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百年寻梦》、《追寻失去的传统》、《发现廿八都》等。

　　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是植物学家吴征镒院士和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闵恩泽院士。从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吴先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闵先生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

　　这些年来，获得过这个奖的科学家，大多数都有和他俩相似的教育背景。气象学家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固体物理学家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获西南联大硕士学位，地球环境学家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肝脏外科学家吴孟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即使另外几个比他们年轻的获奖者，多数也在上世纪40年代受过中学教育。

　　他们拥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地方。比如我们的教育环境、学术研究环境是否有利于养成一种以求真理、真知为唯一目标的科学精神，以及科学态度、科学习惯？为什么专业上有创造力、有大作为的科学家，多数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

　　在这个问号的背后，不能不追问我们的基础教育、大学教育。我关注吴征镒先生有好几年了，在编《过去的中学》一书时，曾收入他回忆中学生活的一篇文章。他说自己从初中起就对植物学发生了兴趣，1931年他考入有名的扬州中学读高中，在这所偏重数理化的名校，他数学学得不错，但他喜欢的是生物学，三位生物老师的名字都留在了他少年的记忆里，学植物学的志向就此确立。地理学家施雅风院士也回忆说，自己从初中到高中就已确立专业方向。他们之后都如愿进入一流的大学，选择了喜欢的专业——施先生读的是浙江大学地理系。

　　那个时代，不同的学校，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但有一点大致上是相通的，几乎都是教育家在办校。学校除了是一个传承知识的场所，也教会学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们打开认识自然、了解世界、观察社会的窗口；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欲，肯定每个人不同的梦想，尊重而不是抹杀他们的个性。

　　在过去的教育谱系里，不光是名校，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所以，学校给予莘莘学子的决不只是书本上死的知识，不光是教书同时也是育人，学生不是为考试而存在的，衡量求知结果的也不只是分数，分数不是决定因素。上述这些科学家在本国完成大学或研究生教育后，多数还有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科研的经历，他们的成就与这些教育背景不可分割。

　　当然，即使有了最好的教育背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也很难在专业上做出重大贡献。20多年前，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王佐良教授就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关于学术发展之我见》的文章，提出五点看法，一是要有一个适宜学术发展的环境，一个公平、合理、有活力、有创造性的社会，知识分子才能安身立命其中。有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二是要提倡严谨的学风，要扎扎实实做学问。三是要在重视自然科学的同时，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四是要继续开放、继续交流。五是要有世界眼光，又要回顾中国学术传统。

　　王先生提出的这五条，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一点不会感到过时。如果缺乏自由探讨的学术空气，没有一个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宽容的环境，没有严谨的学风，不遵循基本的科学工作准则，纵容剽窃、抄袭，坑蒙拐骗，一定不会有什么学术创造可言，更不要说什么追求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