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教授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并能延续数千年，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人们常说的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其中有三千年与运河有关。
中国运河在世界运河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以运河的延伸长度而言，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运河已经沟通了黄、淮、江、钱塘、珠五大水系。公元3世纪的曹魏时代，运河的北端已向北延伸至今河北省北部的滦河下游。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代，北抵北京、西达西安、南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全长约2300公里。元明清时代的京杭大运河，从北京至杭州，全长2000余公里，如果将浙东运河也计在内，则又要加上120余公里，无疑为世界之最。
以运河维持时间之久而言，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运河，至今仍然是江淮之间的水运干道，历时2500余年。秦始皇时代开凿的沟通湘、漓二水的灵渠，至今仍有航运、灌溉之利。今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最早形成于秦代，更是当今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水运航路。形成于13世纪的山东运河，在今天济宁以南的鲁南运河段，仍然担负着苏、鲁之间重要的水运任务。历史上人工运河的航运功能维持如此之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
以运河工程之伟大和艰巨而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越岭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段，沿途山峦起伏，全长约300公里。因地处山东地垒西缘，运河所经的地势是中间高，南北低，沿运需要分段建闸节水，才能通流，全线最多时建50余闸；又因水源缺乏，将沿运地区数百眼泉水，开挖明渠输送入运，并建四大水库以供蓄泄。其工程之浩大、艰巨是世界上任何一条运河所无法比拟的，堪称世界运河工程之最。
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各国间战争频繁，互相攻伐，而又互相交往。由于军事征伐和政治、经济交流的需要，为了弥补我国北方大部分天然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限制，于是出现了沟通南北的人工运河。为什么我国运河最早出现在河淮之间，如春秋时代楚国的扬水、吴国的邗沟以及战国时代魏国沟通河、淮的鸿沟运河？因为这里是我国南北经济和文化的过渡地区，由此反映了人们很早就有沟通南北的需求和意图。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形成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此后，两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所建的统一王朝占了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首都，除了明初的二十几年外，大都建立在黄河流域。当时王朝的国防边境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南缘。唐代中叶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直至宋代，我国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和国防前线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都需要从经济重心地区缴纳、输送。因此，作为运送各种物资供应京师和边防的漕运制度，成为我国秦朝以后历史上特有的国家基本制度。而漕运最理想的运送方式是水运，因此，开凿人工运河和维护其正常运行，成为历代王朝最关注的水利工程。
居住在历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勋戚、官宦、军队、富商大贾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各色人等形成的庞大消费群体所需要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物资，必须通过漕运从全国富庶的各地攫取而来，水运是最廉价的运输方式，而运河则是为此服务的最好工具。
与此同时，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发挥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粮食的运输仅是漕运的一个内容，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封建朝廷控制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区的繁荣、促进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
运河不仅仅是一种交通载体，还在客观上巩固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隋炀帝敕穿江南河，为的是加强中原王朝与分离了三个世纪的南方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巩固新建的统一政权。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将从全国征集来的兵员、军械、粮食及有关物资，运送集中于北方重镇涿郡，是为了征伐高丽的需要，保卫北方的边陲。南北大运河对隋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
唐代首都长安地处关中平原，“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唐朝人对运河的社会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李敬方《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虽然对运河的功过评价不一，但认为对唐王朝的重要性却是一致的。
明代永乐年间定都北平后，恢复了元代京杭大运河，朝廷对其依赖更甚于前代。“国家财赋，仰给东南”，是明代大臣论及漕运问题的奏章里最普遍、常见的用语。刘天和《问水集》卷五《治河功成举劾疏》：“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当时燕京“九重之供亿，六军之储需，咸取急焉。所赖以灌输者，河道也”。此外，京师亿万民众生活所需皆仰给于运河。所谓“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几乎江南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输送至京师。可见大运河是明代京师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清代对漕粮的需要超过历朝历代。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朝廷官吏实行汉满双轨制，故机构庞大，京师附近十多万的八旗驻军及其数十万的家属均由朝廷供应米粮，故其需求远超过其他朝代。漕粮的另一支付是全国各地的驻防军饷。
综观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能久盛不衰，并能延续数千年，没有统一巩固的政治局面和发展，是不行的。而这种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运河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厥功至伟。
本文来源：《月读》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