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为何不能鲁迅胡适我都爱

  

  张曼菱:作家

  为何不能鲁迅胡适我都爱

  近读一本书《胡适还是鲁迅》,是有分量的讨论集。编者与编辑俱为我之友。掩卷有益,心怀谢意。但亦有自己的若干看法。不妨敷衍出来,以俟高明。

  先说封页上的话:“曾经困扰过胡适和鲁迅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我以为这并不是悲哀,而是希望。一百年还没有过去,如果今天没有这些问题,那么,不是胡适与鲁迅的穿透力有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事实上我们曾经生活在漫长的“没有问题”的岁月里。那才可怕,才叫悲哀。

  其二,建议这本讨论集的题目改为《胡适与鲁迅》。放平了。

  说“悲哀”,是“一元论”的思维。

  说“是此还是彼”,是二元的思维。

  其实就他们那个时代,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格局。而是比我们体验和想象的更丰富更充盈。例如,笔者近年来所探涉的西南联大,就是一种多元的存在和思维。

  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上,有过“走”与“留”的讨论;有过“上前线”还是“读书”的争执;有过“开除”还是“留任”的会议;有过“罢课”还是“复课”的宣言,种种。最后都为现实的责任所统一,而幸运的是,最后又都复归成各各“不统一”的个性。

  至于那些“非此即彼”的问题,那是根本用不着争论的。比如,是“附逆”还是反抗,是当中国人还是当汉奸。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锤定终身”的。

  我以为,在西南联大所创造的若干惊世奇迹中,最深刻的奇迹就是:西南联大以民族的利益统一了一大帮以“自由”著称的知识分子,却又给了他们最大的个性自由。那是一个同仇敌忾的时代,亦是一个个人魅力四射的时代。

  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在可记忆的历史中总是处于危急关头。所以民众与知识分子愿意和被迫服从,以为“大局所需”,于是对民主来不及反思,而专制趁机不断加强。便以为是“命运”。这,才是一个历史之谜。

  西南联大不是从学术上研究上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它团结奋斗的育人事业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实践和展示了我们民族,我们中国可能有的美好前景。这难道不是我们可以有的另一种命运吗?

  这就是西南联大对于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最强烈的魅惑力,也是它应该在当代重放异彩的必然性。

  常令人叹息的是,现在许多受过压抑和还在受压抑的,自命为“自由人士”的学界人士,脑子深处依然是专制的,有霸气,动辄要用一条或两条定律来为人为事判罪定性。

  为什么要非此即彼呢?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对于每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面都有无数新鲜的问题在等待在考验。哪里可以去寻一个沽名钓誉的活法?哪里能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历史是不可以复制的。鲁迅与胡适亦然。

  “胡适还是鲁迅”,这种提法怪异,有意缩小了世界,逼死道路只有两条。

  这本书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所谓“谜”,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当代重鲁迅而排胡适?究竟这是不是说明:他们谁更与文化专制有缘?将他们在现当代的政治待遇反推论过去,从而断定他们的思想价值。这些推理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中国当代文化存在很大的偏差问题。有一个“帝王之说”存在,即皇家御赐钦定的因素在内。(所以我说,有时首长不懂艺术不爱好艺术也有好处,即是他不能够将他的嗜好加于权力之中。不青睐就一概不青睐。省了许多雾障。)

  上世纪七十年代郭沫若出了一本抑杜甫扬李白的书,当时,害得正在云南边地插队的我等,夜间不平难寐。自不量力作文驳之。草介布衣,岂知不过就是一场游戏。

  那还是古之又古的古人了。而胡适与鲁迅,却正在改朝换代之际,早已经在两大阵营中绞缠了进去。一个入左联,总之是入了正方的“组织”。一个进了反方为臣,还有当“总统候选人”之嫌。所以,当权者看待他们,首当其冲是“政治”。当权者都不容易是有雅量的人,岂能容下对方的幕下客。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典型“一元论”的名言,哪里还会有穿透力,去客观地纯粹地评价胡适与鲁迅的思想价值呢?自然是亲我者我亲之,仇我者我仇之。数十年搞的是阶级与路线,就在一个阵营内亦不依不饶。

  所以,现在来谈谁的思想与某个时代的合拍,恐怕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现象。

  除了当权者在政治上对鲁迅较亲近,还有,在文化感情上,鲁迅那种从黑暗中国底层发出的压抑的表达,与其乡土气息极重的语感,语境,语言方式,都很切近领导人的个性。其激烈的革命思想,“掀翻一切人肉宴席”的呐喊,完全符合他们的社会行为。

  而胡适,本来就是一个西化的思想者,一个文化绅士。他的作派、用语、个性相去极远。他要修补社会。他的行动修补的是蒋家社会。时代没有给他机遇,他还来不及修补后来的社会。这在帝王式的政治家看来,他便是前朝的忠臣。人们不可想象他亦能修补其他的社会。

  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必然是鲁迅更易被接受。

  其实我也是更爱鲁迅。我身上的东西更接近鲁迅的那种激烈、专注、舍己和乡土精神。鲁迅更“中国”,更具有伟大的悲剧个性。

  淡定后说,胡适的思想较之鲁迅更得到了展开。鲁迅被旧势力所逼,身体年龄都是压力,他几乎来不及去考虑后来的世界,只想把自己做成一颗人体炸弹去投放旧世界,活着就是为了让某些人不舒服。只想着去做一世的牺牲,去肩起黑暗的闸门。

  而胡适,我们不那么喜爱和熟悉的胡适,其实思考得更深远,更宽阔。也渐渐更走近了今天的我们,走近了今天已经不必拼命去做人体炸弹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有了很多了解西方的人,也有了更多从容和宽容。胡适式的精神贵族生活,也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待遇。这时候,我们对适之先生的行为思考会有摒除偏见的新看法。

  从鲁迅到胡适,都是中国所产,中国所需,他们俱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未来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要用一个打另一个呢?为什么我们只能爱一个接受一个?为什么不能李白杜甫我都爱呢?

  泱泱大国,失却大度已久了。

  2003年12月2日于昆明滇池路

  本文来源:《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2期。

  摘要:对于每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面都有无数新鲜的问题在等待在考验。哪里可以去寻一个沽名钓誉的活法?哪里能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历史是不可以复制的。鲁迅与胡适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