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在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任内，事实和理想刺激我的思想，我很想写七八篇论大学的文字。卸任后，事忙，又连生病，除去一篇的大意以外，所有的意思忘得光光……

　　到台湾大学校长任内已一年又十个月，开始即想写一小册，叙说我的大学理想，一直没有工夫，虽然也有几个意思在杂文里偶然提到，却并无系统的推论。每天为现实逼迫着，我怕久而久之，理想忘了，须知现实每每是消灭理想的。所以我在三个学期中始终不曾教书，虽然每学期开始前总想教一门课，在大学不教书是不过瘾的。然而教书不可不预备，一课两小时，也要至少预备一天或两夜，便分去做校长的时间不少。本学期仍未教书，正为想写《大学理想》。我希望这学年可以写成这本小书，但也不敢必。因为台湾大学校长之事多，是不能想象的，其生活不是可以羡慕的，半年内写成与否，还要看出的事多不多。

　　在写《大学理想》时，我不是专论台湾大学。专论台湾大学不必写书，办事好了。我要“跑野马”，上下古今论大学制度，或者超于时空，这样才有理想。在写《大学理想》之前，觉得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之必要，因为大学是不能独自生存的，它是学校系统中之一部，乃至可说社会之一部。大学要尽量成一“乌托邦”，说得硬些，与社会脱离，庶可以不受旧社会的影响，而去创造新社会，但这话终是写意的笔法。大学不能脱离学校系统，脱离社会，犹之乎一人不能脱离了人群。我去年在师范学院曾说过，台大要办好，必须师范学院先办好，因为台大的学生出自中学，中学的教员出自师范学院。师范学院好了，然后中学教师好了，中学教师好了，大学的学生才好。这是真话，不是笑谈。认清学校制度之一体性，所以写这一篇，作为《大学理想》第一序文。

　　我不是教育部长，所以敢写这一篇文，假如我是教育部长，便不敢写了，因为我现在“不在其位”，所说的话只是我个人的话，无关实行，至多也不过是一个对教育有些经验、有些理想的人一时的想法，所以敢大胆去说。

　　一、史的略述

　　中国的历史上有学校制度，有私学，有官学。所谓私学，自宋以来，多为科举。所谓官学，唐、宋两代，尚有科别。近代的制度，则始于明太祖，一切一元化，设立的目的是在训练公务员，“敷施教化”，结果只是科举的附带品，无论中央的国子监，或府厅州县的官学，实在无多补益于学术，无多贡献于教化，反而不如书院。倒是四译馆、钦天监等等官署，用以训练专才的机构，有点专门训练的性质，然亦无一般教育的意义。

　　近代学校之设，始于北京政府的同文馆(训练译员)和南北洋的各种学堂，有文有武，全是为吸收欧洲物质文明的，这是应时代的需要而生，零零碎碎，全数也小得很。庚子以后，始普立近代学校制度，由管学大臣设计，出来所谓《奏定学堂章程》。这些章程简直可以说是翻译日本的，日本又是抄袭欧洲大陆的，尤其是普鲁士。尽管普鲁士是个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国家，普鲁士的学校制度却是未可厚非的：第一，普鲁士人办事认真，学校的办法及标准，实事求是，为世界标准之冠。第二，普鲁士的学校制度是在19世纪初年全部崭新计划出来的，不像英国那样一味因袭，从来没有“合理化”过。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套新计划是接受18世纪开明主义Aufklaerungszeitalter的影响，贯彻这一套主义而制定的。其开始的人如Wilhelm Von Humboldt．便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尽管一面充分发挥军国主义，一面也充分发挥在学术上追求理智的精神，柏林大学便是在他手中建立。而柏林大学便为世上近代大学之模范，其中研究与教授相互为用。日本抄了这个制度，很有帮助他在学术事业上的速进。

　　中国人又从日本抄来，是很困难的，就是人才不够。这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也是如此的。中国新制行了十多年，不无效果，当时官定教科书比后来的高明多(以后真是每况愈下)，各省的高等学堂(即同于日本的高等学校)很有成果。自1911年起，改起来，一步一步，到十年而大改。这些改动，可以一句话归纳，就是说，受美国影响，学习美国。美国影响之来源有三：

　　一、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派了大批留学生，又创立了清华学校，清华学校便是一个典型式的美国High School或Junior College。二、教会各设学校，功课比较认真，而且遍及东西南北中，这自然很有影响。三、留美学教育的回国，尤其是哥伦比亚教师学院，提倡美国制。当时的江苏省教育会便“把握时机”，大大鼓吹改制。

　　我以为学外国是要选择着学的，看看我们的背景，看看他们的背景。当然，定一种制度也和定民法、刑法一样，完全求合于当前的环境，便不能促成进步，完全是理想，便无法实行，当然混合一下才好。即如在学校制度上学外国，要考察一下他们，检讨一下自己。欧洲大陆的学校制度，有很多的长处，然而我们没法全学，因为欧洲大陆(德、法等国)一般学术水准甚高，人才可以说是过剩，所以学校的标准，可以高之又高，如中国学这个标准，全国至多办三五个大学。德、法等国，学校官办，这极容易引起极权主义，然社会中的自由开明力量又限制着它。英国的学校，也有它的特长，即如牛津、剑桥，生活第一，学问次之，也未尝无它的道理，但中国是阶级性少的——至少应该如此——照英国式办学校，有些办不到，也不应办到。至于认真而又实践，节用而又收效，则是可学的。又如美国，新的规模、生动的气魄，是当学的，然而他的花钱法是我们做不到的。偏偏中国学生，一学外国，每先学其短处，这也因为短处容易学。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

　　那么，自从民国十年前后，学校“美化”改制以后，便一直下去吗?这又不然。每一任教育部长必有新猷，亦必因其所留学国所学之科不同，而有崭新的见解。上任稍久，发展其抱负，便有一番作为，原来的固不便改动，新加的却无人阻碍，这也不限于教育部长。凡能影响教育部长的，也有此效力。于是一层之上，又加一层，旧的不去，新的又来，于是而中学课程之繁重，天下所无；于是而中学课本之艰难，并世少有；于是而大学之课程多得离奇；于是而中小学生之身心，大受妨碍。这是学外国吗?外国无一国如此。这是达一种理想吗?也不曾说出是何理想。加以中国文字之比较困难，外国文之应该早学(中国科学书不足之故)，公民一种之标准奇高，小学常识竟比美国College常识还要高得多，等等，于是乎一切多成了具文，就是说，章程上高矣美矣，事实上是做不到——这一点倒深合中国国情!

　　所以1949年前的学校制度，是抄袭的，而不可说是模仿的，因为模仿要用深心，抄袭则随随便便。只可说是杂糅的，而不可说是偏见的，因为杂糅是莫名其妙中的产物，偏见尚有自己的逻辑。只可说是幻想的，而不可说是主观的，因为幻想只是凭兴之所至，主观还可自成一系，并模仿。偏见、主观还有些谈不到，便是中国学校制度。

　　其实我这话也说得过了火，因为做了将近两年的台大校长，深感苦痛，才有这些话，纵不无道理，也近于偏激。假如中国社会上轨道，就是现在的制度也不为大累赘。即如美国学校制度，毛病何尝不多，然而成就所以好者，因为社会不同于中国社会。但是教育制度不曾促成了社会上轨道，也是事实。

　　二、针对现局设立五个原则

　　针对现局中之弊病，作为改革的原则五项，如下：

　　第一，现在是层层过渡的教育，应当改为每种学校都自身有一目的。

　　进国民学校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升入初中了。进初中为的是什么?当然为的是进高中了。进高中为的是什么?当然为的是进大学了。进大学又为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一张大学文凭作为资格了。假如研究院设得多，还要用政府公费进研究院，不达不止。一句话，一切学校都是过渡学校，今天过渡到大学毕业为满足，不然不满足，将来还要过渡到研究院毕业为满足，不然不满足。其不幸的，乃走师范、职业、专科几条路，仿佛像五贡岁举，各种杂流，心绪也够烦恼了。这能怪学生吗?不能，他们当然不肯无故居人下。这能怪家长吗?不能，“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谁愿自己的儿子是个“监生”，“未入流”!况且许多习惯，许多法令，只是官样地编资格，不是认真地问能力。

　　但是，虽说如此，若一直下去，社会是不会健康的；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近代型的国家的。

　　第二，现在是游民教育，应当改为能力教育。

　　因为一切学校成了过渡学校，一切教育成了资格教育(即当年之所谓“功名”)，自然所造出来的人，游民多而生产者少了。经济学家的传统学说，称一切不直接生产的人为非生产的人，当然，在文明社会中，不能如许行之道，每人躬耕而食，但无其必要而不能生产，坐食的人，实在多不得，因为他们多了，便是游民多了。唐朝的韩愈辟佛，专从社会问题出发，当时的和尚、道士、尼姑、道姑是逃避兵役，逃避租税，逃避劳动的人，弄得遍天下都是，于是韩公大叫苦，“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上释、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忘了一件，“士”也太多，也是消耗他人生产的。晚周思想发达，游宦也发达，寄生虫在一个豪家，便是“食客三千”，偏又不安分坐食，到处闹事，六国之衰耗与此大有关系。韩非《五蠹》之论，虽然偏激，也不是无谓而发的。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造出了些游民，为数究竟还少，然而在都邑也够奔走权门，在乡土也够鱼肉乡里的了。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

　　第三，现在的学校是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

　　读者或者觉得我这一条原则说得奇怪，现在的学校难道不是为的求学吗?当然，无论如何坏的学校，总有一部分学生在求学，然而整个的看看，这样的课本，艰难不通，能达到求学的很大目的吗?这样的教法，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入学校第一件事是在升级毕业，先生不好无所谓，设备不好更无所谓，只有毕业文凭乃真是要紧的，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便很清楚了。假如中国人重视学业，轻视资格，或者重视学业过于重视资格，有好些学校是不会办下去的。

　　记得30年前吴稚晖先生有个妙比喻，就是“麦筋学生，油锅学堂”。学生的质料本只那么大，然一入某一种学堂，一“炸”之后，变得奇大，外表很有可观，内容空空洞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只要资格，就是说，炸得块头大大的，然而国家实在不应该老是开油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