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还是学生的我在书店“新书架”上看到一本《沙恭达罗》，作者伽梨陀娑，译者季羡林。这是一部诗剧，讲的是古代印度国王豆扇陀与静修林修女沙恭达罗的爱情故事。此前，除了读过泰戈尔的《园丁集》《飞鸟集》，我没看过印度其他的文学作品，所以被发生在佛国的这个爱情故事吸引，便买了下来。回家后细读，又发现其译文之朴实无华、优美流畅是自己以往所不曾见到过的。从此我记住了季羡林这个名字。

　　1987年，女儿考入北京大学，燕园成了我每次进京开会必去之地，而且每次都会在未名湖畔逗留几个小时。朗润园是我在湖边散步必经的圣地，每当经过这里，都会朝13号小楼望一望，我知道那个把《沙恭达罗》介绍到中国来的季先生就住在这里。

　　1999年6月5日，我因公到北京，女儿于6月5日晚陪我去北京音乐厅看了场普希金诗歌音乐会。次日我到北大办事，但尚未到上班时间，约见的两位教授还没有到，我便习惯性地来到未名湖畔，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暮春初夏，北京天朗气清，心情实在好极了。我从书包里取出昨晚诗歌音乐会的节目单，一边低声吟诵，一边回忆着名家朗诵时的情景。

　　念毕，我将节目单合上。这时，身后的一只手又把节目单最后一页翻了回去，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季羡林先生。我赶忙站起来行礼，一边扶季先生在长椅上坐下，递上节目单。季先生边翻看边说：“昨天我也接到了邀请与会的入场券，年纪大了，夜行不便，就没有去。听说江主席和李岚清副总理都去了！”当季先生知道我和女儿是花400元买票入场的，先是诧异，继而又大加赞赏，感慨地说：“中国人的普希金情结为什么这么浓？”并说：“我也是一个普希金爱好者，上大学时是个普希金迷。当年我在哥廷根大学读博士，曾认真地研究过普希金。普希金的许多诗都能背下来，特别喜欢他的《皇村怀古》《致大海》《自由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叶甫格尼·奥涅金》，还有就是《墓志铭》和这首《纪念碑》。”

　　就这样，我因普希金而认识了季羡林先生。

　　交谈中，我告诉季先生我40年前就因《沙恭达罗》而知道他，1987年后，每次去北大看女儿都会在朗润园附近逗留。季先生接过我的话高声说：“那为什么不来找我呀？谈谈《沙恭达罗》就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理由嘛！这本书还在你手里吗？文革中破‘四旧’时没有被抄走？”我告诉季先生，由于学生的帮助，《沙恭达罗》也在，我还经常看。

　　季先生激动地说：“40年过去了，1959年这本书付印时，只印了千余册，可能大部分都进了图书馆，书店很少见到。没想到一个中学生还买了一本，而且还保存到现在。《沙恭达罗》本来印数就少，经文革一折腾，还不在民间绝迹？所以40年来从未有人向我提起《沙恭达罗》？你是一个例外。我为什么要译《沙恭达罗》？因为它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为它的作者伽梨陀娑在世界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最后，季先生将关于《沙恭达罗》的谈话引向读书问题：

　　“现在真读书的人不多，‘读书’被‘查资料’取而代之了。网上的东西粗制滥造的多，常识性的错误随处可见，一些人在拼凑文章时往往将网上错误的东西也当作宝贝引用，令人啼笑皆非。现在我不带研究生了，但还常有学生带着他的博士论文来征求我的意见，洋洋十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一看就知道是个‘文抄公’，我对他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都看，我只看你的观点、你的认识、你的贡献部分请你指给我。许多学生因此而非常难堪。为什么论文中没有自己的东西？因为根底浅；为什么根底浅？因为不读书。”

　　对于季先生将“查资料”与“读书”加以区别，我没有弄明白，便请季先生深入地谈一谈。先生说：“‘读书’与‘查资料’首先是动机不一样。查资料目的明确，一本书、一篇文章，对我有用，它就是资料；读书是潜意识的，它只是人们在求知欲驱动下的一种精神需求。其次是方法不一样。查资料只看书中对自己有用的知识；读书时视书为一个整体，有用无用，读后自知。再就是效用不一样。查资料是一事一查，事情做完了，资料的价值便消失了；读书并非为了办事，正因为它是精神需求，人从读书中（而不是从查资料中）获得的东西会一直储存在脑子里，其效用将伴随你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