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黑色的七月”（其时中学生对高考的形象比喻）的艰难拚搏，我有幸成为西南交通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学校园中，最吸引我这个农家子弟的去处莫过于社科系资料室（今政治学院信息中心）。资料室的几位老师见我如此痴迷于读书，便特许我可以随时前往阅览丰富的藏书和报刊资料。于是，怀着无尽的感念，我拥有了一段心无旁骛、博览群书的宝贵岁月。读书，留给我的是难以名状的心灵的充实、丰饶与幸福。
当然，坦率说，年少轻狂之时，读书少了一些章法，其情形大抵属于自发而非自觉。古语云：“登高自卑，行远自迩”，阅历，于人是相当重要的。记得南宋词人蒋捷有一首《虞美人·听雨》，说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账”，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暮年“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同样是听雨，人生各个阶段的体验如此迥异，阅历使然也。清代涨潮所著《幽梦影》中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诚哉斯言！岁月如歌，风过无痕，飘忽二十余载后，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岁月积淀让我对读书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特别是对于“读书宜读经典”的命题产生了高度认同。
所谓“经典”，古今在内涵上是有差别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典”曾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尔雅﹒释言》说：“典，经也；威，则也。”郭璞注：“威仪，可法则。”（《十三经注疏》）由此可见，经即典，典即经，只有那些能为人们遵循、持守的文字文本才有资格称为“经典”。又据许慎《说文解字》：“经，织纵丝也。”即是说，“经”的原初含义为丝织物的纵丝，据川籍学者杨乃乔先生分析，“经”后来逐步演化为一种话语权力的象征，成为生命主体“立言”的文本形式（《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纷纷称自己的立言文本为“经”（如《墨经》、《道德经》之类），也不难理解何以宗教文本也通常冠以“某某经”的称谓（如《圣经》、《古兰经》、《金刚经》之类）。
现在所谓“经典”，其内涵比之古义显然宽泛了许多，大体上指那些历久不衰甚至历久弥新的典范性传世作品。
据个人愚见，相对而言，经典阅读可以有三种境界。
经典阅读的第一种境界是“开卷有益”。顾名思义，就是只要多读好书，自会收获良多。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论读书》）的确，读书尤其是经典阅读乃一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阶梯。
阅读可以养心。宋代王禹偁在《黄冈竹楼记》中描绘自己“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办公之余而焚香默坐读《周易》，人生一大快事，养心也。
阅读可以明理。如《曾文正公家书》中所言：“不愿子孙为大官，惟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此种叮咛，大有深意。
阅读可以长才。杜甫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径言博览群书对于增长写作才能的绝佳之处。
阅读可以益智。《论语》中记载孔子对学生语：“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是一位博学练达的老师对弟子们的殷殷叮嘱，讲尽了读书可以增加知识与智慧的种种好处。
一言以蔽之，书中自有黄金屋，腹有诗书气自华！只要肯于经典阅读，勤于经典阅读，自会不断丰富知识，积累学养，收获学识。
苏东坡有诗曰“诗酒趁年华”，实际上，经典阅读亦须趁早。对于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来说，经典阅读可以早一些为自己打好学问的根基。古人讲“入门须正，立意须高”，我以为，在大学阶段宜通过经典阅读，侧重于打好文史哲的基础（尤其是对于文科大学生）。
哲学是思维的体操，不仅可以澡雪精神，滋养生命，而且能够增强人的思辨能力。哲学阅读尤其是西方哲学阅读，对于思维的训练太重要了！我们治学、撰写论文，须臾离不开逻辑思辨。前两年，我曾经提倡自己任教班上的大学生读点西方哲学著作，最低限度要读一下《西方哲学史》（罗素、梯利著述的版本皆可），用意即在于此。遗憾的是，很多同学告诉我：“老师，西方哲学太难读了，读不下去啊！”我顿时无语，只有徒唤奈何。如此轻言放弃，恐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孟子语）。
文学不仅直指心灵世界，同时还会给我们带来弥足珍贵的语言修养。数学大师苏步青先生尝言：“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语文不仅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是一切科学文化的基础。”（转引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1日）此言不虚！我以为，苏先生把语文置于“社会科学、科学文化之基础”的高度，恐是对语言表述能力重要性的洞察吧。记得当年自己攻读文学博士时，导师不容商量地要求我们啃读儒家经典《十三经》，还亲自在课堂上抽查督导我们背诵《文心雕龙》《诗品》《文赋》等文学理论经典名篇，无论齿序长幼，一个也不放过。当其时也，我等同窗皆苦不堪言，怨嗟不已。岁月不居，光阴流水般逝去，而今事过境迁，当脑海中时常飘过“每一顾而掩泣，叹君门之九重”“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等名句，张口即可成诵大段文字如“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顿然领悟了导师的用心良苦，既使我们用看似最笨拙的背书方式增长了经典知识，同时也让我们平添了许多语言修养，其功可谓大矣！事实上，许多经典作品是需要背诵的。这正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张的，与其浏览万首唐人诗，不如熟记唐诗三百首。仅仅是一般性的浏览，俗称“过目不过脑”，很容易流于“浅阅读”而走向空疏。老一代学人有背诵的传统，像胡适先生11岁之前背完《四书》《五经》，茅以升先生少年时代背过《古文观止》中的大量名篇。这些阅读方式对我们恐怕不无教益吧。
史学修养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先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华盖集》）以史为鉴，鉴古知今，前贤已有定论，自不消说。而对于治学来讲，我们也是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历史视野，离不开时间维度（还有空间维度）的。你做桥梁研究，那就须通晓桥梁建造史。你做国人价值观研究，当然要先圈定历史范畴，是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历史界定必须严谨，否则就沦为抽象空谈了。当今一位研究中文的知名教授说，中文系其实也是历史系，对于学习中文的学生，最重要的功夫是史学的功夫。此种论断是很有几分道理的。
经典阅读的第二种境界是“雕精达博”。如不能雕精达博，学问便如浮萍无根，难以致远，难现大气象；根深则枝繁，根深则叶茂，此千古不易之理也。中国传统文化有教人“苦读”的传统，像“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之类的倡导多多，难以尽述。我以为，这恐怕不仅仅是勤奋向学的泛泛提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进入雕精达博之境的微妙提示。所谓“读书当求快乐，苦读大可不必”之论，我不敢苟同。如民谚所说：“不经一番寒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经典之作尤其是中华元典、西方哲学经典向来难读，这种高头讲章若非下一番苦功夫，如何能洞彻其中奥妙？以愉悦、快乐为追求目标，在“开卷有益”的阅读层面上是可以的，但想进至“雕精达博”的境界恐怕难矣！我校杰出校友茅以升老校长曾将治学秘诀归纳为十六字：“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认为欲使学问精熟，非“博闻强记”、“持之以恒”则无以收其功。事实上，茅老于中华元典功底扎实，于桥梁专业功夫了得，恐怕皆因苦读、精读以及勇猛精进所致。据校史载，茅老念五年桥梁专业本科期间，留下了多达1000万字以上的读书笔记，当是辛勤读书的明证。历尽此番寒霜苦，方得脱胎换骨身！茅先生也因而具备了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钱塘江大桥的学识资本。试想，如果经典尽如美国大片那般刺激感官、愉悦动人，如“心灵鸡汤”一样赏心悦目、玲珑可人，则我校不必提倡经典阅读而径直名曰“图书阅读”可矣。众所周知，王国维先生乃大学问家，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尝读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著作，读一遍，未懂；读两遍，仍觉深奥难入；读三遍，方有一些感觉。以先哲之聪慧睿智，尚且有此艰难，足见经典阅读并非易事。民谚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以为，大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司马迁语）的经典都须下一番苦功夫，一读、再读、数读，方得窥其门径，进而登堂入室，识得庐山真面目。我们今天读书，太容易舍难就易、浅尝辄止，太过于强调实用致用、立竿见影了。如果读书只满足于当下的愉悦而不注重分析、综合、系统化，不仅思想难有高度、深度和宽度，所获知识恐怕也很容易像网络资讯那样沦于即刻性和碎片化的。
又有人可能会说：“经典阅读倘若不求实用，那还有什么读的必要呢？”这种问题，我以为实乃似是而非。朱自清先生曾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常谈·序》）退一万步讲，我们究竟以什么为依据来判断“有用”、“无用”呢？须知，任何事情均应辩证地、历史地、具体地而不能抽象地看待。此时无用，彼时有用；此地无用，彼地有用；并非只有当下直接用得上才算是“有用”啊。《老子》中讲：“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中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经典于个体生命的“有用”与“无用”，很大程度上是在具备了丰富的人生体验，经过岁月的淬炼之后方得知晓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早期文稿》）之语，曾文正即晚清重臣曾国藩（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人氏。《清史稿》中评其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意思是说，此公伟大的事业乃是源于扎实的学问。为何修史者不讲曾国藩事功“本于智慧”、“本于睿智”之类而偏说他“本于学问”呢？其实，古今以大业而名留青史者灿若星辰，难以胜数，但当得起“以学问而致事功”者，恐怕就寥寥无几了。“学问”一词，在今日语境下既指书本知识，亦指实践知识，于曾国藩而言，其学问之本在于博览儒道经典，这是确凿无疑的。据《清史稿》中记载，这位曾文正公“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凡此种种，说明曾国藩于经典是下过一番雕精达博功夫的，加之以丰富的实践历练，因而学养丰厚，学识过人。试想，如果曾国藩每读一本书都预先追问一下是否有用，靠着貌似“当下有用”的浅显判断去功利性地读书，那他如何能构建起自己的学问体系，进而依凭博大精深的学问而致事功呢？
经典阅读的第三种境界是融会贯通。这里所说的“融会贯通”,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追求各类知识的融会贯通，也可称之为“圆融通透”；二是注重知行合一，在行中知，在知中行，即是自觉追求理论书本知识与人生社会实践的有效融合。无论如何，对于青年学生，我以为主要还是应在第一个层面下功夫。众所周知，有“中国航空航天之父”美誉的钱学森先生在生前曾直言不讳地提出对我国教育的追问（即“钱学森之问”），钱先生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当代中国教育到底怎么了？难道今人聪明才智确乎不如前人，以致于又须像清代名士龚自珍那般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然不是！事实上，仔细推究民国时期大师们的求学与治学特点，我们便会发现，他们的路子颇异于今人。简言之，大师们走的是“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路径。胡适、鲁迅、陈寅恪、梁启超、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钱穆、唐君毅等等，每一位学界达人都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于中华元典精熟于心，于西方学问不在话下，可以说尽窥东西、古今文化之堂奥。而民国时期的工科人才，即以我校老一代校友为例，如竺可桢、茅以升、黄万里等诸学长均是文理交融，国学、西学功底了得，作诗、为文样样精通。我曾应邀在成都七中育才、七中嘉祥为中学生朋友们演讲，当孩子们从我这里得知，已存在于初中语文课本数十年之久的经典范文《大自然的语言》《中国石拱桥》，出自我校校友竺可桢、茅以升先生之手时，无不震惊于老一代工科大师们的人文功底和语言修养。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学界达人们之所以那么得出彩、出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融会贯通经典的高超本领！谨再以一份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部分书目为证：
中国书籍：“四书”、“五经”、《御批通鉴辑览》《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
西方书籍：《原富》（亚当·斯密）《物种原始论》（达尔文）《天演论》（赫胥黎）《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民约论》（卢梭）《群学肄言》（斯宾塞）《法意》（孟德斯鸠）《伦理学原理》（泡尔生）。
由上述这份书单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曾下功夫于经典阅读，其读书熔中西文化经典著作于一炉，凸显出“融会贯通”的鲜明特点，堪为前辈学人求学治学的光辉写照。
当然，为学既重知识积累，同时也讲究“学养”，讲究“学识”。学问不能仅仅局限于经典阅读。孟子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培根则说：“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智慧在于书本之外。”（《论读书》）我以为，这其中存在一个“转识成智”问题。转识成智的基础在于对经典、对书本知识的日积月累，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欲收转识成智之功效，则有赖于丰富的实践和阅历。打一个浅显的比方，你问一位幼儿园小朋友“什么是爱情”，他一定会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道理很简单，小朋友还没有这方面的阅历呢！经典阅读的“融会贯通”境界，同样也要借助于经验世界、人生实践中的自觉升华。
近年来，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看到两篇长文。现部分摘录于此：
2009年，课题组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中关于母语能力的测试内容主要涉及一些常用汉字的辨识、常用词语的选择，结果是：在319位被测试的大学生中，测试成绩在70分以下的达68%，60分以下的占到30%。此外，课题组还对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汉语”课的部分学生作业进行了分析，并抽查“给导师的自荐信”作业74份，抽查结果是：49份作业存在行文格式问题，占总数的66.2%；64份作业存在表达语气与自荐信要求不符的问题，占总数的86.5%；语法方面的问题就更为突出，74份作业都或多或少存在搭配不当或虚词误用等语法问题。（《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
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教授张海霞手里的理工科大学生的文稿，写通顺了的没有几篇，她越看越生气，“这语文都怎么学的？！”……张海霞教授是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发起人之一。2013年1月中旬，她与编辑讨论将2012年中国大学生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学生获奖作品结集出版《奇思妙想的物联网》（第二辑）。每组获奖学生需详细介绍自己的作品。她越看越觉得不解，“都不要说错别字、用错词和标点符号了，通篇语言混乱、逻辑不清、前后矛盾、图文不符、口语化……一篇4页的文章，能够写通顺的，占到全部稿件的1/3就不错了！”最后，70%的作品被要求重写。张海霞说，理工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几天前，她的一个硕士生把实验设备弄坏了，她让这位研究生详细记录事故发生的经过，结果，发来的2页事故报告格式混乱、语言不通，让她不忍卒读。她甚至还因此毙掉过一篇博士论文，“也是像这样的，我实在不能忍，100多页，我每一页都给他改了。” ……她忧心忡忡：“我们的孩子不仅不会用笔写字，连用汉字写文章、说话都成了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1日）
显然，这两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强调语文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可否跳出“就语文教育谈语文教育”的命题，尝试从另一个角度即经典阅读的视域去反思和追问一下呢？当年那些饱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民国学人们，可曾需要为遣词造句、语法修辞之类事情而苦闷不已，辗转反侧，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事实上，重读竺可桢学长的《大自然的语言》和茅以升学长的《中国石拱桥》，我们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先贤文化功底的厚重和语言艺术的高妙。这种境界，正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子所论：“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圣贤素来“重道不重技”，也便不难理解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杨叔子院士“从1998年起，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必须会背《老子》和《论语》，否则不接受其论文答辩”（亦引自《中国青年报》2013年2月1日）这一非同寻常之举了。原来，经典阅读，不仅仅是恪守圣哲贤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也不仅仅是赓续老一代学人“取法乎上”的治学心脉；即使从最实用的语言修养需要而论，也是必须的。
“道不远人”（《论语》）！西南交通大学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与荣光的伟大学校，“窥学术，贯西中”“基础坚，事功崇”（校歌歌词），一部百年校史已经积淀下如此不可磨灭的求学治学之道；毋宁说，当前学校大力倡导经典阅读和通识教育，就是对我们这所百年老校育人精魂的最好传承，是人才培养中的大手笔和大方略。
故此，笔者不揣愚陋，略述浅见。“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谨此就教于方家，亦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一点儿菲薄的参考。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