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转型时期的国民阅读危机

  转型时期的中国可谓高歌猛进,各种统计数据夺人眼目(尤其是经济数据),令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惊愕不已。然而,相较于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以及日益彰显的大国形象,中国国民阅读却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经历着深刻的危机,以至于不少人断言只有通过阅读立法才能拯救这种现状。

  从1999年8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时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开始,至2014年4月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国民阅读调查已历经十五个年头。经过多年的不断发展完善,调查由起初的两年发布一次结果,到2009年起改为一年发布一次,方法更加科学,成果愈益丰富,已经成为业界高度重视、大众广泛关注的了解我国国民阅读状况的重要平台。尽管每年公布的调查报告篇幅巨大,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两个关键性指标最有价值,也最被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即国民阅读率和人均阅读量。只要我们牢牢抓住这两个指标,就能对我国国民阅读的现状一目了然。

  首先来看国民阅读率,从1999年至今,过去十五年间我们国民阅读率经历了不断走低之后触底反弹的过程。具体而言,1999年第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国民阅读率为百分之六十点四,2001年陡降为百分之五十四点二,2003年进一步低至百分之五十一点七,2005年更是一举跌破百分之五十,降至冰点百分之四十八点七,2007年和2009年略有回升,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八点八和百分之四十九点三,但仍然呈现出低位徘徊的特点,直到2010年,国民阅读率终于重回百分之五十大关,为百分之五十点一,2011年至2013年,国民阅读率呈现了反弹回升的迹象,分别为百分之五十二点三、百分之五十四点九、百分之五十七点八。尽管最近几年国民阅读率呈现了回升的态势,但目前的现实依然不容乐观。

  过去一二十年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1999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累计增速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八,文盲人口则从1985年的二点三亿减少到2011年的五千万,过去的十年中高校毕业生人数也翻了两番。世界范围来看,这样巨大的教育文化进步通常都伴随着阅读率的显著上升,美国和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在中国,国民阅读率反而从1999年的百分之六十点四下降为2013年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七。进一步而言,2013年百分之五十七点八的国民图书阅读率意味着,仍有超过四成的国民在过去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这个从不读书的群体数量实在大得惊人,长此以往,必将拖累中国的创新发展转型之路。

  镜彼知己,鉴往知来。反观其他发达国家,对于我们反省和思考中国国民阅读的出路和未来,意义重大。日本读卖新闻社2005年的阅读调查显示,日本的国民阅读率为百分之七十三,其中六成国民读书成风。同年,我国的阅读率是有统计以来的冰点——百分之四十八点七,差距惊人。《中山日报》记者苏格日勒在2007年前往日本出差后写下了这样的感触:“笔者今年9月公差到日本,视觉冲击最强烈的是日本人的爱读书。无论是新干线、地铁候车站,还是酒店的会客堂,任何公共场合、任何交通工具上,笔者都能看到持书阅读的人群,比例甚高。”

  再来看韩国。这些年的韩剧不断成功征服大陆观众,让我们与这个国家前所未有地接近。但我们真的很了解韩国吗?答案或许并不尽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娱乐化的韩国——精心包装的演唱组合,创意迭出的电视剧和电影,以及娱乐圈背后发达的整容业。但我们显然并不清楚,韩国也是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10年公布的《国民阅读实际状况调查》显示,1994年韩国的阅读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点八,到2010年一路降至百分之六十五点四,这是韩国自开展国民阅读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提醒我们阅读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令人沮丧的是,我国2010年的阅读率为百分之五十点一,与韩国的历史最低值相比依然相去甚远。进一步说,韩国国民阅读率的历史最低值仍比我们的历史最高值(百分之六十点四)高出五个百分点。说到韩剧在中国的滚滚热潮,曾有专业人士指出,其成功有七成要归功于编剧。反观大陆的电视剧,叫好又叫座的实在少得可怜,编剧是其中的关键因素。这不由让我想起中国电影人贾樟柯的一段话:“现在阅读率的下降是国民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类似阅读的东西很多,比如上网,看电视,信息很丰富,但是信息不等于思想,资讯不等于学问。中国电影之所以拍得不好,与从业者的阅读之贫乏是有关系的。艺术工作者是处理情感的,但是因为不阅读、写作,不与自己交谈,没有养成感受和体悟自身心灵的习惯,所以情感是粗糙的,严肃的思考与对真实内心的表达和触摸就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心灵敏感之程度,或洞悉人情世故的经验,很多都来自阅读。”

  接下来再来巡礼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来看超级霸主美国。作为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度,我们很容易产生美国人不爱阅读的印象,但事实真是如此吗?非也。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网络与美国生活项目”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国民的阅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八,其中三十至三十九岁群体的阅读率更是达到百分之八十四(这一群体无疑是美国未来的中坚力量),而同年中国的国民阅读率仅为百分之五十四点九,巨大的差距一目了然。如此高企的阅读率,显然和美国长期将国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密不可分,如全美教育大纲规定:凡年满八周岁的美国公民必须学会阅读。同时,美国正在开展平均每人每年阅读五十本书的计划,其重视国民阅读的雄心可见一斑。

  作为世界上最热爱阅读的民族之一,德国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堪称全民阅读的完美典范。就在今年4月23日即“世界读书日”当天,中央电视台驻德国记者马洪珊撰写了一篇题为“德国,全民阅读从娃娃抓起”的专题报道,开篇第二段就让我们领略了德国人的爱书情结:“德国人对书疯狂而痴迷。德国书业协会的统计数字显示,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德国人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一本书。其中,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年阅读量在九到十八本之间;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年阅读量超过十八本,大致相当于每三周读完一本书。书籍已经连续数年蝉联圣诞节最受欢迎的礼物榜首。”也就是说,2013年德国国民阅读率是石破天惊的百分之九十一!这个令人膜拜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从事最平凡甚至不起眼职业的普通德国人构成了这个阅读强国的基石,他们或许是修理工、看门人、出租车司机或农民,虽然身份普通,职业各异,却都是阅读的忠实爱好者,甚至是痴迷者。这与我几年前在《南方周末》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现转引如下:“多年前,我刚到德国留学时,邻居是一位下水道工人。当得知我来自中国,他便睁大眼睛向我提问:‘先生,我们国家有许多哲学家认为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我喜欢的Christian Wolf则更推崇庄子,您能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区别吗?’我只能凭着对教科书的模糊记忆乱答一通。当我好奇地反问他为何如此喜欢哲学的时候,他彬彬有礼地回答:‘先生,当我在黑暗的下水道里工作时,回味着昨晚看的黑格尔,连污水都变得美好起来。’(原文标题:《下水道工人的问与答》,作者:李江源,发表时间:2009年10月29日)”

  我敢说,这篇不到两百字的短文是我有史以来读过的最震撼人心的文章之一,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震颤、共鸣和钦佩,一个下水道工人不经意的问答折射了一个民族的素养和品质。当我们每每追问德国何以在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德国何以产出如此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何以德国制造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等等问题,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每一位普通德国公民的大脑和心灵中。以井观天难免挂一漏万,国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正如我们不断感叹德国强势维持欧元区的同时,却没有在意德国的大学和图书馆一定是当地最经典的建筑并位于交通最方便的地段,也没有在意德国拥有世界人均比例最大的普通阅读者群,更没有在意德国人对知识的尊重和阅读的态度。

  最后来看法国,作为世界著名的浪漫国度,法国总是与“罗曼蒂克”相联系,其实这一词汇在法语中的本义是“小说化”。可见,法国人特有的浪漫、高雅的品味和气质是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没错,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国际出版蓝皮书”课题组的论文《西欧三国国民图书阅读情况》(2008年)指出,法国2005年的国民阅读率即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大多数法国人把读书视为最具文化价值的活动。高达四分之三的法国青少年认为,读书是最有意义的事。日常生活中,读书是法国人首选的休闲方式。在法国,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法国人专心致志读书或看报的身影,甚至还能时常看到颤巍巍的老人手里拿着新买的小说上公交车。与德国相似,法国读书群体囊括了社会的各个职业和阶层,这是真正的阅读强国的重要标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原本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国,何以逐渐摆脱掉了“土气”,顺利搭上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快车,并最终实现华丽的转身,成为一个文学巨匠云集、国民素质全面提升的文化艺术大国,广泛深入的国民阅读便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对于敏感的中国人而言,较之于国民阅读率,人均阅读量乃是一个更在意的指标。在新闻界,人均阅读量更是被视为国民阅读的重中之重。这或许是由于人均阅读量这一指标能直接落实到个体,对应于自身,因而让每个人有更加切肤的感受——每年公布这一数据时,不少人都会对比一下自己的阅读量是高于还是低于平均值。然而,令人颇感纳闷的是,如此重要的指标竟然在前三次调查中阙如。因此,我们如今能看到的人均阅读量仅是2005年至今的八次调查数据。不过,这八次数据已足够我们了解国民人均阅读量的真实状况:与国民阅读率的走势颇为不同的是,过去九年间国民人均阅读量的指标一直在低位震荡、徘徊,除了2010年跌破四本(三点八八本)之外,其余年份均在四至五本之间震荡,最高为2013年的四点七七本,与2009年的四点七五本接近,但始终没有超过五本。

  正是这一指标和这些数据,连同其他国家(民族)的相关数据,在最近十年间被我国的各种平面和网络媒体反复报道,以至于不少普通国民也对此忧心忡忡。平心而论,其中有些数据存在被夸大的嫌疑,有一定的水分。不过,我国人均阅读量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如今的中国虽然已成为图书出版的第一大国(出版图书总量超过美国一倍多),但尴尬的是,我国也是图书库存量最大的国家,仅2012年就有价值八百八十四点零五亿元的图书积压在仓库之中。

  为了解我国人均阅读量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我们必须对其中一些代表国家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正如我们在分析国民阅读率时所做的那样。首先来看日本。近几年在网络上有几篇被大量转载的文章,标题极为触目惊心,诸如“中国人人均阅读量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我国国民每年人均阅读四点五本,仅为日本九分之一”,甚至还有题为“中国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的文章,但经过笔者一一考证,这些文章中所列数据均有夸大以博取眼球的嫌疑,这也正揭示了互联网经济为眼球经济的本质。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2013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严谨的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日本国民人均阅读量在八点四至八点五本之间,虽然没有网上流传的几十本那么高(多篇文章显示日本的人均阅读量为四十本),但明显高于我国的国民人均阅读量,确是一个显著的事实。

  另据《日本阅读2010》(作者尹天笑)一文的数据显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人均购买图书十本左右,并以每十年增长十本的速度不断攀升,至1996年,日本人均购买图书达到创纪录的五十五册。但从1997年起,日本国民步入了漫长的“阅读疲劳期”,人均购书量不断下降,到了2008年,日本人均购买图书不足三十册。可以看到,日本如今的人均购书量重又退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水平,但对比我国2009年人均购书量五点六本的水平而言,依然是我们的好几倍。

  再来看韩国。尽管韩国从九十年代中期至2010年的国民阅读率呈现了下滑的趋势,但其人均阅读量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据2009年和2010年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公布的《国民阅读实际状况调查》显示,2008年韩国的人均阅读量为十一点九本,2009年为十点九本,2010年为十点八本,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这个数字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发达国家更高,令人刮目相看。细究根由,良好的人均阅读量与韩国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密不可分。早在1998年,韩国政府就正式提出“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将文化产业作为促进二十一世纪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过去十多年“韩流”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盛行,甚至让我们一度感到韩国文化入侵的恐慌。

  在日、韩等国阅读率遭遇滑坡的情况下,美国2012年的阅读率依然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的高位,这对于一个建国仅两百多年、且金钱至上的国度甚为不易。更让人惊愕的是,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十六岁以上人群人均阅读量高达十七本(含电子书),而我国2011年的数据为纸质图书四点三五本,电子书一点四二本,合计五点七七本,仅为美国人均阅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上述数据没有包含美国人阅读纸质书和电子书的具体数量,但另一项公布的数据让我们可以推知大致的情况,2011年阅读纸质书的读者占到百分之八十四,而阅读电子书的读者仅为百分之十五,这显然意味着十七本书中电子书的比例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样,2012年9月美国The Joan Ganz Cooney Center调查报告也显示: 在所调查iPad用户中约百分之七十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传统纸质书籍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对他们来说,iPad只是辅助工具。面对大陆四处蔓延的触屏阅读,作为技术创新的全球霸主,美国人对于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态度,或许更值得国人深思。

  德国的情况在前文中已经描述的比较详细,尽管没有具体的人均阅读量数据,但据其他一些相关数据保守推算,德国的人均阅读量至少是两位数。至于经济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阎晓宏在2012年的上海书展上曾经透露过一个数据,他们的人均阅读量是惊人的二十四本!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每位公民平均每个月可以看完两本书,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去北欧旅行过的朋友或许了解,无论在丹麦女王罗森堡宫旁的森林公园内,或是芬兰坦佩雷奈西湖畔,抑或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宫广场雕塑台阶上,随处可见手捧书籍的人们在享受阅读的惬意,无论男女老幼。面对这样的画面,我们似乎才能真正领悟“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格言的内涵。

  与日本的人均阅读量被网络夸大相似,法国的人均阅读量也被一度谣传为每年人均阅读二十本。但事实上,根据国际出版蓝皮书的统计显示,法国的人均阅读量大约为八点四本,这一指标在发达国家中并不靠前,国人大可不必为之贴金。对于生性浪漫、注重品味的法国人而言,他们提倡一种“慢生活”,一切事情在法国人的时光中都会慢下来,似乎任何的匆忙都会损害他们的优雅与从容。之于阅读,法国人亦是如此,他们喜欢慢慢品读书中的各种美好和妙谛,根本不在乎一年读了几本书。当然,热爱艺术的法国人把不少时间花在了听音乐会、欣赏歌剧或戏剧、看美术展等审美活动上,加之讲求品味、崇尚慢生活的个人性情,相对偏低的人均阅读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对我国国民阅读两大关键指标的审视和镜鉴,我们对转型时期的国民阅读危机有了较为清晰而客观的认识。然而,实际情况显然比上述的分析和比较要更复杂一些——更准确的说——让人更加悲观。当搜集到更多的可靠资料之后,有几个触目惊心的数据深深地刺痛了我敏感的神经。

  2013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联合国调查显示中国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一本”的文章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六十四本。而中国十三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一本都不到。原来如此!这个人均阅读量四点多本的水分被挤掉之后,剩下的这个数字简直让人无地自容!但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却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就笔者所在的大学校园而言,我身边的许多同事、朋友一年的阅读量绝对不超过五本,试想高校中人尚且如此,遑论全国的平均水平!201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知名学者张鸣教授在《文史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学界的技术主义的泥潭》的文章,个中观点与我的见闻感受如出一辙,现转引其中一段如下:“画地为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

  今年两会,“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令人眼前为之一亮,这显示了党和国家对全民阅读的高度重视。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转型时期的国民阅读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