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真正的本领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

  媒体上关于读书的文章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误导。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也有人说,书应该写得让大家都懂,这种观点也不对,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很难写得人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文学史说白居易写诗通俗易懂,连老太太都能懂,《卖炭翁》或许听得懂,《长恨歌》也能听得懂吗?

  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

  我们应该怎样读书?若为求知,你先要明确所求的领域和程度,然后去找最合适的书,不要看那种包罗万象的书,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书,无论是纸本还是数字化的,数量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接受能力,哪怕你有一目千行的本事也不行。以前用“学富五车”称赞一个人学问好,现在只怕五十车都不够。古代的车是马车、牛车、小板车,书是帛片、竹简的手抄本,所谓“读书破万卷”,一卷书实际上就一百多页。但学问是越分越细的,以前文史哲,数理化,现在光数学一科就分出很多支,所以读书要学会选择。

  不仅是类型选择,还要明确自己的程度。有人说学科发展由繁到简,现在又到了需要博学的时代,这话不对。博学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在全面彻底掌握本专业的基础上根据需要了解其他学科。现在有人责怪“博士不博”,这是人们对博士培养目标的误解。其实“博士”只是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名词来翻译“PHD”,并不意味博士真的要“博”。博士应该专,去看看博士论文做的题目就知道,全世界的博士做的都是很细的题目。

  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

  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研究。现在有些论文的水平不算研究,而是简单重复。曾有学生很认真地告诉我,说自己有了新发现,其实这个发现我已经见过了。这种研究作为学术训练没有问题,但作为研究成果就有问题了。以前我们做一些与国外重复的研究,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读不到他们的书。但现在就不能这么说了,因为网上都可以查到。如果不查却自吹是新发现,就是剽窃。所以我要求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前人的成果,在导论或序言里写清楚前人做过哪些。这要求我们穷尽地阅读一本书。不仅要看,而且要尽量找到原始版本,有了新版还要注意它有什么补充或修订。有的人对一本书研究了很久,已经形成了成见,但作者去年其实修订过,一些错误早就纠正了。

  读书过程中,投机取巧往往要承担后果。有人会长期延续学术上的错误,有人就自觉不自觉地违反学术规范。复旦有个教授,被北京一位先生写文章批判为剽窃、学术不端。其中一部分观点我是不赞成的,说他自我剽窃,有些内容今天出过了明天又出。我认为这要看情况,如果社会有需要,这种做法就没错,当然他应该写清楚。文中有个证据,说他间接引用一篇文章,偏偏写自己引用了原始文献,问题就来了:他引用的书中把“Dover Strait”错翻成了“street”,译成“多福尔大街”。他如果照实说是从二手资料引用的,也没什么问题,可他非要说谎,于是被人质问“你这个复旦大学的博士,英文水平这么差吗?”其实这个错误我们每个人也许都犯过,我就差一点犯过。但起码应该查查原文,原文都不查,犯错误也是活该。

  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

  常有人说,你们研究历史的本领真大,古文都看得懂。但我会告诉他真正的本领不在于看得懂书本,而在于看懂书本背后的社会事实。古文再难大家理解了字面后,水平就一样了,但是为什么有人就能通过文字看透一些社会现象,得出大家都没想到但都觉得合理的结论呢?这不仅要靠看书,更要看他会不会读社会了。比如现在蒋介石日记开放了,上面记录过他年轻时曾经想上妓院,没忍住去了,自己的毛病写得还是比较公正的,现在读起来觉得很真实。但蒋介石日记真的百分百真实吗?有人将日记与历史对照过,发现有时历史上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他在日记上却一个字都没写。所以研究历史,光靠书本是不行的,要考察社会。

  研究历史,不可能到古代去调查,但如果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容易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我研究人口史,发现“人口”里就涉及很多奇怪的现象。宋朝时,全国平均每户最多只有2.65口人,最少时只有1.4口人。1.4口人简直不能组成家庭了,一般人都单身了,这可能吗?后来仔细研究,发现这个数据是上报给中央政府作为交税依据的,那当然人口越少越好了。但向中央政府申请救灾时,每一家却都在五口人以上。现在我国每一次人口普查时,国务院也会发通知要求大家实事求是,自愿申报户口的就不要再处罚。这样看来,古代和现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看书还要结合社会,看懂社会。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走出去了解社会,读书才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