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还贵:文化的颜色

  一部人类历史,分划两卷灿烂典册:文明史与文化史。

  人类发明创造的物质成果,谓之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成果里的声息萦回。文明为物质属性,文化乃精神氤氲。如仰韶文化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皆属仰韶文明,透过这些历史遗存之物,所传达出的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礼仪习俗,便是文化。

  任何一种文明创造,都必然沉蕴着创造者的主观意图;一定的文明创造,既是一定文化的物质表现形态,又深刻影响着文化的扬弃发展。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魄,文以铸之。“观风俗,知得失。厚人伦,美教化。”任何一个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辉煌灿烂中,都熔铸和闪耀着文化力量的华彩光芒。

  文化,就个人言之,是一个人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集中体现;放之民族和国家层面观照,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精神维度的指向与牵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跻身世界之林的身份证明。房龙说:中国是一个国家的名称,更是一种文化的名称。

  以精神现象存在着的文化,其外延有两个触角或指向:向外是人类表达自己和解读世界的一种方式,向内是自身生命和心灵欣欣向荣的营养素。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群体印象、集体记忆,是一代代族人群体累积传承的风俗、习惯、道德、生活理念等的总和,俨然如中国古人讲得那个“礼”。一个人的文化,是其所属民族、家族、家庭集体记忆,以及职业气息熏陶与周围环境影响等纷繁因素交汇、融合、雕琢的产物。由此,文化便成为一个人对事物判定、鉴别的规则,所坚守和遵循的秩序、礼数、礼节;成为大到一个民族小至一个人在特定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条件中形成的思维塑形、生活方式。

  先是,作为精神生物的人类,任何个体的生命,都生存在一个集体的“母体”之中。母体意义不仅仅在于物质性、地域性,更在于精神性和文化性。母体的精神性、文化性,民族的“集体记忆”,被誉为“精神家园”,她在我们出生之前就以背景形式缤纷、厚重、坚固地存在了,像先于我们而存活的村庄、榆钱树和灰色瓦垄的老屋。

  文化无处不在,无物不显,像花香弥漫于空气。隐形的文化,说不出,写不出,画不出。它就蕴藏在事物背后,沉潜在事物深处。犹如诗意之于诗行,建筑意之于建筑物。白昼是一只眼睛,黑夜是另一只眼睛。白昼在事物表面晃动,黑夜在事物深处歌唱。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文化以力量的方式存在与显现,这力量像一朵无形无状的风,隐蔽地盛开在时间深处。其功能在于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一国历史上的版图伸缩,政权延更,都不是民族融合的最后解释。惟有文化,尤其核心价值观趋向认同,聚成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终极力量。

  精神属性的文化,常常通过有形的文化符号,物化为可感可触的直观形象。夏陶、商铜、周漆、汉玉、(北)魏(造)像、唐俑、宋瓷、明木、清(字)画,所以成为一个朝代的标识,不完全因为艺术美感,更在于它们承运着历史的底蕴,传递着人类文明的信息,跳动着所属时代的文化脉搏。

  人拥有三重生命:形体的物理生命;灵魂的精神生命;能动并将生命升华到自觉界面的文化生命。能动的文化生命,因袭着一条绵延的传输链,通过母亲的脐带和民族的历史,传递着风雨不灭的民族精神火炬,传递着生命的蓬勃与永恒。人类学家兴致勃勃地从研究人类开始,后越来越有趣地发现并承认:与其说是关于人的研究,不如说是关于人的文化研究。

  正如私有制出现之后,才有社会层级群类的划分,在文化诞生之前,人类并无历史可言。“文明”与“文化”,在欧洲语言里,始用于中世纪启蒙运动。据拉丁语考,文化来自乡间,起源于农民的麦田果园,本意指培植耕种自然作物;文明发端于城市,来自公民的都市世界,主指对人的“教化”。汉语里的文化与文明概念,初见于春秋战国时期,并往往交叉使用,之后汉晋南北朝一脉传袭。 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龙》);“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尚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晋束皙《补亡诗》)。中国语境中“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

  文化是活变的,发展的,其以优美曲线画出自己的历史形态,并在与文明演进相呼应中不断谱唱扬弃与创新的乐章。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既鼓动着文化的推陈出新,又镌刻着文化反哺的鲜明业绩。人类迄今演绎三次重大文明进化:最早创造的渔猎文明;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被马克思称为“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农业文明;300年前的工业革命,使工业文明刷新了农业文明;21世纪,新兴的生态文明正在美丽地替代工业文明。与人类物质文明阶段相对应,理念的人类文化发展模式依次呈现:自然文化——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生态文化。

  文化非指文化知识,却是文化知识的精髓与魂韵。知识包括文化知识,是我们对一件事物熟悉了解程度的描述。“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泰戈尔)。文字以及文学艺术作品,诸如一首诗,一幅画,一尊雕塑,以及市场里琳琅满目的文化商品,都是视觉可以捕捉的物质,皆属文艺与文化产品或物品,无法等同于文化,虽然它们扮演着文化重要载体的角色。文化与文化文艺物品之别,犹如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意象之马与物象白马之分。“手挥五弦”动作可视,“目送归鸿”意味难言。雕塑家可以传神塑造出一个人的外形,却终究无法雕刻出一个人的生命与灵魂。

  文化的软实力总是通过文化艺术产品辐射表露出来。作为经济的一翼,文化产品飘着文化的暗香直接赢得经济效益;文化又通过渗透、沉淀、包装、添加等路径,转化在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产品里。这便是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深层次作用——内驱力,影响力,烘托力。

  经济竞争力的核质,是文化竞争力。星巴克总裁霍华德·舒尔茨说:“星巴克出售的不是咖啡,而是对于咖啡的体验。”文化影响力跟不上经济发展节奏,纵然成为一个财富巨人,也是一个跛足之物。

  经济危机,说到底是文化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迷雾渐然散淡,人们越来越深刻和清晰认识到其背后是文化危机。当一种文化价值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人们对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便会回应以维护的态度;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在人们的文化评价中失去了合理性,其早晚逃避不掉被冷落、被抛弃从而黯淡谢幕的命运。

  政治和经济都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任何政治和经济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文化之外。文化活着,历史活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才活着。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历史,与自己独特的语言密不可分。

  作为文化和历史的物质外壳,语言文字破碎失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家园就会荒芜,其历史大门就会沉重而永久地关闭,以至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未来之路也会永远地中断了。

  全球化语境下,语言文字的花卉,面临严冬寒潮的摧残。保卫本土文化安全,坚持自己文化主权,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的深刻觉醒。法国通过一项法律:在该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译成法语。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解释:这是保卫法语的国际地位,在网络时代的文化对抗中“确保莫里哀和加缪的语言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漏掉”。2月21日,这个日历牌上普通的一天,被人类赋予深刻文化内涵,成为世界母语日。

  生物学警告:单一的品种无法生存于世。辜鸿铭有一句犀言,每每读之,令人不禁冷汗涔然:“文明的无限融合就是文明的最终消失。”斯宾格勒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没落》:“诸多伟大的文化都被设定在环绕着我们西方文化的轨道上运行,我们则是假想的世界万事万物的中心”;“每一种文化都有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性……它们如同植物和动物,属于歌德的生机勃勃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那个死气沉沉的自然。”

  全球化的春天,绝非一花独放,而必须是文化的多质化、多彩化、多元化。无论怎样想象与诠释,全球化的愿景都应当如此描绘: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人的个性尽情展现,不同民族自由而充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人类在最大时空象限睦邻和美,同舟共济。多姿多彩的全球化,一定是人类向往的大同世界,那便是追逐多样性与和美性统一的未来。多样性俨然各国的国旗异彩纷呈,和美性即是人们呼吁建立的世界新秩序。

  讨论全球化是重要的,但正视人与地球关系,确立“天人合一”中国式文化思维比重要更重要。人类与地球息息然交织缔结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天道精微,四时密致。”社会法律与自然法则一旦抵触,人类必须放弃自身利益与尊严,无条件捍卫地球的神圣性。地是所有生命须臾不可游离的依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李约瑟之谜: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古代文明先进的中国,却发生在了当时文明相对并不发达的西方?

  答案:中国压根不会将自己的生存与快乐,建立于大自然痛苦之上搞什么“工业革命”。“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信念在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为宇宙大观,对大自然充满人文关怀。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流贯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包括阴阳五行,儒道精神,充溢着丰沛的东方文化气息。即使火药,也只用于制作迎春的爆竹,以点燃生活诗情,烘托节日气氛。

  并非所有发明与创造都配戴科学的桂冠,科学有真科学与伪科学之分,如何甄别检验?答案十分鲜明:是否有利于人及其自然和谐相处,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生存与进步。

  只有中国的伦理思想,才是纠正西方偏斜失衡的法宝!——李约瑟幡然醒悟道。

  作者为山西省大同市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