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大学目前发展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大学理念的缺失。大学改革的困惑实质上是由于大学理念的迷茫，由于深度混乱的理念。大学理念在认识上仍存在需要澄清的误区，如将朴素的想法、一般性理论误当作理念，将当下的简单行动误看作理念指导下的实践。在大学理念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改革与创新，还需要传承与守望；不仅需要行动，还需要主体性的觉解；不仅需要理论的务虚，还需要实践与发展。因此，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大学理念的价值与意义。只有在反思的基础上，才可能在大学理念建设上体现出中国意识、中国方案，在大学发展上体现出中国模式、中国风格。
关键词：大学理念，澄清误识，建设认识，价值重估
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反思是一种面向事物内在本质的深入的觉解，是一种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幽玄的觉悟，是一笔只有觉醒的人才会拥有的稀有的财富。不进行必要的反思，我们的大学就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反思得越深入就越会感觉到，中国大学现在最缺的是具有价值的大学理念。目前大学发展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大学理念的缺失；大学改革出现的困惑，实质上是大学理念的迷茫；大学深受混乱的困扰，不是来自于事物的表象，而是来自深度混乱的理念。美国高等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故此认为：“大学是由相同的理念或理想，而非行政力量，所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
一、大学理念误识之澄清
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要走向新的高度、新的境界，并向未来奉献出新的传统，就必须站在思想理性的高峰，去熔铸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理念。何谓理念？简而言之，理念就是人们形成、信奉或遵从的一种系统化的思想或观点。何谓大学理念？概括地说，大学理念就是人们对大学的本质及其办学规律认识的一种哲学思考体系，并得到信奉或遵从。现代大学理念源于西方，而西方大学理念却是建立在西方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东、西方思维方式历来是有差异的，季羡林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扎根于东西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分析，而东方则是综合。”密歇根大学教授理查兹·尼斯比特亦持同样的看法，并预言：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观察世界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获得最大成功。由此看来，大学理念建设的正途应该是，兼用东、西方思维模式，融会东西方大学思想，熔铸适应中国的大学理念，方可为21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与源泉。然而，对大学理念却存在一些误识，需要解开遮蔽，予以澄清。
1.想法不等于理念
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未必有经过加工提炼出的理念。想法可以随感而发，而理念却要经过理性的思考与加工，理性的思考相对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看法一般仅存在于价值判断层面，即使这种看法很重要，理念却不止于此。季羡林就谈过他叔叔对教育问题的一个看法，当他叔叔得知他在一所学校所学的教科书中有《阿拉伯的骆驼》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决定让他转学，因为他叔叔认为这个故事太奇怪——骆驼怎么会说话呢？！如此教育学生，肯定有问题。纵然这种看法导致的结果是很严重的，但这仅是一种个人看法而已，不可与理念同日而语。人们有想法是一件可贵的事情，最令人担忧的是生存的生命不产生任何想法。想法是形成理念的基础，当想法变得系统化且具有思想性的时候，这些想法才可上升为理念层次，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想法都可以上升为理念。就如同一个人可以不停地说话，但与演说家之间还是有距离的一样。
如何才能使零星的想法转化为理念呢？一是理念一定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没有知识基础的思考只是想法而已。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一要具有一定的学识，二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缺乏学识，视野受到局限；缺乏专业知识，思考的深度就会显得不足。二是理念一定是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没有一定的逻辑推演，就不会有理性的思考。三是理念一定是建立在系统化体系之上的，只有系统化的思考才可能成为思想体系。四是理念一定是具有独创性的，而不是拷贝的，是谁的理念就是谁的理念，各得其所。五是理念一定是对具体实践有指导价值与意义的，而不是空想或幻想。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的看法其实不少，好像大家都可以对大学建设与改革发表一通“高论”。问题是我们的想法太多，但我们的理念却太少。想法是零星的碎片，可能是感性的产物，也可能是经验的产物，但可能不是理性的产物。我们的一些想法是否已经功利化或平庸化？我们的办学思想是否显得苍白？我们的想法是否距离系统化太远？
2.理论不等于理念
我们大都或多或少具有理论思维，也可能产生了一些关于大学的理论，如见诸报刊的理论文章，但这些所谓的理论是否上升到了治理大学的有价值的理念的高度，就值得商榷了。理论与理念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区别。首先，理论只是产生理念的基础，没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就不可能产生原创性的理念。理念一定是原创的，可以用别人的理论作基础，但理念是不可拷贝的。认清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才行，即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孙正聿认为这是“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什么是理论？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界说它，然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都与人们自己所占有的理论密不可分。理论包括三重内涵：第一，理论是世界图景，即以概念体系的形式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第二，理论是思维方式，即以概念框架规范人们如何理解和描述世界；第三，理论是价值规范，即以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念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其次，理念是富有实践意味的理性思想体系，理念要得到信奉或遵从，而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价值的大学理念一定是同实践相结合并通过实践检验的，而不是经院哲学。我们不能只做空谈家，应该做理论家；我们不能只做蛮干的行动者，应该做实践者；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可产生有价值的理念。从事教育的人应该成为理论家与实践者的完美结合——教育家！既要能实干，还得有理念。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即席演讲中谈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再次，理论转化为理念需要教育家具有博大的胸怀与高尚的目标。这需要我们具有一颗自由而高尚的心灵，然而，现实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的精神太忙碌于现实的平凡的琐屑事物了，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因此，我们要挣脱世俗的牢笼，不为一时的功利所动摇，从大学的本位价值出发，以服务国家和人类为宗旨，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努力，因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理念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并用于指导实践的理性哲学思想。倘若大学要创造历史，我们不妨思考科林伍德的话：“除了思想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
3.有行动不等于有理念
我们的高等教育已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仍没有满足国人的要求和期望。大学机构及大学教育现状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有质疑，有抱怨，有指责，口诛笔伐者有之，赞不绝口者有之。大学机构以及大学教育好像从后台走向了前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大学人也许有些不适应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敏”现象，教育主管部门面对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显得难以应付自如。在大学教育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我们有时是否处于一种迷失状态呢？这个问题，乍听起来，给人一种危言耸听之感。其实，提出这个问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一般来说，任何行动只有在缺乏明确方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迷失的状态。但是，在没有大方向而仅有小方向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迷失，如绕着一个“圈子”行走，可能会回到原点，即使自己认为某个时候行走的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的大学行动仅有短暂的小方向还不行，还需要具有大方向，才不至于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在现实状况下，当我们仅仅审视某个冠以“工程”的项目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其行动的正确性，一旦放大视野，又会觉察到其不合理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这些行动背后缺乏强大的理念支撑，结果导致“为行动而行动”。
我们的大学不乏文字层面的东西，如堆积如山的文件，然而这些公文只是某项行动的文书而已；我们的大学也不乏若干词语排比的校训，然而大家只是感觉似曾相识。由此看来，校训并未成为大学理念的化身，公文也不是大学理念的产物，只是行动的文件或口号而已。我们也不乏大量有价值的概念，但缺乏系统化的教育思想，因此需要将有价值的概念凝练成有价值的理念，而不是仅存于“公文”执行层面。我们的大学不乏行动，但在不停的行动中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精神贫血”现象？而今大家埋怨大学精神虚脱，实质上主要是在抱怨大学缺乏有价值的理念的引导。没有高贵的、具有价值的大学理念，大学怎么能够神圣起来？一旦没有好的理念的支撑，大学就只能陷于简单的、模仿性的、低层次的、同质化的运行状态。在此状态下，大学岂能承担历史的重任？岂能办出所谓“世界一流”的水准？又岂能产生优良的大学精神与文化？怎么能赢得社会的尊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教育实践一旦缺乏切实有效的理念的指导，那是走不远的，甚至会迷失方向，一旦迷失了方向，一切行动都可能只是蛮干或枉费无功而已。改革需要理念的指导，没有正确理念指导的改革极可能出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情况，又容易出现“为改革而改革”的现象，那就叫做“折腾”了。我们大都在做高等教育的行动者，而非高等教育的思想者；我们大都在做高等教育的“制造”者，而非高等教育的“创造”者。我们看不到像德国柏林大学的缔造者洪堡、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艾略特那样的人物，也读不到像蔡元培、梅贻琦那样的论教育的大块“天下”文章。高等教育界为什么缺乏那样的“精神领袖”，因为我们没有产生出那样有价值的理念。世界大学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有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哈佛就是哈佛，北大就是北大，即使两者的物质条件相同，两者蕴含的理念与精神也是不同的。理念是思之产物，我们应该永远行走在思之道路上，揭开一切之遮蔽，让我们的大学世界呈现一派澄明。
二、大学理念之熔铸
网络上曾盛传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自信的预言：“根本用不着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都无法产生思想家，无力输出影响世界的有价值的思想，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对世界来说，中国正走在全面复兴的大道上，重回世界之巅，确实需要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引领时代发展并对人类有贡献的思想。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不是物质财富，而是自身产生的思想。倘若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的话，一旦人没有了思想，那就真的成了一棵无足轻重的芦苇了。西塞罗认为：“人，因为具有理智，凭理智能够感知各种关系，看出事物的起因，理解因果之间相互作用的性质，进行类比推理，善于高瞻远瞩地观测自己生活的全过程，并为自己的行为做好必要的准备。”没有思想的人生肯定是一种缄默式的生存，缺少理念的大学展示的只能是大学的躯壳而已，一个人的生产力重要的表现在向外界输出正确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尚且如此，大学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高教史上有影响的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都是具有教育理念的人，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歆羡不已！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却没有出现卓越教育理念的教育大家，真是令人扼腕叹息！以至于世人怀疑中国是否真能办出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了！其实这种怀疑论大都来源于对中国大学“软实力”的评估而非“硬实力”的评判。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指出：哲学是教育的普遍原理，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我们大学有的是“实验场”，却鲜有哲学思考，因为我们有时会抱定这样一种可笑的想法：教育哲学性的思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这倒使人想起海德格尔那句不太厚道的对哲学的定义：“哲学即是人们本质上无所取用而婢女必予取笑的那样一种思”。也恰如中国古代遁世的老子所言：“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为道。”
1.传承与守望是大学理念形成的前提
在大学蓬勃发展的今天，大学传统传承与大学自身守望问题应引起大学人的高度关注，这既是现实的需要又是大学未来发展的需要。大学越是重视传统的支撑，就越可能具有迎接各种挑战的能力，因为“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大学越是善于守望自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守望的愿望一样，就越可能会具有良性的品质，因为大学是有边界的，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传承与守望表现为大学的一种守成能力，而大学的守成能力与创新能力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的，有无守成能力是大学能否受人尊重的重要因素，“世界上（包括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地位之所以越来越低，甚至越来越不像自己的过去，不是因为其创新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其守成能力丧失了。”无论是英国的牛津、剑桥还是美国的哈佛、耶鲁皆具有很强守成能力，从这些名校产生或传出的许多美妙的故事无不显现出其守成的一面。一所具有厚重感的大学，肯定会表现在大学的传统之中；一所办学成熟的大学，肯定是善于自我守望的大学。反过来说，没有厚重感的大学必将变得浮躁与轻飘，最终会处于一种“难以承受之轻”的状态；远离其本真状态的大学也必将迷失自己，最终会处于一种自我消解或被解构的状态。大学不能失却自身的精神领地，因为大家知道，缺乏精神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缺乏精神的大学同样也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大学，“大学精神是高尚的，是圣洁的，她无时不受到世俗的、功利的甚至公共权力的扭曲和蚀剥，要抵御各种社会侵袭，有时甚至需要守护者作出牺牲。”
在这个高速运转、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大学人不能为事物的表象所迷惑，要清醒地知道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自我规定性所在。大学一旦随波逐流，一切就会像浮萍一样，既然缺乏扎于深深泥土的根系，那么也就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只能在困惑中发出这样的哀叹：“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大学无论何时都需要坚守自己的阵地，坚守大学的底线，回归大学本体，否则大学将不是大学。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呼吁：“当前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到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在改革与创新的浪潮中，大学更需要冷静下来，一方面按照传统大学的标准与要素塑造自己，使自己更像一所新古典主义大学，但不是为了满足于一种启蒙信念或浪漫主义的怀旧情感；一方面要谋求改革，拓展自己，使自己更像一所现代化大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谋求平衡，在自由创新与传统坚守之间达到一种均势，从而赢得社会的尊重，赢得世界的未来。
中国大学制度起初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甚或可以认其为“舶来品”，而非本土太学或书院之制，“这其实正是本世纪（20世纪，作者注）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所在：成功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古老的‘大学之道’”。无论是“洋为中用”还是“古为今用”，当下我们都应该传承与坚守大学之道。蔡元培曾经为大学这一“研究学术之机关”开过一个方子：“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按此说法，既要守望又要发展。从大学传统建设来说，任何一所大学如果不能脚踏坚实而厚重的本土，就必将失去自身存在的支点，也就不会从这块土地上源源不断地获得营养，结果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今天我们谈论大学改革，重要的“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大学人不能忘记大学的本土性，尤其在大学建设过程中更应明白这样的道理：有价值的大学理念肯定是原创的，是无法简单复制的。中国大学之所以永远是中国大学，而不是美国的哈佛，也不是英国的剑桥，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办学理念及价值理想。我们既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与经验，又不能丢失自己的本土特色，否则永远走不出差异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既然我们当下充满着古今之间、中外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一个大大的十字路口，那么我们也许就会迎来古今中外都不见的中国大学的大格局。我们既要继承传统、坚守本真，又要迎接各种挑战、适应当下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立足中国这块宝贵的土壤，面向大海，看潮涨潮落，云走云飞，尽享山花烂漫，海阔天空。
2.主体性觉解是大学理念形成的条件
大学就是大学，许多哲人学者给予大学许多美妙的描述，无非都是在张扬大学那份不可侵扰的主体特性，张扬解构主义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也认为：“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五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但是，正如尤根·哈贝马斯指出的，战后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出现的大学成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附庸的趋势，是大学自主性的最大威胁。为此，丁学良认为，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大学，“企业必须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就没有希望。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中国的大学就没有希望。”大学只有具备明确的自主性，才能焕发其精神活力和创造力，才可能建设属于自己的传统；倘若处于附庸状态，则可能失掉自己独立的身份，以至不可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也不可能向自己的远大目标迈进！
大学仅有自主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大学人对大学的觉解。冯友兰认为，觉解是指人不仅能够觉察和感知事物，而且能够自觉了解、认识和理解事物，并在很好地领悟基础上自觉去践行它，而且要求觉解之。“人不但有觉解，而且能了解其觉解，并且于觉解时，能自觉其觉解。”大学人，尤其是办学者而非举办者，必须对大学的认识与建设处于一种觉解状态，即觉解大学的程度越高，办学境界则越会得到提升，所以，既要反对唯命是从的不慎觉解，也要谨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无明”现象。冯友兰十分看重“觉解”的价值，而反对一切没有觉解的无明状态。因为“无明”不仅仅是一种变相的平庸，而且还有可能是一种愚昧的变种（愚昧一旦成为力量将更为可怕）。大学人为了寻得觉解，既要仰望星空，又要敬畏心中的法则；既要站到世界文化的制高点上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又要深入思考与把握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不可为事物的表象所迷惑，还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不可做井底之蛙，即要“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大学永远属于觉解者，也只有通过觉解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理念，而“无明”者是永远没有资格拥有大学的，因此，大学人必须具有很高的觉解性，才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缺乏觉解的大学肯定会处于停滞迷惑的状态，也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更不会激发出任何活力。
3.实践与发展是大学理念形成的目的
大学理念本身是历史思想的继承与现实需要的矛盾统一的产物，历史上每种大学理念的出现，都体现着时代对大学的需求。实践价值是衡量大学理念的重要尺度，而理念指导实践的程度决定于理念满足当下需要的程度。理论与理念之间的重要区别就是理念比理论更接近实践，而且理念自身强烈要求付诸实践。理论可以是面对理论的理论，而理念一定是面对实践的知识与思想。大学理念应该是服务于当下大学需要的，既不是经院式的理论，也不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但是“理论要求是否能够直接成为实践的要求呢？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也就是说，理念与现实之间应相互接近，而非相互疏离。这就要求我们形成的理念既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无限超越现实，现实的需要或者说实践的需要是理念形成的目的，也就是说，理念的价值当体现于此。但是，大学的内在精神品质要求大学与社会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即大学应在社会中坚守自己的疆界。这种距离不是落后与超前的问题，而是该固守的时候就该固守，该自由的时候就自由，该保守的时候就保守，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总之要符合人类发展与生存的“节拍”，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大学理念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大学的发展，既包括横向的延伸式进展也包括纵向的水平提升。背离了大学发展这个主题，任何理念的价值都会受到质疑。建设与改革只是一种实践活动而已，为避免实践活动出现偏差与谬误，需要最优理念的指导与引导，反过来，最优理念是经得起实践活动的检验的。一切真知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正有效的实践一定是在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一定是处于低级阶段的行动。因此，检验理念需要实践，而理念与实践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大学的发展。反思我们的理念，反思我们的实践，这些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大学理念，来指导当下大学的现实发展。
每所大学都应进入具有理念的时代，我们不能再忍受自己在无数的想法中、经验主义中的浅层次地度日，大学应在思想中、哲学中、理念中经历自己未来的历史。我们应是本世纪大学理念的同代人，而不仅是本世纪历史的同代人。大学是有“头脑”的大学，大学的一流，不仅是追赶他人的一流，而是富有自觉性和思想性的一流，是引领人类前进的一流。现在看来，我们的大学隐匿着一些最危险的因素，如缺少理念的文化、缺少人性的教育、缺少人文的科学、缺少道德的说教、缺少价值的知识、缺少独立的精神、缺少自由的学术、缺少学术的校园、缺少秩序的运转、缺少质量的规模。一所大学只要有最优的理念，就有可能弥补大学的许多缺失，有可能在推进大学向理想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克服障碍！应在大学理念建设上体现中国意识、中国方案、中国风格，这应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调要求。
三、大学理念的作用
奥利弗·文代尔·小霍尔姆斯认为：“每一个思想都可以推动变革。”理念是无形的，但中国传统哲学则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极生太极”，此乃谓大道。世界大学发展的经验反复证明，有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先进的理念一定是有价值的理念，也肯定是建设大学的思想支柱。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段辉煌，使北大办成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大学一旦没有好的理念的支撑，只能陷于简单的模仿性运行状态，简单的模仿或简单的运行，怎么会产生优秀的大学精神与文化呢？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可以借用经济学界那句经典话语“除理念是资本外，其余都是资金”。杨东平说：“办好中国大学缺些什么？现在只知道缺钱，给……（大学）一拨就是十八个亿的人民币。但是还缺一些东西，就是理念、制度。”丁学良则认为，在缺乏理念与制度的情况下，结果只能是：钱拨得多的，浪费大；钱拨得少的，怨言大。
1.理念可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历史地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实质上都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最终都轰轰烈烈地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理念常常有能力为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预设思想立场和逻辑方法。实际上正如凯恩斯指出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常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理念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你问爱斯基摩人，想成为百万富翁吗？他搞不懂百万富翁是什么意思，那么爱斯基摩人就不会有百万富翁。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1915～2001）曾作过这样的比较：“摩洛哥和加利福尼亚是地球上几乎同纬度的两小块地方，在具有同样气候的大陆的西海岸上，而且可能有很相像的自然资源。然而它们目前的发展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因为人不同，不如说是因为居民头脑中所存在的思想不同，这是我希望强调的要点。我们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状态。”轻视甚至无视理念的价值，就会陷入失去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往往浅薄而难以持久；缺乏充分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常常使办学者失去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如果照搬照抄他人的理念，生吞活剥，不求甚解，那就如同“富人的减肥药成不了穷人的救命粮”一样，不但无济于事，而且还可能出现水土不服。当然，没有理念的执行力，可能是盲目的行动；一旦执行力富有理念的指导，可能就是伟大的实践。世界上活得最久的组织是宗教，因为有一本“圣经”让其教徒持久分享；世界上封建体制存在最久的是中国，因为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2.理念决定大学的高度
文化是一所大学的厚度，而理念则是一所大学的高度。大学发展的高度超不过大学人整体理念的高度，提高大学发展的水平必须提高大学的理念水平，理念的高度就像“玻璃天花板”，制约着学校到达较高水平，即大学整体理念高度有多高，水平就能有多高。这就像艺术创作的逻辑，即当处于“眼高手低”的时候，艺术创作水平是可以继续提高的；而当处于“眼低手低”状态时，艺术创作就会止步不前，但绝对不会出现“手高眼低”的现象。中国大学在普遍缺乏理念的状态下，缺少的是“理性”，按分量，“理性”重量不足；按尺度，“理性”高度不足；按弥散度，“理性”浓度不足，“感性”却显有余，时而充斥着“世俗”与经验主义。党国英认为：“蔑视理性，把一堆教条奉若神明，是顽固的蒙昧主义；若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人的一切行为均绝对地由理性来支配，则是另一种无知与狂妄。但是，若以现实论，对中国发展的威胁尚不是理性主义走过了头，而是蒙昧主义还在肆虐。”所以他呼吁：“让理性之光亮起，我们心存希望。”这样，缺乏理性的大学，又如何能成为高水平的大学呢？帕金曾讽刺大学人：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大学自己。实质上，大学有三大科研即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教学研究，这是科研的三架马车，而且教育教学研究离大学的本质最近，然而，最应重视的研究常常受到忽视。1977年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发表《核心课程报告》，就是因为教育专家、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组织“七人工作组”对包括核心课程在内的大学教育的各主要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的结果。由于此项成果，罗索夫斯基还扬言，耶鲁大学或芝加哥大学请他去当校长都不去。
3.理念相合于大学的文化
理念相合于文化，并能引领文化的发展，理念总是潜在的、无形的、似隐似现的，然而其价值却是不可低估的。一流大学靠文化，二流大学靠制度，三流大学靠人治。文化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具有思想性的理念，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一是思维方式。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可以没有文化，大学同样如此。理念是大学文化的灵魂，没有灵魂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正如黄梨洲所说的“宗旨”：“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在知识经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实质上，隐藏在文化背后的是“理念”之间的竞争。蕴含理念的文化才是终极竞争力。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形态，我们常常会感受到自身文化形态的制约，这种制约可谓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文化处于一种泛存在状态，文化制约同样处于一种泛制约状态。文化形态的制约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缺乏理念的引领，一是文化自身的有限性。不改变大学理念而企图改变文化形态是不可能的，改变文化的起点就是要建立一种具有价值的理念，引导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的发展。
现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并付诸实际行动，这是值得的，因为有了目标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会有前进的动力。但是，建设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理念比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为迫切。实质上，按照中华民族的胸襟与气魄，我们大学建设的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整个世界的大学的重心转移到中国，并引领世界大学的发展。从大学发展历史看，自从大学诞生于意大利之后，世界大学的重心就以此为起点，起先转移到英国，后来转移到德国，再转移到美国，每次重心的转移都是大学理念为先导，从博洛尼亚理念，到纽曼理念，到洪堡理念，再到威斯康星理念。倘若我们中国大学能够形成自己的大学理念，世界大学的重心肯定会转移到中国，那时我们必能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学教育，也必能为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大学模式，这种模式一定能转化为世界大学的传统，传至久远，惠泽人类。那时，世界又会回响起宗教唱诗班的声音：“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
【作者系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