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2013年的阅读印象大致仍可归为“硬学术”和“软文化”两类，当然这软硬的界限应该不那么分明，就拿学术书而言，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就完全是本畅销书，属“硬”里“软”表的类型。从标题到内容它赫然加入了畅销行列有点不可思议，但只要一提及《叫魂》这个名字大家自然就会明白学术研究与通俗阅读的界限正在缩小。孔飞力著作之所以畅销关键在于他想回答的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恰恰也是一般人所关切的，至于表达的是否通俗倒在其次。比如他关心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的问题。
孔飞力提出了“文人中流”的概念，意思是到晚清出现一股政治参与的热潮，知识精英在被压抑多年后试图重新介入对国家建设根本性议题的讨论并发挥影响力。他不是一般性地描述读书人参与政治的过程，而是想解决为什么晚清知识人掀起的参政狂潮最后没转化成对权力的制衡能力？因为从晚明到清代，知识精英参与政治的活动不断遭到压抑钳制，好不容易到晚清苏醒过来却最终还是被更强大的现代政府所收编，如果和清代盛世时期比，时逢晚清日渐衰落之际，知识人本来是有机会执政治之牛耳的，可结局却正好相反。这与中国学者的思路完全不同。
中国学者比较善于从理想的层面描述晚清知识人的活动徵象，或者通过溢美和怀旧的方式映射出现实政治参与的困境。叙述历史难免包涵不少情绪化的东西，甚至充满了怨妇式的抱怨和失落。清末民初的学术名人热，西南联大热，中央研究院热等等都是这种撒癔症的表现。好象言不提几句胡适、傅斯年、陈寅恪，不讲点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的三角八卦段子就不够高雅，就没什么“民国范儿”，也无法“预流”进学界正统。这也导致中国学者选题的严重重复，研究方向和视野都嫌狭窄，好象贫血的瘦汉，只会在几个名人的履历上吸吸营养找找饭碗，看不到学术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之间的有机联系，甚至误以为单靠几个名人精英就可改变中国政治的版图。这与对知识分子作用和能力的迷恋和高估有关。孔飞力其实已经揭示出了一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近代中国读书人越是积极介入政治想影响其走向，就越有被边缘化的危险，道理是虽然他们都大呼要参与政治，但是在内外危机的胁迫下，却又大多主张只有通过加强国家机器的控制才能达到富国强兵，与西方并驾齐驱的目的。这条道路一旦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结果只能是不自觉地交出自由和尊严，以此作为国家昌盛的代价，而无法像西方的近代革命那样，国家的变革与个人自由的获得总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与美国学者比较，中国学者很容易画地为牢，比如从专业角度被人为缩窄在诸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条条框框之内，在时段上基本是以朝代划分研究领域，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如一部清史，也被切割成清代和近代两截，前后之间各守畛域，相互观望。某种程度上，中国学者其实更易受社会科学观念的硬性规训，反而不如西方学者那般放得开手脚。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大家就丝毫没有这种门户之见，《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不仅涉及近代知识群体之动向，而且还有一篇文章从晚清的耒阳暴动一直谈到集体化，以此在长时段里比较和透视国家政权对基层农村渗透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清楚国家是如何在一种长时间的运行中逐步驱除掉了处于基层中间状态的那部分知识人的影响力的。
2013年又有一部罗威廉写的重要著作《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被翻译出版。罗威廉著作的研究领域遍及城市和乡村，同时也兼涉官僚和民众。在他写完那两部影响巨大的汉口城市史著作后，又出人意料地写出了《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处理的是一个高层官僚如何治理社会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罗威廉这次不但从城市走向乡村，而且从官僚步入民众，这部《红雨》处理的竟然是一个县境内从元代到民国近七个世纪的长时段历史，展示出的是暴力因素的积聚形成对一个区域革命发生的影响，具体地说他是在探讨湖北麻城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罗威廉展示的是，暴力的表演和记忆是如何被合法化地运用于某个政治目的的，这种合法化过程有一定的连续性，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暴力表现到共产革命的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分辨地相互纠葛在一起。罗威廉还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儒家文化中主张和谐和反暴力的话语好像远比西方丰富，却并没有抑制暴力冲动的发生和蔓延，文本的幻象和现实的残酷之间造成了一个相互冲突的局面，那么这个冲突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否有解决的途径。
《红雨》处理的是暴力在地方社会中的表现，以及这种表现和大范围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它无法用时髦的诸如“地方史”和传统的“事件史”之类的标签加以定位。罗威廉注意百姓的日常生活叙述，却并不刻意回避对暴力的日常记忆与宏大历史之间的关联意义，这样就避免了那些刻意回避宏大叙事的社会史和区域史著作日趋琐碎化碎片化的趋势。此外，2013年出版的李怀印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也颇值得一读，此书梳理了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一直到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总体发展趋势，力图系统总结出中国近代历史书写的规律及其与政治局势互动的关系。
谈完“硬”学术，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软”文化的出版情形。我所说的软文化包括小说、随笔等等。去年最使我感到震撼的阅读体验仍不是国内作品，而是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随笔《不道德教育讲座》。让人震撼的理由是这本书中频繁出现的各种奇谈怪论与我们国内主流道德教育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异。在我看来，国内目前的公众生活不是陷于一种不道德的状态，就是被充满了伪善的道德说教所包围。三岛的方式是设置了许多所谓极端的“不道德”命题，然后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论辩方式揭示现实中的各种冲突对立的生活样态，然后施予解决方案，其言论貌似叛逆出轨，实则都是精辟的实用策略，特别是对弥漫在生活中的各种虚伪的道德规条进行了猛烈的挖苦和批判，读起来有酣畅淋漓之感，比起国内到处流行畅销的虚假甜腻的道德训诫和好为人师的处世格言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三岛逆向思维的提问着实让人震惊，例如有如下提问：“应当尽量说谎吗？”“应当从女人身上榨取钱财吗？”“应当背叛朋友吗？”等等在常识中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三岛的回答常出人意料之外。比如在分析“应当打从心底瞧不起老师吗？”这句断语时，三岛的态度是，人生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这问题应该由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必须通过阅读、自我思考，才能想出答案。而这方面，老师几乎没传授过我什么。于是三岛建议，往后面对老师时，你大可在心里瞧不起他，只要尽量汲取他所传授的知识就够了。这番警告对好为人师，到处宣讲道德真知的某些国人来说不啻为一记闷棍，对照起来，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国内相当一部分教师（从小学到大学）恰可能是学校刻板人生教育的牺牲品，由他们在人生观上再去指导下一代无异于痴人说梦。
文学随笔方面我最想推荐的是台湾作家唐诺的《尽头》，推荐的理由是这部书写的有些“不伦不类”，此书把小说素材，文史八卦，人生感悟通通荟于一炉乱炖冶炼，烹煮出一锅出人意料的精神美食。我以为此书的创新意义在于形式上的难以归类，其外表疑似文学评论，却并无具体的作品指涉对象，也没有对某个作家的具体评论，却把许多名著中表现出的时空感悟和人生境遇融贯其中，混揉成了一片朦胧的遐想玄思，一旦把这些想象延伸到了对时间、生命、死亡和娱乐之边界的探寻流程中，就超越了教科书式的文学评论规范。唐诺的文体带有鲜明的实验性，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逆随笔须遵循明代小品文短小精悍的写作传统，专门以长句铺陈见解且贯通始终，似乎故意戏耍读者，挑战他们的阅读忍耐力。平心而论，以往我对唐诺的实验并不苟同，但《尽头》则有所不同，文句虽长却如心底流淌出的清流，淡然却涵深意。我以为，文字的优美一直是思想的大敌，要是能从中品出哲学意蕴者更是难上加难，唐诺虽离极致尚远，却因触碰到生死和时间极限等超越个体的大问而初步具有了这番气象和境界。
此外，我想特别推荐的是海青的《红粉骷髅记》。海青在随笔界只是新人一枚，但文字表述却已有老道奇崛的品位。奇异之处就是其文字区别于网络流行的小清新和吐槽文，同时因兼具文史的训练背景和对当下现象的敏感，也使她的文字能蕴积出贯通历史与现实的感受力。当代的女性写作，往往大多刻意突出女性的娇柔含蓄一面，扮作一幅乖乖女的小清新模样，以迎合男性读者普遍的偷窥意淫心理，供其娱乐消费，说实话都属一种撒娇卖萌体，我以为仅从文学表述的深度而言，女性解放不但未见进步，反而越加倒退。
逆这股潮流而动，海青的文字刻意摧毁了男性对欲望、成就、自我形象的自恋式设定，直戳其心底阴暗隐秘的一面，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的文字表述在一般男性的眼里，轻则会感到不适，重则会骂为大逆不道。因为，撕掉各类人群道貌岸然的面纱本应属于男性作家的专利，岂容女人置喙，因此，这种不留情面的超卓表现风格必然引起激烈非议甚至咒骂，其中不乏因成见而唤醒的嫉妒心理在作怪。故此书一出版，立刻遭到水军疯狂湮杀，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势，正从侧面说明面对日益虚伪矫情的花花世界，这本具有鲜明个性的随笔集确实已具备非同一般的出色杀伤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