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存发展的历史，也是大学理念变迁演变的历史。大学理念是大学对自身价值、目的、使命和规律等的认识与追求，是支撑大学生生不息的灵魂力量，失去了灵魂而只剩躯壳的高等教育机构就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大学”。起源于西方的大学伴随着社会进步经历了大学理念的三次巨变。到了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20世纪下半叶，西方大学鼓吹的“一流”理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责难，被称之为“废墟上的大学”。中国大学大器晚成，正在追求世界“一流”的轨道上高速前行。传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对西方文化精华的兼容并蓄将会给中国大学创建一个重构“一流”的契机。
一、现代大学理念的“三段式”演进
西方学者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演进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三段式的归纳。克尔认为大学理念的三个代表阶段是以纽曼为代表的英国模式、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和以“巨型大学”为代表的美国模式。雷丁斯认为大学理念的三个发展阶段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大学、以洪堡为代表的文化大学和以“一流”为代表的现代大学。
虽然“三段式”背后的实质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看出现代大学理念正从“大学的理想”转向“大学的用处”。在现代大学发展的前两个阶段，“无论是康德的理性大学，还是洪堡的文化大学，以至纽曼的自由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乌托邦工程”，它们追求的是“一种以崇高的和明确的宗旨以及以精神与目的的统一为特点的有机体”，是对“价值”和“功能”统一性的不断求索。在第一个阶段中，现代大学以“人才培养”为己任。在第二个阶段中，现代大学逐步获得了“科学研究”的功能。在第三个阶段，美国大学模式的建立使大学佩戴了它的第三个标签：社会服务。大学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站”、“世俗的教会”和“新思想的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和“仅次于政府”的社会机构。
伴随着“一流”大学理念的确立，大学一直追求的价值和功能的统一性也随之分崩离析，大学理念呈现出既“充实又空洞”的分裂特征。“充实”体现在大学前所未有地在各种具体而细微的量化标准中生存着，“空洞”体现在大学只要“衡量”不要“判断”，失去了曾经引以为荣的内在价值体系。
二、“一流”在西方大学中的解构
美国大学的空前繁荣带来了西方大学追求“一流”的热潮，并伴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席卷世界。“一流”的大学理念具有极强的普遍应用性，大学的所有功能都可以用“一流”来衡量，而大学的所有部门和人员都被置于一流的评价体系之下。“‘一流’使得像资金和学生个体的组成类型这样完全不同质的问题可以结合起来用一个衡量标准。
“一流”理念表面上的繁荣掩盖不了实质上的空洞。克尔认为“完整一体的大学处于解体之中”。首先，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功能已被扭曲，从追求人的自我价值转向追求人的市场价值，“为教育而教育已经正在被为就业而教育所取代”。其次，高等教育在为社会服务中丧失了自主性，“旧日的象牙塔现已成为国家的工具和工业的工具，里面的学生寻求的是劳工市场和增值影响”。第三，价值中立受到了干扰，“对外部利益的承诺导致大学内部在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方面有了冲突”。
雷丁斯认为“现代大学是一种废墟化的体制”，“民族国家的衰落及作为民族意识形态的文化的衰落”标志着文化大学的终结。首先，“一流”理念具有所指上的空洞性。“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作为一个完全属于系统内部的没有所指的价值单位，一流只不过标志着技术的自我反映的时刻。系统所学的是投入运行，而且空洞无物的一流指的是最大限度的信息输入/输出率。”其次，“一流”理念用量化标准把大学变成了企业。这种量化体现在评价标准的量化和绩效制（accountability）上。“一流理念的作用”在于“包罗一切的计算”，从教学、科研到服务，大学所有功能都可以像企业一样通过标准计算出来。绩效制使“大学有能力向自己解释自己的角色、使命和功能，向社会解释这些如何被转换为高校服务”，大学的社会责任也变成了向社会提供的一种有偿服务。
博克列举了美国的一流大学受到的各种批评。第一，本科课程体系缺乏统一目的。“本科教育已经变得缺乏连贯性，无法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如何处世’之类的深层次问题。”第二，由于大学任由学术标准下滑，本科教育的质量已经开始贬值，大学的言论自由和对学术思想的崇高追求摇摇欲坠。第三，大学开始逐渐变为提供就业帮助的训练营。大学从实用角度来提供高等教育产品，知识是指立即能派上用场、能见到成效的信息，教育是为了满足经济方面的需要，而不是培养富有批判性、社会责任感和自我反思能力的个性化群体。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看重职业前景的人数大幅增加，而选择传统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在减少。“大学开始迎合本科生的职业需求，而把丰富学生学识、帮助他们过上自省而充实人生的培养目标抛之脑后。”第四，教师无暇关注学生。“终身教授只关注自己的研究，聘任同行时只考虑学术声望，从不关心教学质量。”“教授们很喜欢在大课中实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本科生被淹没在讲座制的茫茫人海之中。”
“一流”大学作为一个体系庞大、功能健全的系统已经全方位地融入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商品，校外的力量对大学的发展变化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学已经走出了追求精神价值的“象牙塔”，人们关心的只是大学的功能，而不再是大学的理念和价值。大学形式上的进步掩盖的是大学理念的废墟，失去了内在价值追求的大学已沦落为物质的沃土、精神的废墟。
三、“一流”在中国大学中的重构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在谈到废墟上的大学时，“雷丁斯肯定没能把中国的情况考虑在内”。中国大学的诞生远远晚于西方大学，它们目前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在西方大学迷失在精神的废墟上时，中国大学还在追赶它们的路途上。但是，差距的劣势可以转化为“先知”的优势，中国大学完全有可能避开西方大学的歧途，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创建“一流”之路，实现对大学理念的重构。
西方大学理念的没落来自于两个源头：民族主义的泯灭和消费主义的肆虐。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化有机体，凭借和西方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大学完全有可能消除废墟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一方面，传统的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中国大学的民族身份标签，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大学不会步西方大学衰落的后尘；另一方面，兼容并蓄的文化胸襟使中国大学吸纳西方大学传统的精髓——普遍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顺利地融入全球高等教育主流之中。在世界大学之林中，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大学凭借着“传统文化”和“国际视野”的深刻理念内涵，必将能够重构出独特的中国“一流”。
（一）“民族”基础上的普遍主义
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导致西方大学“一流”理念穷途末路的重要源头之一。西方大学曾经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而具有较高的文化地位，而伴随着大学的“解政治化”和“解意识形态化”，大学失去了“能够实现民族国家或其人民本质”的使命。
在中国，民族主义历来都是大学赖以生存的重要文化基础。从清代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民国时期蔡元培提出的“五育”并进的教育方针（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和美育主义），再到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中国“传统的知识模式向来都是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研究学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治国平天下’”。在今天的中国，大学以政府作为强有力的后盾，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主国家整合能力的加强催生了如“985”、“211”等政府主导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大项目，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日益增强。“在整个20世纪中，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存在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既要获得西方科学和技术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又要竭力维护本国的文化知识传统，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而步入21世纪的中国大学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大军中，正以开放和包容的中国精神来学习西方大学的成功经验。英国大学的人文主义、德国大学的科学主义和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无一不被中国大学进行本土化之后而“洋为中用”。新时代的中国大学正在成功地调和民族文化和西方理念的冲突，把矛盾的两极转化为大学发展的双翼，从而开拓出中国大学创建“一流”的独特途径。
中国大学“一流”理念的一大根基正是建立在团结、进取的民族主义和开放、包容的普遍主义之上。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力量源泉的大学发展才生生不息，以促进社会进步为奋斗目标的大学发展才不会失去信念。
（二）“集体”基础上的自由主义
西方大学“一流”理念没落的另一大源头是消费主义的肆虐。大学不得不屈服于市场压力，按照“一流”的会计学标准来“经营”教学、科研和服务。“‘一流’的标准盖过了学术的标准，形式的好看虚掩了真实的内容，量化的指标模式了实质的优劣，外部的评价凌驾于大学的自治。”这样的大学表面上看起来运转正常，但实际上已被产业化架空，缺少了精神追求的大学只能沦为企业。
中国文化中集“天下、社会与个人”于一体的集体主义是中国大学理念区别于西方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从传统文化中的宗法集体主义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再到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契约关系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和圆满。中国现代的集体主义文化汲取了传统集体主义的“天下大同”的精髓，保留了“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集体观，又兼容了“个人价值回归社会”的个人主义集体观。同时，西方大学的“自由”价值观被内化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今天的中国学者和大学所追求的是知识分子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与社会责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学术、社会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连锁关系。”中国大学历来都把个人、大学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它所追求的是一种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
建立在集体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使中国大学发展焕发异彩。一方面，集体利益成为维系中国大学生态平衡的最有力的价值力量，使之避免走上资本主义大学过度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歧途。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生命源泉，成为大学知识创新的精神庇护所。
四、结语
中国大学正面临着重构“一流”理念的契机。当大学理念在西方文化中只看到一片废墟时，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将会成为拯救“一流”的希望。全新的“一流”理念将避开无谓的“大学之道”和“大学之用”的纷争，使大学的功用为大学的理念而服务，为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福祉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流”重构任重而道远。一方面，中国大学需要克服中国传统文化的积弊，摆脱政治化和等级制对大学自由思想的桎梏，充分发挥“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优秀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对西方大学经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自由主义”而避“保守主义”，扬“科学主义”而避“教条主义”，扬“实用主义”而避“功利主义”。在对效率的追求中切忌丢失信念，在对自由的追求中切忌丧失集体。中国大学借助中西优秀文化的合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必将重构“一流”大学理念，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新时代典范。
【作者系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