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应当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对大学的普遍期待，也已成为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大学校长的自我要求。这些年来许多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都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计划，配置了诸多教育资源，付出了不少努力。但总体来看，口号高于行动，形式大于内容，成效乏善可陈。以至今日，没有哪所大学敢于断言其毕业生普遍具有创新人才所必备的一些基本特征，诸如不懈追求、敢于质疑、持续探索、善于建构等。中国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几乎没有多少声誉可言，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选择出国接受留学，其中相当一部分可以说是他们及其家长在“用脚投票”，以表达对中国大学缺乏活力、不能培养创新人才的不满。这种状况下，“钱学森之问”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界乃至社会中引起持续普遍共鸣便在情理之中了。

　　诚然，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并非轻而易举，导致大学培养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人才或培养工作乏善可陈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大学身上。然而，大学毕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当大学培养不出创新人才时，大学自身不可能完全“清白无辜”，不可能彻底“脱离干系”。笔者以为，大学之所以培养不出真正意义的创新人才或培养工作乏善可陈，重要原因在于大学自身尚不具备或十分欠缺创新人才培养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品质。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创新人才培养对大学精神品质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或者，干脆更直接地问：创新人才培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本文试图简要回答这个问题。

　　一、有魂灵的大学

　　首先有必要弄清的问题是：社会究竟为什么要举办大学？是为了让教师可通过大学教书而领取工资、解决饭碗问题吗？显然不是。是为了让学生可通过大学读书而找到朋友、解决孤独问题吗？当然也不是。社会之所以举办大学，是希望大学能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人才。

　　大学不能无视社会需要而闭门造车，关于教育发展的基本理论也反复阐明，社会的需要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是：这里所谓“社会需要”究竟指什么？“社会”涵涉太广，几乎无所不包。作为大学发展之根本动力的“社会需要”是指“社会”中的所有“需要”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社会的各种需要纷繁多样，鱼龙混杂。有些需要基于公平正义，符合人类普世价值；有些需要则源于贪婪邪恶，违背人类普世价值。有些需要立于开阔视野，契合民族长远利益；有些需要则囿于短浅目光，无视民族长远利益。有些需要充满关爱，着眼于学生成长发展；有些需要则缺乏爱心，罔顾学生成长发展。有些需要真实因应民生、恒久存在；有些需要则完全伴随时尚、昙花一现。大学应满足的所谓“社会需要”，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道理很简单：只有前一类社会需要，即符合人类普世价值、契合民族长远利益、着眼于学生成长发展、真实因应民生的“合理社会需要”，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于是，问题随之而来：大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应做到的，难道只是一味“适应”上述合理社会需要并就此而完全“顺其自然”地推动社会进步吗？大学难道不应该承担引领社会进步的职责吗？

　　或许不少人会认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是统治阶层、是政治家，因为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目标、方针、规划、政策等，最终都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意志，取决于政治家的决定。

　　从日常现实看，似乎是这样。不过，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社会进步根本上讲应是由大学引领的。理由至少有两点：

　　第一，大学可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进步提供持续不断的思想与理论资源。大学不只是传递知识的场所，还应是生产知识的地方。这就包括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理想、信念、取向等方面的价值性知识，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现象、现实状况、未来趋势等方面的事实性知识，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动因、条件、影响等方面的分析性知识，以及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当下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方式等对策性知识。即是说，大学可产出关于社会进步的全套知识，这些知识应成为统治阶层、政治家们进行社会发展重大决策必不可少的依据。否则，所谓决策便难免会成为“拍脑袋”、“拍胸脯”甚至“拍大腿”的过程。

　　第二，大学可通过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必要的高端人力资源。教育界许多人士经常抱怨说，在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教育非常弱势，非常无能与无奈。但他们忘记了一点：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而明天的社会进步所需的高层次人才资源就由今天的大学来提供。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其实又十分强势，因为未来社会进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于今天的大学之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必然能引领社会进步，这要看大学所生产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学生产的知识（包括社会进步方面的知识）本身是陈旧的、陈腐的，培养的只是循规蹈矩的庸人、贪名逐利的邪人及趋炎附势的小人，那么，这样的大学不仅不能引领社会进步，反而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帮凶与罪人。

　　因此，大学必须有自己的魂灵，有坚定的信念。这就是：引领社会进步——通过生产知识与培养人才而引领社会进步。大学不能盲目满足任何所谓社会需要，而要把引领社会进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在这个前提下去审视社会需要。大学必须有这种明确的使命意识，否则，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创新性知识，不可能培养出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型人才。人们经常说，社会需要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现在我要说，引领社会进步是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动力，因为社会进步本身便是创新的结果。

　　有了“引领社会进步”这样一种魂灵，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大学才可以说是有理想、有高度的大学。套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所用的“自为的阶级”这个概念，我们说，在引领社会进步这个魂灵指导下的大学，才是一所“自为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魂灵，大学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正确方向。

　　二、有眼光的大学

　　阐述大学魂灵时，视线聚焦在引领社会进步问题。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移到“促进学生发展”问题上。大学培养创新人才，说到底是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创新人才。为此，我们需要知道，作为培养对象的大学生自身究竟具不具有成为创新人才的可能？

　　坦率地讲，假如只看表面现象，很多人会觉得，现在许多大学生似乎都没有可能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创新人才！因为他们给人留下的常是这样的负面形象：不敢怀疑权威、不会提出问题、不去大胆想象、不想冒险行动！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都不是大学生的本来面目。每个大学生心里，其实都内隐着创新的欲望，蕴藏着创新的潜能，只不过这一点往往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清楚意识到，甚至常常意识不到。原因在于经过大学之前包括12年（加上幼儿园3年就是15年）受教育历程在内的18年左右的历程，在日复一日的规训、没完没了的考试等痛苦过程中，他们的创新欲望不仅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创新潜能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不断地被阻抑、被打压。久而久之，他们就不敢创新、不会创新，终于，也不想创新了。

　　回想大学生（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孩童时的自然样态，便可明白。笔者曾在多个不同场合举过“幼儿搭积木”的例子。比较典型的现象是：在成人（父母或老师）为幼儿搭了一个积木（城堡、楼房、大桥或火车等）后，不管这个积木在大人看来是多么规范、多么美观，幼儿通常都会小手一掳，把它推到，然后自己重新搭一个。而不管幼儿自己重新搭的这个积木用成人的标准来衡量是多么的不规范、不美观，幼儿都会很珍惜他自己“创造”的作品。

　　幼儿上述一“推”一“搭”两个行为看似简单，却蕴涵着关于“人”的天性的两个深刻意涵。“推”的行为表明，人有一种“摧毁”的天性。同这种天性联系的，是怀疑、反思、否定、批判、祛除。“搭”的行为则表明，人又有一种“创新”天性。同这种天性联系的，是求异、求新、探索、开拓、构建。这两种天性的存在，是社会得以不断发展与进步的源自人性的不竭动力，也是个人得以成为创新人才的源自天性的不灭基础。

　　因此，所谓现在大学生不敢怀疑权威、不会提出问题、不去大胆想象、不想冒险行动等，并不是他们的原本样态。大学生在其生命早期阶段并非如此，是迄今为止的教育与生活过程对他们的“摧毁”与“创新”的合理愿望连续不断加以禁止、阻止与制止，才导致他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而摧毁与创新作为大学生们与生俱来的天性，并未泯灭，只不过处于“冬眠”状态而已。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它告诉我们，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应建立在洞悉人的创新天性的基础之上。这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既然创新是人的天性，那么，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讲，大学教育的一项天职，就在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激活学生的创新潜能。第二，既然创新是每个人的天性，那么，仍然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讲，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就不能仅以少数学生为对象，而应面向每个学生。第三，既然大学生创新天性在其此前生活与教育过程中已受到相当程度的阻抑与打压，那么，对于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来说，更重要且更为基础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护”大学生的创新天性，不如说是要把他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期间被阻抑的创新欲望、被打压的创新潜能“解放”出来、“释放”出来、“彰显”出来。

　　可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最重要的成果，并不在于促使大学生们提出一个又一个新观点、发现一种又一种新方法、完成一件又一件新作品，而在于促进他们创新品质的形成与提升，包括不懈追求、敢于质疑、持续探索、善于建构等。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大学的“眼光”。这种眼光让大学在培养创新人才过程中全力关注培养对象——大学生——的发展。因为，没有学生的发展，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就无从谈起，所谓引领社会进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于这种眼光是将视线穿透到作为人的大学生的天性上，穿透到作为人的大学生的原初面目上，因而可称为“睿智的识见”。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这种睿智的识见，需要对于大学生天性的洞察、对大学生原初面目的回望。

　　进一步而言，不仅仅是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即便整个教育，难道不需要这样睿智的识见吗？教育的艺术化境界不正在于将学生的创新欲望充分激发出来、将他们的创新潜能充分激活起来吗？因此，促进学生发展不仅是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点，它本来也是整个教育的原点。

　　有了“促进学生发展”这样一种眼光，这样一种睿智的识见，大学才会成为有智慧、有深度的大学，并因此成为“自醒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眼光，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失去安身立命之本。

　　三、有胸怀的大学

　　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谈论大学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立论依据是每个学生都有创新的天性，这是学生的共同点。同时，学生之间又是存在差异的，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学生语言智能、文学想象十分欠缺，但逻辑思维、数学想象却有如神助；有些学生逻辑思维、数学想象不值一提，语言智能、文学想象却超乎寻常。有的学生画起画来形同涂鸦，但却乐感超群，天生一副金嗓子，张口就“引百鸟朝凤”；有些学生虽然唱起歌来声如狼嚎，但却色感出众，极具美术天赋，下笔如梵高再世。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这就要求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绝对不能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应根据学生的差异，因材施教。人们常会忽略这样一个常识：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便是与众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判断创新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便在于有无使每个学生都与众不同。其实，因材施教本来就是教育的重要原则。只不过在教育规模日益庞大的今天，这一原则贯彻起来十分困难。限于条件，最终往往成为某种“标准件”的生产过程。然而，假如大学果想真刀真枪培养所谓创新人才，那么，因材施教就不能依然只是悬于口号、流于形式的花哨游戏，而应成为落实到措施、见之于行动的日常工作。没有因材施教，创新人才培养便不可能取得实质成效。

　　一旦要真正实行因材施教，就不能再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生，不能再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学生，那么，教育教学模式及评价标准就必须多元化、多样化，大学就必须鼓励与支持教师进行各种尝试。大学必须把教育自由权还给教师，在不违反法律、不违反道德的前提下，放手让教师自由探索。事实上，教师作为个人也有创新的欲望，也有创新的潜能，学校应千方百计把教师的创新欲望激发出来，把教师的创新潜能激活起来。这里的前提，在于解开现在依然套在教师身上的诸多绳索与枷锁，废除不合理的评价制度，把教师的思想与精力真正解放出来，让他们全身心地、毫无顾忌地、创造性地投入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本身应成为不断创新的过程，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学校应相信教师、鼓励教师、支持教师，并且为教师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主观性失误与问题埋单。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大学的“胸怀”。大学必须有这样的胸怀，必须呈现一种开放的姿态，鼓励多元多样。有了“鼓励多元多样”这样一种胸怀，这样一种开放的姿态，大学才能成为有活力的、有宽度的大学，才能算是“自由的大学”。倘没有这样的胸怀，大学的所谓创新人才培养便会缺少持久的生命力。

　　四、有脊梁的大学

　　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特别重要，因为当今中国大学存在一系列“依附”现象。就对创新人才培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说，尤以大学对权势的依附为甚。

　　大学对权势的依附突出表现在对政府部门、政府官员普遍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这不仅早已为社会所诟病，也早已为大学所自惭。政府部门说向东，大学不敢向西；政府部门指向南，大学不敢朝向北。有时甚至让人感到，许多大学简直就是政府部门手里的提线木偶，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意志，政府拨拉一下，大学就机械地动作一下，其全部职责似乎就是落实政府部门的各种通知、指示及要求，就是实施政府部门启动的各种规划、计划及项目。

　　政府部门很有点像一群不知劳累的工程设计师，他们不断推出一项又一项工程，而大学则像一支疲惫不堪的工程队，完成了一项工程，立刻又赶往另一处承接新的工程，大学校长近乎于工程队长。这种状况下，大学怎么可能静下心来，真正按照自己信奉的正确理念与合理方式去培养所谓的创新人才呢？

　　当然，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大学身上。因为，在中国实行的是政府本位的教育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必然导致政府部门对大学高度集权。政府部门把校长任命权、资源分配权及等级区分权这三大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常常把教育发展的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调控者及评价者等多角色集于一身，对大学进行超强控制，使大学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办学主体。学校任何改革与发展都必须在政府部门规定的轨道上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能有丝毫的出轨与出格。否则，政府部门便会通过没完没了的评审、检查、评估、验收等，对学校提出警告与处罚，剥夺或削减原本分配给学校的资源与机会，使学校发展受到影响。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确实已不是大学自身在办学，而是政府在办学、政府部门在办学、政府官员在办学。

　　大学必须从依附状态中走出来，拒绝任何依附。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为其老师王国维写的墓志铭中有一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常被人们用来说明知识分子的品格与人格，其实也可用来形容大学的品格、大学的校格。大学不能依附于权势，不应屈从于任何外部淫威。诚然，大学需要办学资源，包括人、财、物的资源等，多多益善。但大学对这些资源的获取，应凭借自身实力的展示、声誉的证明、诚意的感召及正义的呼吁，而不是倚仗对权势低三下四的乞求。大学不应跪着生存，而应昂首挺胸站立于社会。当今时代需要的是站立着的大学，而不是跪着的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能否昂首挺胸站立于社会，本身也是中华民族可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当然，当下中国大学不仅依附于权势，而且也依附于资本，依附于其它外部力量，笔者此处仅以对权势的依附为例。

　　总之，大学应有自己独立的品格与校格，大学不能成为权势的附庸、金钱的奴仆及落后文化的卫道士。拒绝依附，应成为大学的一条刚直的原则。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脊梁”。大学必须有这样的脊梁，必须有一种刚直的原则，拒绝任何依附。

　　有了“拒绝任何依附”这样一种脊梁，这样一种刚直的原则，大学才可以说是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才能算得上是“自尊的大学”。倘若没有这样的脊梁，大学就没有培养创新人才的资格。逻辑简单而清楚：因为创新人才本身的基本特征就是不依附，就是拒绝威权、拒绝屈从，所以以依附、以屈从为特征的大学不可能培养出以不依附、不屈从为特征的创新人才！

　　综上所述，如果说培养创新人才是当今中国大学不得不承担的一项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的话，那么，我们的大学就真的需要对自身精神品质进行一系列深刻反思，并在反思基础上进行必要改造。我们的大学校长与教师们真的应当拿出志气与魄力，真诚地反思自身，务实地转变自身，使我们的大学真正成为有魂灵、有眼光、有胸怀、有脊梁的大学，成为有理想有高度、有智慧有深度、有活力有宽度、有胆量有硬度的大学，成为自为、自醒、自由、自尊的大学。以此赢得学生与家长的信任，赢得全社会的尊重，因此而成为大学生人生历程中充满挑战、超越及快乐的难忘驿站，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引领性力量。这对中国大学来说，无疑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