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古代称为“士”。士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始于春秋时期。在殷商和西周时代，有一定知识的人是巫、史。巫、史都属于贵族。到春秋时期，出现了具有一定知识而失去贵族身分的“士”。孟子曾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士就是没有恒产而有一定理想的知识分子，依靠知识以谋生。孟子对齐宣王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其若是，孰能御之？”（同上）这区别了仕者、耕者、商贾。“士”有别于耕者、商贾，也不一定是仕者，乃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春秋末期，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老子、孔子、邓析、孙武等。《史记》说“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又说：“老子，隐君子也。”老子本为周史，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而成为一个隐君子。孔子曾仕于鲁，因意见不合而离鲁，周游于卫、楚、陈、蔡之间，晚年回鲁，以教学为事，当时亦被尊为“国老”。邓析是法律专家，《左传》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孙武是军事学家，受到吴王阖庐的尊重。到战国时期，士成为各国诸侯争取的对象。当时学者的待遇是相当优厚的。以孟子为例，《孟子》书记载：“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腾文公下》）孟子虽然不遇于时，然而游事梁齐之时，随从的弟子是很多的。《史记》记述邹衍的事迹说：“邹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爱业，……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按：这段记述有误，邹衍与平原君同时，而非与梁惠王同时，但备受尊礼，当系事实。与平原君同时的魏王是魏安釐王，可能梁惠王系安釐王之误。）齐国建立稷下学官。《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稷下当时成为学术中心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士、农、工、商称为“四民”。其中士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一）以人为本位的哲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学派有三：儒家、道家、墨家。其中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以人为本位的哲学，道家则以“道”为本位，墨家“尊天事鬼”，保留了关于天鬼的宗教信仰。后期墨家所著的《墨经》中已放弃了天鬼观念，而注重研究名辨与物理，但仍不能说是以人为本位。明显地以人为本位的学说是儒家之学。
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终极关怀。《论语》记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务民之义”即重视道德教化；“敬鬼神而远之”即对鬼神持存疑态度，虽没有否定鬼神但不求助于鬼神。这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宗旨。后来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孟子倡言“无鬼神”，就否认鬼神的存在了。
儒家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又承认文化的价值。《孝经》记述孔子之言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荀子宣扬“人之所以为人者”。这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有道德。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贤也。”（《荀子·王制》）所谓有义，即有道德观念。这与孔子所谓“务民之义”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以宣扬文化为己任，《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所谓“文”，即今日所谓文化。《周易·彖传》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人文”名词的初次出现。天文指自然现象，人文指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各种形式。儒家高度肯定了文化的价值。
儒家以人为本位，这是与宗教家以神为本位的思想相对立的。宗教宣扬以神为本、鼓吹上帝创造世界，要求皈依上帝。佛教更将佛置于天帝之上，宣传三世轮回。这些宗教信仰都鄙视人，不承认人本身的价值。儒家承认人类是天地所生的，而肯定人本身具有优异的价值。这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特点。儒家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思想观点可以称之为具有人文精神。
（二）坚持人格尊严
儒家宣扬人的价值，其理论基础是承认人具有独立意志，因而具有独立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人人都有较三军之帅更为坚强的意志，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因为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具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同书《宪问》）其所以要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孔子不忍辟世，而采取了辟地、辟色、辟言的态度。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从所举的例证来看，这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即指人格尊严；所谓“所恶有甚于死者”即指人格的屈辱。孟子称“所欲有甚于生者”为“义”，其所谓义即指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亦尊重别人的独立人格。
孟子更提出“以德抗位”的主张，他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引曾子之言，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认为人应提高道德的自觉而不屈服于权势。这是对于人格尊严的高度肯定。
《礼记·儒行》提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论断。《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可杀而不可辱，宁死不屈，这是对于独立人格的强烈坚持。
高扬人格尊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之一。
（三）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
中国古代哲学家不但宣扬人格尊严，而且强调社会责任心。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而叹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这就是肯定，个人对于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孟子以“平治天下”自负，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这固然表现了傲慢自大的态度，也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孟子虽然不得志于当时，但对于后世却发生了深沉广远的影响。与孟子同时的宋钘、尹文以救世济民为志，《庄子·天下》篇述宋钘、尹文之学云：“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不教，虽天下不敢，强聒而不舍者也。”《天下》篇赞之曰：“图傲乎救世之士哉！”《庄子·逍遥游》亦述宋子的为人说：“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宋子“上说下教”、“强聒不舍”，表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表现了坚强的独立人格。宋子的学风是值得钦敬的。
汉初陆贾追随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劝诫刘邦说：居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确实表述了关于社会政治的一条客观规律，对于稳定汉初的社会起了积极作用。其后贾谊向汉文帝上《治安策》，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都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
《世说新语》记述后汉陈蕃、李膺的言行说：“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陈、李都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唐代韩愈谏迎佛骨，被贬之后，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现了对社会国家负责的刚直气概。
北宋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所传诵。张载自述学术宗旨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表现了哲学家的广阔胸怀。
明末顾宪成主讲东林书院，尝说：“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卦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这也充分表现了对于社会治乱、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心。
以上举例说明汉、唐、宋、明时代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具有深沉诚挚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事实。历代具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很多，《二十四史》及有关史籍中有详细的记载。以上不过略举数例而已。到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观点，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著《黄书》、《噩梦》，都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的明确表述。
真诚的社会责任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的重要内容。
坚持人格尊严、重视社会责任心，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
（四）新时代的人文精神
儒家的以人为本位的哲学，一方面宣扬独立人格与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心，这是儒家学说的积极内容。但是，儒家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即承认上下贵贱的等级区分是合理的。《左传》记述孔子的言论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公二十九年）这一条，孔门弟子没有收入《论语》中，可能是《论语》的编纂者有不同意见。但《左传》所记应非虚构。《论语》中所谓君子小人，有的是按道德品质来划分的，有时是按地位高下来划分的。儒家肯定贵贱有别，还是明显的。这是儒学受到历代专制帝王尊崇的原因之一。这是儒家的消极的保守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等级制度持批评态度的是道家。道家认为社会上区分君子小人是不合理的，断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道家反对等级区分，宣扬个性自由，这是道家的高明之处，但是道家完全忽视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心，就不如儒家了。最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是墨家，墨家“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但墨子“尊天事鬼”，又缺乏“人本”精神。后期墨家舍弃了天鬼观念，对于名辩、物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仍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人本哲学。汉代以后，墨学中绝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于是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主要问题。经过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几年，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于是中国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部分学者将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介绍进来，并加以大力宣扬。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有些论者积极鼓吹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思维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却忽略了或不了解西方近代的一些人文主义思维家曾经受过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这就陷于偏失了。中国古典哲学确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其中许多观点已经过时了，但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确实含有一个以人为本位的优秀传统，这还是应该充分理解、继承发扬的。
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有一个人文精神的悠久传统，在古代，这个人文传统虽然受到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却也发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时至今日，时代进步了，等级制度已经废除了。我们应该在固有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之上，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成就，更发挥创造性的思维，使人文精神更高度昂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