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个人而言，这个讲题有点“反潮流”的意味：大家每天为赚钱而辛劳之余，谁还会想到“人文”的问题？如果人早已变成了一个“经济动物”的话，何必再来探讨做“人”的意义？讲了也等于白讲。在上海刚刚改革开放之后不久，有些知识分子开始转业经商（当时叫做“下海”），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公开讨论，有关的讨论后来并结集成书，但在全国并没有展开辩论，结果不了了之。今天再讲这个题目，似乎老调重弹。然而，21世纪初的今天毕竟和20世纪末的昨天大不相同：彼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飞，而今日的中国早已变成了WTO的一员，全球化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早已形成。香港在“九七”回归以后，也被纳入这个模式之中，变成了其中的国际联网的中心，和上海形成经济发展的“双翼”。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想法——原来指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主要是侧重经济体系。目前在香港争论的反而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于民主（特别是选举）发展的不同看法。在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方面，香港和内地各大城市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海峡两岸的同胞，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之外，也早已被市场的潮流所席卷，这些原先是基本的政治性差异，似乎也被淡化了。换言之，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上逐渐进入一个同一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早已有人命名为“全球化”。而这个名词到处可见，研究这个现象的专书也多到车载斗量，回想起来，不过是近十年的事。
什么是全球化？今天我不必刻意引经据典抛学术的书袋，只从一本通俗的畅销书谈起：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在香港的街坊书肆，到处可以买到英文原版和中译本。为什么这本从学术立场看来十分浅薄的书如此畅销？因为它为世界经济先进的国家和人民描述了一些生活上的现况和这些现况背后的新势力，弗里德曼叫做“十种把地球变平的势力”，依次是：(1)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2) 1995年“网络”的公开使用；(3)计算机软件的“作业流”(workflow)和因此而起的；(4)“上传”(uploading)；(5)“外包”(outsourcing)；(6)“外缘开发”(offshoring)；(7)“供销连锁”(supply-chaining)；(8)“内派”(insourcing)；(9)“信息”(in-forming)；最后还有(10)“复制物”(steroids)。
这一系列的新字眼，有的是托马斯自创的，有的则是跨国公司早已使用的，概而言之，他为“后期资本主义”向全球发展的愿景，用生动的笔法描述出来了，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当然以美国为出发点，连自己使用的计算机是全球联网的产物也沾沾自喜，他在美国是受益者，而全球其他国家的工人（如印度和新加坡）则为他这个美国消费者服务。不少学者批评他这种自以为是而不顾他人艰苦的态度。但我的看法是，他未免把“全球化”对世界各地人民生活的影响说得太简单了：似乎地球“平”了以后，大家都是受益者。“网络”把全球化为一村，人人连成一线，而计算机新科技的媒体所带来的现实，似乎也取代了生活上的真实。这一切所制造出来的效果又是什么？对人的心理和人的生活伦理有什么影响？弗里德曼在此书中全然不顾。他只为全球化而庆幸，但绝口不提任何“后遗症”。
弗里德曼是一个专栏作家和记者，他关注的是全球化的实际成果；所有没有求证的现象他在所不顾，即使如此，观点依然偏颇。另一位理论家斯蒂格，在一本介绍全球化的小书中则比较有系统，但语言有点抽象，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扩张，变成了一种新的全球“时空融合”。换言之，网络创造了一个全球空间，它可以把任何地区的本土意义化为乌有，或者说“本土”被容纳在一种“全球本土”(glocal)的秩序之中，而城市则成了这个新文明的中心，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信息畅通，旅行方便。在城市里，文化也变成了商品的一种。这些概念化的描述，并没有带给我们太大的启发。
另外一位学者（也是我的朋友）印度人阿柏度莱在一本学者最喜欢引用的近著：《全面现代性》中，提出五种新的“景观”：族群、媒体、科技、财经和意识形态，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想象世界”，至于这个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如何区分，人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却没有详论。这位名学者只说人有“主体性”，可以选择，就不再探究下去了。人的主体性是什么构成的？如何在市场商品的狂潮中选择他认为有意义的东西？这个不停变化的“想象世界”又如何影响人的生活价值？这些问题，似乎不在这位人类学家的考虑之中。
这三本书，内容各有千秋，但都是外在的，没有把生活在全球化之中的我们的内心感觉描述出来，难道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中我们都会过得很快活？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近年来忧郁症患者越来越多？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通病”！今天我想谈谈“内在”的层次，探讨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受到全球化的什么影响，我们每天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这种感觉早已潜伏了至少一百多年，也有不少学者讨论过，它是和所谓的“现代性”有关。西方的现代性起始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是一场早期的全球化，它把资本主义的势力逐渐扩张，从欧美到亚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彻底的“工具理性”销毁了传统的宗教世界——也就是韦伯所谓的“去魅”——而使得我们的生活更“世俗化”，也更合理化和制度化。在这个“现代性”的世界中，我们似乎只生活在“当今”，没有过去，也不知道将来。“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最大，用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话说，现代性反映在我们每天过的日子，是“临时的、短暂的、瞬间即逝的”。到了现今，时间过得似乎越来越快，而“过去”也被时间越推越远，消失得无影无踪。每一个人都觉得时间紧迫，不时看表（钟表成了现代人日常必备之物），特别在香港，分秒必争；换言之，时间就是金钱——既然时间变成经济价值，当然生活的节奏就加快了，于是速度也变成一种必需品，越快越好，它甚至进入人的身体，成了一种感官的刺激。这一切现代性的表征，在全球化潮流之中变得更全面，网络科技所制造的“虚拟世界”使得它变本加“厉”，变得更厉害，时间的压迫感也更强。“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是直线前进的，“现在”只不过是从过去走向将来的过渡点，然而将来又会怎样呢？直到20世纪初，人们还有某种终极幻想，认为未来的世界更美好，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战争和革命的洗礼使得这些美好的幻想也幻灭了，将来变成了一个未知数，“乌托邦”也转换成“反乌托邦”，世界末日的憧憬也越来越多，好莱坞制作的大量科幻影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也有人认为全球化的时空观念与从前不同，时空压缩的结果是时间的观念和意义逐渐被空间所取代，甚至“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空间的概念。网络信息的流通更打破了时间的障碍。这种新的虚空间把现实世界的空间也缩小了。时间已不存在，“你那边几点？”（蔡明亮的一部影片名称）只不过是一句问候语而已，我们似乎都属于一个没有时间（或者说只有现在）的“想象共同体”，我们生活的城市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具体表征。
这一种空间的描述，其实是和前面所说的时间上的“现在”感一脉相连的，但是，它是否令我们当今生活得更美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表面上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在物质生活方面舒服多了，也便利多了，谁还愿意回到物质条件贫困的古老的乡村去生活？然而，现代生活的逼迫感和疏离感又往往令人发怀古之幽思，缅怀那种乡村的纯朴生活，那种邻里相亲的人情世界，只不过这个乡里世界已不存在，连怀旧情绪本身也成了幻想，于是只剩下“活在当今”。一个没有过去也不知将来的心态是充满焦虑和不安的，且让我引一段上世纪一位葡萄牙诗人佩索亚的话：
现在，正像以前多次，我被自己的情绪所困扰，一种只活在当下的不安，一种对于未有所知的东西的怀念……整个神秘的世界出现在眼前，这同一种庸俗所塑造出来的世界，这同一条街道…… 啊，这一切日常生活的事务就这么擦肩而过，何等神秘！……这一切听来何等现代，但其深处又何等古老，何等隐蔽，和浮光掠影照射下的表面 意义又何等不同！
佩索亚不愧是一个先知，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写下这种句子！只不过在21世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到的“不安”比一个世纪前更为加剧吧。不过，有一样东西，佩索亚似乎感受不深。他当年住在里斯本的一条街上，他说：如果在这条街上办公室代表“生活”的话，他在同一幢屋的四楼的居室就代表“艺术”，生活和艺术都同时存在于一条街上，同样单调，但艺术仍然可以让他暂时从生活中解脱。然而他并没有描写这条街上的商店和商品，也没有说商店和商品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如果我们假设他住屋的一楼有一家商店的话，那么它是否也影响到诗人的生活与艺术？
另一位同时代的哲人本雅明，其时正在柏林和巴黎研究19世纪巴黎的街道和拱廊，在他那本没有完成的巨著《拱廊计划》中，他特别收集有关巴黎商品和商场的资料，并以此论证高度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情况，他以波德莱尔为例，创出一个“都市漫游者”的典型——这个都市漫游者也是诗人，他观察巴黎的商品世界，既保持距离，也同时受其吸引；他既遗世而独立，但也不能离开都市的人群。本雅明所关怀的是一种艺术品和商品之间的吊诡关系，以及前者的独创性的“灵光”经过科技复制后的“失灵”现象，复制以后的艺术品则和商品无异，电影是最明显的例子。
当艺术品被商品取代，灵光失效之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然也更商品化和物质化，甚至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今“人”早已“物化”，人的“主体”也成了“物”的客体，人的地位和消费品等同，那么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可言？如果人的文化被商品物化后，所谓“人文”的意义也势必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