仅追求学问与养育人才，还探索精神、服务公众、参与政治，乃至直接影响社会进程。谈论现代中国“新教育”、“新文化”与“新政治”三者之互相激荡，不能回避“闹学潮”这个敏感话题。五四以后，“学潮”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舞台。这可是把双刃剑。我们不能只谈读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而不谈实际政治运作的复杂，比如，“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便是个很难摆脱的陷阱。具体到教育史写作，大陆学者谈“学潮”，仅限于民国年间；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故事，只能三缄其口。这就说到了大学史与政治史之间隐微而深刻的矛盾。比如，关于北大传统的诠释，便明显取决于叙述者的教育理想。从注重学术，到突出政治，转折点是在 1949 年完成的。对照《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大事年表》与日后撰写的或详或略的北大校史，可见其间巨大的差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框架中，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构成了北大校史的主线；而校长们极力网罗众多全国第一流学者及其在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在校史中只能居于次要位置。半个世纪的重写历史，使得蔡元培创办于 1922 年、开启了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今日的北大人来说，已经不是耳熟能详。反而是后起且短命的清华国学院（1925~1929年），因明星汇集，成绩显著，构成“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而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
大学内迁之壮举
最近20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与传说逐渐发酵，得到学界以及民众的一致赞许。可是，八年抗战，中国大学大规模内迁，一路弦歌不辍的，远不只三五所明星大学。战前中国大学共 108 所，经历最初的动荡，到1941 年，综合《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重庆独立出版社所刊《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以及1941年10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的《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大约八成以上的大学仍在坚持，其中办在上海租界的15所，坚持在北平的6所，其余67所则转移到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若干所大学内迁。如此一来，在战事失利、国土大面积沦丧的极端不利状态下，竟然有大约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大学办在原本教育及文化相对落后的国统区（主要是大西南西北），这实在让人惊叹。对比十年“文革”的荒废学业，或近20年的奋起直追，抗战八年中国大学的教学状态格外精彩。着眼于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启示，我在为《光明日报》“抗战中的大学”专刊撰写导言时，特别强调以下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
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乃是“为了保全国家元气”，其间政府之决定迁移大计以及拨给相关款项，确实大费周章；可我更看重的，还是各校师生员工的勇敢与坚毅。最近20年，各大学在编写校史时，都会强调其抗战时期的内迁路线、过程、场景及人物；而文人学者以及广大读者对此也感兴趣，相关出版物很多。这里略加概括，提点抗战中中国大学大批内迁的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其
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烽火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的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尤其明显；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了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 年10 月迁离危城，1943 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在我看来，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以上的论述，大致依据我刚刚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必定会被打上“纪念图书”的烙印——包括读者的接受，官方的认可，以及出版社的支持，背后都有这个因素。但作为学者，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超越“纪念图书”。换句话说，再过很多年，这本书还能经得起读者的品鉴与批评。
谈抗战那段历史，无论你持何种政治立场，大概都会承认，那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关键。因此，单有官方的宣传远远不够，学界、媒体、艺术家以及广大民众，都有义务深度介入。2015 年夏天我去云南腾冲参观国殇墓园，那是去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之一，说实话，我很震撼。我注意到，很多民众自发前去观摩，且都神情肃穆。不久前，国务院又公布了第二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里有两个教育机构：一是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一是陕西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随着时间推移及研究的深入，我们对“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若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相信会有更多的教育机构及文化设施入选。
书出版后，我意犹未尽，又赶写了论文《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其中有这么一段：“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任何时代的读书人，都是良莠不齐，但“对比明清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抗战初期北京大学的教授，其精彩表现，更为可圈可点”。
之所以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时，刻意表彰“大丈夫”形象，是希望给今天中国的读书人照照镜子。即便时代不同了，孟子所标举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还是很令人向往的。
院系调整的功过
20 年前，我在东京答日本记者问，谈及近年中国出现的“学院”改“大学”热潮，称必须回到 1952 年的院系调整，方才明白此举“体现了中国教育路线的改变：由师法苏联转向借鉴欧美”。多年后回望，这么说大致没错，但实在过于粗疏了——院系调整不只是学苏联的问题，也并非起步于 1952 年。应该这么说，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伴随着政权转移以及意识形态重建，整个教育理念及大学制度面临大转折。
1949 年 12 月 23 日，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致开幕词，便斩钉截铁地称：“中国的旧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的一种反映，是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如此决绝的态度，预示了日后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变革。最明显的便是重建政治课——废除原来的“党义”“公民”“军训”等课程，改设体现新意识形态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课程。这一点，大家都能接受，因为，毕竟是改朝换代了，政治课当然得与时俱进。有争议的，主要在于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再加上苏联老大哥的榜样，彻底否定民国的教育体制及课程设计，是否合适。
先说办学主体的改变，原本中国大学分公立（国立、省立）、私立（含教会大学）两大类，并行不悖，良性竞争；经过一番整顿（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是个关键），许多原本办得很好的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全部消失，公立大学一统天下。好处是中央的政令容易贯彻，缺点则是取消了多样性，铁板一块，很难进行独立思考与自由探索。至于政府由此而加大了财政负担，那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政策逐步松动，私立学校大量涌现。从培训班起步，30 年来，民办教育历尽艰辛，为国家解忧，为百姓解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民办大学完成了自身的原始积累，拥有漂亮的校园以及基本师资队伍，初步树立起自家的品牌。在我看来，中国民办高校（或曰私立大学）的意义，一是培养各类人才，二是试验新的体制，三是刺激公立大学。第一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二个任务有所推进，第三个任务完全落空。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对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国立大学，构不成任何挑战与启示。原先预想私立大学可凭借其机制灵活的优势，上下求索，左冲右突，实现某种制度创新，反过来逼迫国立大学转型与升级，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站稳脚跟，获得学界及社会的广泛认可，现在看来，不说希望渺茫，也是步履艰难。如果上世纪 50 年代初没有彻底斩断中国私立大学传统，或 1980年代重新起步时有好的设计，情况会完全不一样。
再说学校类型的调整。当初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力图走专业化道路，让大学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此番改造，1950 年酝酿，1951 年开始，1952 年全面展开，1953年基本完成，此后还有局部调整。到 1953 年，全国大学由 211 所减少为 182 所，其中综合大学 13 所，高等工业学校 39 所，高等师范学校 31 所，高等农业学校 29 所，高等医药学校 29 所，高等政法学校 4 所，高等财经学校7 所，高等艺术学校 15 所，高等语文学校 8 所，高等体育学校 5 所，少数民族高等学校 2 所等。这一场大调整，对各大学影响迥异，有的得益良多，有的则损失惨重。不说具体大学的得失，整个教育观念发生了扭曲。改变了民国年间“大学以文理为中心”的理念，转为以应用学科为主体；虽说适应了计划经济“大干快上”的发展态势，但割裂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很难有大的发展。另外，如此大调整，斩断了各大学的历史，对于大学传统与大学精神的建构十分不利。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全国一盘棋，合理布局，加强了对于教育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支持。
从教育史上看，1950 年代的院系调整是个重要标志，不仅决定了今天中国各大学的基本面貌，而且使得国家意志直接介入具体的办学过程。教育家喜欢谈论的办学自主性，就此基本丧失。因此，120 年的现代中国大学，可拦腰截断，划为分散独立与集中统一两个不同的阶段。至于此举的利弊得失，近年学界讨论很多，主流意见是弊大于利。我关心的不只是结果，更包括过程以及动因，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涉及很多教授的切身利益，居然没有碰到大的障碍，一声令下，想得通得走，想不通也得走。除了那时新政权威望很高，还有就是 1951 年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使得教授们没有反抗的资本与能力。这就提醒我们，理解 1950 年代的院系调整，不能仅在校园里打转，还必须兼及整个时代风气，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恢复高考的故事
第五个关键时刻比较好说，那就是恢复高考的故事。先列时间表：1976 年 10 月 6 日粉碎“四人帮”，1977 年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10 月 21 日，各大媒体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那年冬天，570 万考生走进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各大专院校共录取新生 27.3 万人；1978 年夏天，610 万人报考，录取 40.2 万人。前者 1978 年春天入学，后者同年秋天入学，史称“77、78 级大学生”。作为政治家，邓小平当机立断，恢复高考制度，既顺应民意，又着眼未来，为改革开放路线培养了一大批拥护者和接班人，确实是高瞻远瞩。
共和国历史上，1978 年是个关键年份。2 月，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入学。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长久且激烈的争论，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导火索。同年 12 月 18 日至 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换句话说，77、78 级大学生是踩着时代的鼓点，走进新时代的。30 年过去了，那总数仅仅 67.5 万的 77、78 级大学生，经过多年拼搏，很多人占据要津，成了公认的“社会栋梁”。于是，有了不少关于这两届大学生的神话。毕业20 周年时，我曾如此回答《南方日报》记者的提问：“77、78 级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走过来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在时代转折关头进入大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学习比较认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此而已。就我个人来说，这 20 年基本还跟得上，没有太落伍。其实，77、78 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神奇，他们的成绩被放大了。”
到了入学 30 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起征文，我为这册《永远的 1977》撰写序言，称：“本书的作者，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但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 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不是说这两届大学生不努力，而是社会上关于这两届大学生的褒奖，有点过甚其辞。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2012 年 6 月 30日，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合作，在北京的欧美同学会主办了“‘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副题是“纪念 77、78级毕业30周年”。我的发言依旧很低调，因为心里另有一杆秤，那就是五四一代青年学生的贡献：“‘五四’一代和77、78级大学生不一样，前者的‘光荣和梦想’是自己争来的；我们的‘幸运’，则很大程度是时代给予的。日后被提及，人家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则是大转折时代的受益者。也正因此，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五四’一代有能力在一次次饱含激情与深情的追怀与叙述中，或多或少地延续了其青年时代的梦想与追求，或强或弱地挑战着当时的主流思想。而77、78级大学生则习惯于颂扬邓小平的英明决策，还有就是夸耀自己如何因参加高考而翻身得解放。”
恢复高考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此举的意义主要在政治史及社会史，若论教育理念，这仅仅是回归常识。只是因当初的决策过于荒谬，如取消大学招生，以及褒奖交白卷的英雄等，方才造就此举的辉煌。历史转折关头，一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居然有如此大的魔力，换一个时代绝难想象。这句至今仍深入人心的口号，虽简单明了，却不无瑕疵——以考试为导向，一分定生死，如此高考指挥棒，绑架了整个中学教育，是值得我们认真反省的。
“世界一流”与“大学扩招”的张力
理解当下的中国大学，必须关注一个特殊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对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影响巨大。一是1998年5月4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纪念大会上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我们今天都熟悉的名词——985大学。二是经历 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中央政府制定了以“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为目标的大学扩招计划，第二年开始正式实施。1998年录取普通高校本专科新生 108万人，而第二年扩招52万人，变成了160万人，增幅达 48%。此后连年扩招，到2012年录取 685万人后，才基本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最近这16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二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可惜努力的方向不一样，有时甚至互相拆台。教育部2015年7月发布的《20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2547.7万人，毕业生659.4万人；在学研究生184.8万人，毕业生53.6 万人。换句话说，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总人数达到2732.5 万，这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而且，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迅速提升，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14年的37.5%，这更是十分可观的变化。
办教育是需要大笔钱的，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此提供了可能性。最近十几年，不仅蛋糕越做越大，政府在教育投入上也提高了比例。而在切分蛋糕时，中国大学，尤其是进入 985、211 工程的大学所得到的经费支持，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中国大学的国际排名在迅速提升，从最初的受宠若惊，到今天的安之若素。
我曾在论文中提及：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现代中国大学史，有两段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1937年；再就是1998~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16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因而怨声载道；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
这里补充三句话：第一，处在政治—经济转型期的国家，教育最容易受伤害，因其属于长远投资，不是当务之急，往往被当局有意无意忽略。负责任的政府会逐渐意识到此中危机，不断调整步伐，达到比较好的状态。第二，经过热心教育的民众及学界的再三督促，中国政府加紧努力，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1998年的2.59%，到2012年第一次超越4%的战略目标，这很不简单，值得赞许。第三，最近十几年，中国学界在呼吁政府加大教育投入方面齐心协力，且很有成效，但制度改革方面则进展不大。某种意义上，这些年中国教育的进步是钱堆出来的——若此说属实，则成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我的发言姿态
18年间，我出版了若干谈论中国大学的书籍，几乎从一个“文学史家”转型为“大学史家”。在学术史、思想史及文学史的夹缝中，讨论中国的“大学”问题，此举既是历史研究，也有现实关怀，偶尔带点操作性的思考。记得毛泽东说过，屁股决定脑袋，这是有道理的，有时是利益与立场，有时是眼界与学识。比如，校长与教授便各有各的主体性，也各有各的洞见与不见。我不是教育部长，也没当过大学校长，只能站在一个教授，而且是“人文学者”的立场，谈论我所知道的“中国大学”。因此，所论既不同于高瞻远瞩的官员、校长，也不同于体贴入微的记者、网民，还不同于“术业有专攻”的教育专家或有勇无谋的“愤青”。
我谈大学，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既混乱不堪，又生气淋漓；第二，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应该有自我清洁的能力，不能将所有责任及失误都推给政府；第三，作为人文学者，批评中国大学现状的同时，也得反省自己的责任与立场；第四，教育的难处在于牵涉千家万户，且有很强的延续性，无法立竿见影，一个错误的决策，即使当局明白过来了，也无法马上纠正，很可能得花10年20年才能回归正轨，因此，要有“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的志向。
“大学”在变化，这并非中国所特有；某种意义上，这是世界性现象。死抱着某部经典，或某些经典论述，类似以前的“祖宗家法不能变”，那是不足为训的。我关注的是“中国问题”，偶尔牵涉某国外大学，只是引以为证，不喜欢动辄“与国际接轨”的高论；喜欢古今对话，故强调理解传统书院以及百年中国大学进程；欣赏胡适的“建设者的姿态”，故认可理想性与可行性的协调。
我多年谈大学，有两句话流传甚广。第一句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第二句是：
“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这里的“北大”，若替换成“中国大学”，不仅完全适应，且更为妥帖。
关于中国大学的现状及未来，我已经谈了很多，这里就说三句话：第一，大学有精神；第二，大学须自信；第三，大学非奥运。前两句意思显豁，且此前多有论述，可暂且放下，第三句需要稍为解说。争取奥运金牌与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国民体质，最好是齐头并进。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我们明显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此乃中国式的“金牌优先”的发展战略。在我看来，教育界正在复制体育界行之有效但弊端很多的奥运战略。2000多所大学，不可能平均用力，但由政府出面分等级、定高低，再依照985、211及普通高校来划拨经费，且没有动态调整的可能性，这一发展战略，虽有利于选拔尖子，却压抑了很多奋进者的积极性。今天中国大陆各大学间，办学经费及教师薪水差距之大，远在欧美、日本或港台大学之上。这也是我撰写《拓展 211 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等一系列文章，为非 211大学鸣冤叫屈的缘故。
再说“马儿啊，你慢些走”
将近十年前，在回答《国际先驱导报》的书面提问时，我曾引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为何需要“慢些走”，并非像歌中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教育是个古老、神圣、见效很慢的事业。大学之路，关山重重，并非鼓起勇气、猛踩油门就能闯过去的。可惜的是，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我多次提醒，希望留一点思考与反省的时间，以便调整好前进的步伐。八年前，我在《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中谈及：“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因获得搜狐网颁发的“2013年度中国教育变革人物奖”，必须有所表示，我不敢唱高调，反而说了泄气话：“教育是个实践性学科，没那么多高深理论，需要的是志气、毅力以及情怀。认准了大方向，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这就行了。可当下的中国大学，在扩招、升级、评鉴、排名等一系列指挥棒引领下，像“文革”中打了鸡血针一样地亢奋。如此狂飙突进，短期内数字很好看，可放长视线，过于迅速的‘崛起’，留下了很多致命隐患。”
去年，在一次公众演讲中，我甚至打了个比喻：“当你把手中的石头丢进大海，等到涟漪荡向岸边，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如果你追求‘掷地有声’，那只能是在面积很小的水塘，或者一口枯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我看来：“办教育应当拒绝急转弯，拒绝大跃进，不急不慢，不卑不亢，走自己认准的路。这样坚持五年、十年、二十年，中国大学才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庄大道’。”反过来，若操之过急，效果会很不好。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唱反调，希望中国大学放缓脚步，别再快马加鞭，除了“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古训，还有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形势确实“一片大好”——领导重视，国家有钱，正积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警惕与“经济过热”同病相怜的“大学膨胀”。据我所知，眼下很多大学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倍增计划”——早年大学城的教训记忆犹在，而今蔚然成风的异地办学，可能重蹈覆辙。欧洲的大学城并非一夜建成，美国的加州大学模式也不是可以轻易模仿。不仅是众多北京高校异地办学，各地名校也多有类似的举措。对此，我不无疑虑，不知这些大学在迅速做大的同时，如何保证教学质量。今天的中国大学，愿意自我节制、强身健体的，少而又少。前些年的大学合并，以及今天的大学扩张，都是希望在不触动体制、不伤害感情、不影响士气的前提下，让中国大学在数目字上迅速好看起来。这与地方建设中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其实是异曲同工。教育的难处在于，即便事后知道错了，你也没办法推倒重来。就像曾经遍地开花的大学城，欠债再多、学生再不满、教学质量再下降，没见哪所大学破产，也没见哪位校长书记受处分。窟窿再大，最后总有政府兜底。再说，只要大学在，办得再烂，也是能出人才的，就看你如何选样、怎么论述。我很怀疑，今天中国大学迅速扩张的根本动力，除了领导强烈的事业心，再就是受各种排行榜的蛊惑。十年前，我曾撰文分析大学排名的由来及利弊，提醒
中国大学走自己的路，不要太介意各种国内国外的排行榜。现在看来，问题依旧，且愈演愈烈。眼看前方捷报频传，我则忧心忡忡，16年前的大学扩招，主要压力及动力在普通大学；今天的奋起直追，生力军则是985、211等名校。若出现大的偏差，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万马奔腾、即将大举冲刺世界一流的关键时刻，听一个无职无权但有情有义的人文学者“马儿啊，你慢些走”的唠叨与劝说，或许不无好处。
2015年12月6日演讲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望道讲读会，2015年12月20日改定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