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教育走进大众只是相对不远的事，但亚洲信奉西方教育的优点已经很长时间了。亚洲众多的人口已经尝到了西方教育的甜头并沉迷其中不能自拔。这一沉迷现象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亚洲的崛起变得无法阻挡。据2007年世界银行关于全球化的报告描述：“教育水平的上升也很重要，它把亚洲的平均增长速度从0.75％提高到了2％。”
纵观历史，所有的文明都深知教育的价值。实质上，每一种文明的巅峰状态都伴随着许多伟大学术中心的发展——古希腊、阿巴斯王朝巅峰时期的阿拉伯穆斯林、阿卡巴国王统治时期的印度和中国的唐朝时期都是如此。鉴于西方近几个世纪的领先地位，如今西方拥有众多全球知名大学便不足为奇。
真正使这些西方大学出类拔萃的是，它们认为其使命不仅是以西方为导向的，而且还负有保护全人类的古老知识和发展学术前沿的使命。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可以说是全人类的财富，它们成功地为美国和全世界培养了众多精英。
亚洲在其现代化得以实现之时应该感激美国，因为美国为亚洲培养的精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自二战以来，几十万亚洲人在美国深造并学成归国。1978~2003年间，中国所有海外留学生大约有58万，其中17.28万人(大约32％)已回国效力。1998年，有7300名海外学子学成归国，几乎是1990年的5倍。截止到目前，共有一千多个已掌握了高科技的优秀海归人才在上海浦东地区安家并创建了一百五十多家公司，其注册资金累计达到3亿美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娜·李·萨克斯尼安在对硅谷的移民专家进行研究后发现，73％的移民专家都在考虑回国建立自己的公司，而且有很多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印度受益于美国教育的人数甚至比中国还多。事实上，在国际留学生中，印度籍学生的人数首屈一指。2005~2006年间，印度在美留学生有76503人，紧跟其后的是中国，有62582人，其次是韩国58847人，日本38712人。而今，越来越多的印度留学生打算学成后回国效力。近期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印度籍学生中进行的非正式调查发现，超过84％的印度籍学生渴望在不久的将来重返家园为国效力。其中半数以上打算在毕业后5年内回国。这些归国学子就是亚洲崛起的催化剂。他们归国后带回的不仅是在美国学到的专业技术，同时还有全部的美国思潮，那就是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关于伟大的国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来实现的信仰。“最棒和最聪明的一代人可以改变社会”这一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信仰已经穿越美洲大陆，影响到亚洲人的心理动态。
2005年4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微软技术研究大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中，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在谈到微软在中国和印度的新研发中心时，提到了这种现象： “那些研发中心给我们展示的是印度和中国学生的高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历史上讲，应该是来美国工作的。但事实是更多的人要么根本没来，要么来了又都回去了。”
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企业高管田溯宁，其影响作用就是一个著名案例。他甚至在政府支持的企业中都颇具影响力。田在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获得生态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后，开始在得克萨斯创办了一家高科技独资企业，而后，中国政府聘请他担任中国网通的首席执行官，当时的网通还只是在北京刚刚起步的一家小电信公司。到2002年，中国网通与中国电信——一家国有的全国主要的电话设施公司——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一家新的、规模巨大的中国网通，田任总裁。田为国家级公司和省级政府创建了中国现代网络的中枢系统。他和他的研发队伍共完成了一百多个主要的网络项目，他因此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世界级企业家”。
而今，还有几个亚洲国家从受过西方教育的公民的回归中获益匪浅。截至2006年，估计有3.5万移居海外的印度人回国并在班加罗尔成家立业。班加罗尔是印度最繁荣的高科技中心之一。估计有超过3.2万的印度裔英国人也回到了故里。印度海外事务部接待秘书G.古鲁查兰宣称，在2006年，仅6个月时间，印度政府就发放了4万多海外居民证。海外居民证让海外归国人士不用放弃外国护照就可以享受国内公民的很多权益。他还说：“60年来当人们离开印度前往其他国家时，我们称之为‘人才流失’，而今，我们看到的是‘人才回流’。”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崔大伟说，2006年有4万海归定居中国，而1999年只有7000人。在越南，为了鼓励移民回国，政府已经放宽了签证和投资限制。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万越南人纷纷回国。以福柯·谭为例，当1975年北方共产党占领西贡时，他乘直升机逃离越南，时年14岁。1999年，谭重回越南，身份是一个纯粹的资本家、电气工程师、销售员和拥有13年英特尔工作经历的老员工。他说： “美国给了我机会，我离开它，它没有损失，但如果我回国，就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事业。”而且，他已经帮助越南从英特尔公司获得了10亿美元的投资，为越南带来了4500个就业机会。
萨那塔奴·保罗是印度人，在美国待了13年，并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头衔，他在纽约IBM公司供职并领导着两家刚起步的技术公司。2003年，他决定回印度担任一家软件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看来，“如今，印度给人的感觉是一家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新公司，而西方更像是一家已至暮年，行动迟缓、衰老的夕阳公司”。
“人才回流”不仅局限于信息技术领域。2002年，耶鲁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阿尔琼·卡尔彦普回到家乡并创建了印度首家为医院提供可视放射性治疗服务的公司。他说：“今天的印度让人兴奋得无法喘息，东西方的技术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
1981年，当P.R.温卡特拉玛·拉贾的父亲送他到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时，拉贾带着一个任务——找到一个具有全球市场潜力的新行当。重返印度后，怀揣梦想、兴奋不已的他带回了一个理念：“软件系统可以统筹公司运作的所有环节，从生产到财务到销售，可以一网打尽。”而全球只有少数几家公司可以生产类似的产品，包括德国的思爱普公司(SAP)和美国的甲骨文公司。但是拉贾认为，依赖印度廉价的智力人才，他可以开发出更便宜的产品。
用父亲的3000万美元投资，拉贾雇用了两个MBA和400个电脑专业人才，这已经是印度同行业中最大的私人投资了。历经7年的艰苦努力，他和他的全体员工终于使Marshall 3.0问世。这是一款基于Windows的产品。随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瑞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上市。而今，他们已经实现了2000万美元的收入。2005年3月上旬，比尔·盖茨首度访问了他们公司。
亚洲各国从美国大学、欧洲大学、澳大利亚大学和新西兰大学中获益匪浅。接下来的大挑战就是在亚洲创建同等杰出的大学了。
行动已经开始，前景一片光明。2006年,《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排名前100位的大学中，亚洲有14所；而排名前25位的大学中，亚洲有3所，包括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纽约时报》载文说，中国“正吸引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大量的优等生、学者和专家”，包括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的前一年，即2000年，印尼有6250名学生获得了前往美国的签证，而到2003年，只有1333人，下降了79％。而同年中国大学接收了2563名印尼学生，比2002年增长了51％。1945年后的印尼领导人被称做“伯克利帮”，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那些在中国接受教育的新生代会成为亚洲21世纪的主流领导人吗?
亚洲大学的成功，迫使美国一流大学开始寻求与中国同等地位的大学合作。美国顶级大学争相与中国大学合作，其风颇为盛行，耶鲁是其中的领先者。耶鲁强调它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854年，当时容闳从耶鲁毕业，是首个获得美国学士学位的中国人。耶鲁还骄傲地宣称其教职员工与中国大学学者之间拥有亲密的私人关系，比如与中国复旦大学学者之间的私人关系。自2001年以来，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已四度访华。这些合作包括耶鲁大学林业和环境研究学院与清华大学的合作。享有盛誉的耶鲁中国法律中心始建于1999年，其两大重要使命包括协助中国进行法律改革，增加海外对中国法律制度的了解。截止到目前，耶鲁已与中国大学之间进行了80个不同的交换与合作项目。
作为加强与中国联系的策略，斯坦福大学也同样宣称其教职员工与北京大学之间联系紧密。2004年秋，斯坦福大学的首批学生进入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及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与中国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合作，寻求中国卫生保健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大规模培训政府管理人员的首度突破性尝试中，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合作，目的是培训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共同启动了该项目。
美国大学与亚洲同等地位大学接触的剧增向人们展示了亚洲学术界的新生命力。亚洲已经找到了大学的价值。我曾亲眼目睹了中国改进和扩大高等教育的决心。2007年1月，我访问了中国东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广州，它是传统悠久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东道主。广州有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好几所很好的大学。广州市政府要扩大这些大学的规模，却苦于市内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于是做出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决定——在郊区建立一个大学城，让所有的7所大学在那里建立校区。而今，该大学城内有15万名学生，比美国任何一个大学城都大。纪思道在他的书中写到，21年前，当他首次访问东莞(而今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时，这个小城还没有一所大学，如今已有4所，而且市政府投资到教育的资金是其财政预算的21％。令人吃惊的是，该市58％的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的居民都上了大学。
教育从来就不仅是数量的问题，同时还有质量、大胆的思考和想象。正如W.B.叶芝所言：“教育不是给水桶里加水，而是点燃希望之火。”如今的亚洲，希望之火已经点燃，带来了亚洲文化信心的一次大爆炸。
印度也发生了同样的文化信心大爆炸。印度电信增值服务(VAS)公司0nMobile的合伙人默里·拉曼说：“已经站在世人面前的印度人第一次意识到，他们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和西方人一样好。他们坚信自己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印度前总统卡拉姆回忆说，他在会见一位六年级的学生时，那位学生问他： “印度为什么不能在2020年前成为发达国家?!”他评论说： “这个问题反映出生活在发达印度的渴望已经深入年轻人的思想中。”
麦肯锡印度业务部主管阿迪尔·宅努尔布亥说，印度瑞来斯实业公司的总经理穆克什·安巴尼(2007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4位，资产净值达201亿美元)一直梦想成为世界首富。他把今天的印度比做美国疯狂的计算机网络时代。他还说：“印度的CEO们对财富有着狮子嗜血般的贪婪，他们无所畏惧，穆克什只是他们中最富有的一个罢了。”
印度真正引人注目的是，甚至在贫民区你都能够感受到一种雄心勃勃、充满希望、跃跃欲试的气氛。亚洲最大的、声名狼藉的孟买贫民窟——达拉维——曾一度是米西姆河岸的沼泽地。其最早的居民靠打鱼为生，开始是卖鱼给葡萄牙人，后来又卖鱼给英国人。随着孟买的工业化进程，达拉维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工人和身无分文的移民谋生的“集散地”。而今，达拉维人口达60万至100万，年GDP达到了10亿美元。它已成为这个城市一些最好的皮革工人的家园，同时也是纺织和家具生产厂、陶瓷厂及面包房集散地。尽管大多数的达拉维居民仍然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但是，他们同样拥有遍及印度的、渴望有所成就的雄心与梦想。尼兰江·拉加德雅克沙在《印度的崛起》一书中回忆了他跟美国外交官的一次谈话：“他告诉我说他去过非洲和拉美很多国家的贫民窟，在那里通常看到的是犯罪、绝望、吸毒和城市黑帮。而孟买的贫民窟却充满了活力与信心。这和他在巴西的里约、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甚至是纽约的贫民窟看到的大有区别。”
法理德·扎卡利亚在其刊登于《新闻周刊》的《印度崛起》一文中，这样评论这一现象：印度——至少是印度的城市地区——充满了激情。印度商人对其前景兴奋不已。设计师和艺术家谈论的是把其影响传播到地球的另一端。宝莱坞的影星们由于有5亿粉丝撑腰，想发展国外的观众。看上去好像数亿的人一夜间找到了开启潜能之门的钥匙……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用极富煽动力的语言说：“这一刻终于来到了，史无前例!这一刻我们从旧到新，迈步向前!这一刻，我们结束了一个时代!这一刻，全国压抑已久的灵魂得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