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健全的文化心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并长期遥居世界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处于这种文明系统中的儒家士大夫坚守“内夏外夷”的文化信念，形成了华夏中心主义的自大虚骄心理。而明清以后形成的“万邦来朝”、“四夷宾服”及由此而形成的宗藩秩序和朝贡制度，更加强化了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和自大虚骄心理。由于对西洋文明缺乏必要的了解，故其文化优越感多半来自国人的臆想和附会，带有明显的自大的虚骄心态。

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天朝上国”被素来视为“夷狄”的英国所打败，对中国人的震动是空前的。中华文明在近代骤然落伍的现实，使国人的文化心态发生了畸变，产生了一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反映了时人矛盾的心态：师夷与制夷。既仇夷，又不得不师夷；既师夷，又是为了制夷。

尽管当时中国朝野不得不承认外夷之船坚炮利，不能不师夷之长技。但多数人抱着这样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在这种文化心理优势支配下，在对待西方文明冲击时，国人的自大虚骄心理首先畸变为盲目排外的抗拒心态。儒家士大夫坚持“夷夏之辨”，认为只能以夏变夷而未闻以夷变夏的文化观念，视引入西方器物文明为“以夷变夏”，拒绝引入西学。倭仁以传统的“夷夏”观、“道器”观和“义利”观振振有词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这种论述的背后包含着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恐惧。

对西方近代文明的顽固抗拒，既难以说明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更难以挽救晚清面临的危局。故盲目的自大虚骄心理难以持久，逐渐形成了“西学源出中国”之说。他们将西学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说有利于西学传播的一面，但同样反映出国人抱定的中学高于西学、西学来源于中学的自大心理，体现出浓厚的文化优越感。但当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技艺高于中国技艺之后，中国士大夫固有的自大心理情结逐渐衍生出“中国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议论。在他们看来，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西方物质文明胜于中国，但“教育文化远逊中华”。这种文化观显然体现了士大夫自大虚骄的心理。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对文化保守派“爱国的自大”的文化心态作了揭示。他指出，爱国的自大的意见可归纳成五种：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夸耀中国文明的起源早。乙云：“外国物质文化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是西学中源论，古已有之论，使中国固有文化包含西方各种有价值的事物，使中学凌驾于西学。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用西方的缺陷消抵西方的成就。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更是冥顽地拒绝外来文明。

如果说儒家士大夫的自大虚骄心理来自对中华文明优越感的坚守，并主要体现为学理上的抗拒与附会的话，那么，一般社会民众的自大心理，则集中体现为对西洋文明的极端仇视和盲目排外情结。这种仇视和排外情结在义和团民众的言行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义和团公开“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不加区别地一概烧教堂、杀洋人、拆铁路电线电杆等洋物，反对一切带“洋”字之器物，表现出非理性的“剿灭洋鬼”狂热和虚妄可笑的自大神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民族文化自大神话的幻灭，由此也造成了国人文化心态上的巨大失落。

自大与自卑是一对孪生兄弟，当虚骄的自大心理破灭及文化优越感动摇之后，国人的文化心态很容易趋向自卑和崇洋的文化心态：“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自大心理导向盲目排外，自卑心理则必然滑向崇洋媚外。在对外抗拒屡遭失败，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之变后，国人的文化心态发生了逆转：从自大转向自卑，从盲目排外转向崇洋媚外。清季出现的“醉心西化”思潮，便是这种文化心态失衡之具体呈现。

庚子之后，国人逐渐将“欧化”视为中国求生存的必要手段，出现了一股“醉心欧化”思潮。欧化论者过分贬低了儒家文明的价值，对中国文明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盲目地否定一切，具有很大的文化偏颇，是一种不健全的文化观念。他们注重文化的创新性和时代性，关注于文化“无分于东西”，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其认为“万事当以进化为衡”，因而忽视了东西文明各有创造，各有特点，从而抹煞了文明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清季出现的这股“醉心西化”思潮，五四以后尤其是30年代，便形成了“全盘西化”思潮。胡适在《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中撰写了这段偏激的文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这种偏颇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流露出其民族自信心之缺失。这种对民族文化缺乏自信力的心态，同样不是健全的理性的文化心态。

因此，近代以来在对待中西文明问题上，国人存在着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一是自大的虚骄文化心态，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二是自卑的文化心态，带有明显的全盘西化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文化心态上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国人对中西文明的冷静认识和理性取舍，导致了中国现代新文明创建的复杂性及曲折性。由于西方近代文明是伴随着西方军事侵略与不平等条约传入中国的，由于中国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师法与抵御西方侵略交织在一起，故处于迷局中的国人难以保持心平气和的健全文化心态。

如果说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建立起理性的健全的文化心态的话，那么，在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国人有能力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树起健全的文化心态，从容地对待中西文化问题。所谓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这就是说，一方面反对文化自负，警惕文化保守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文化自卑，警惕文化虚无主义。所谓文化自负，就是对待自身文化态度上的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这种文化自负的心态，是虚骄的文化心态，是没有底气的文化心态。没有底气的虚骄心态，是难以抵御近代以来的西方近代文明冲击的，是很容易导入文化自卑主义的。所谓文化自卑，就是一种在对待自身文化价值上的轻视、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和心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失望日益加重，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强。文化自卑，必然导致欧化、西化及全盘西化的情绪，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

无论是文化自负还是文化自卑，都不能实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实现文化自觉，就难以坚定文化自信，更难以实现文化自强。要完成近代以来创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必须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树起健全的文化心态。要树立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健全文化心态，必须对两种错误偏向保持清醒的警惕：一是食古不化、拒绝接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华夏中心主义。大讲“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华夏中心主义在作怪，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在作怪；二是否定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这两种倾向，都妨碍着国人对中国传统文明及其现代化的正确认识。只有树立健全的理性的文化心态，才能摆脱近代以来在所谓中西文化或传统与现代问题上的种种困惑，才能但中西文化的问题转化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真正弄清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个性特点和独立地位，才能真正解决好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因素与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近百年却倍受歧视，受尽屈辱。中华文明在近代骤然落伍的现实，使国人的文化心态发生了畸变，产生了一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从妄自尊大的华夏中心主义、封闭保守的天朝中心主义，到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仇外心理，再到“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国人的文化心态从自尊、自大到自卑、自贱的畸形变化，严重影响着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评判，都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建。保持健全的文化心态，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

兼容并包，取长补短，综合创新，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保持信心，调整心态，守正创新，凸显特色，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