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楚辞学家、教育家
摘要：治学方法问题，我曾与中文系青年教师和专业班的同学谈过一次，重点在方法方面。这次想着重谈谈自己的经历。我没有什么专长，而且是一个天资迟钝的人，但我谈谈自己学习研究中的一点一滴，可能对一些同志有些帮助。
治学方法问题，我曾与中文系青年教师和专业班的同学谈过一次，重点在方法方面。这次想着重谈谈自己的经历。我没有什么专长，而且是一个天资迟钝的人，但我谈谈自己学习研究中的一点一滴，可能对一些同志有些帮助。
求学时代
我小时候读的不是《四书》，而是《地球韵言》、《历代都邑歌》、《格致教科书》等。进中学以后，开始接触文学，那时候叫国文。记得有一次我读《留青新集》中的一首词《宫中调笑》，觉得音调很美，读起来很悦耳，于是就开始模仿填词，并找了许多诗词来读。
在大学时代，我逐步懂得了学习方法。当时大学中文系共有四门课：文学（包括散文、诗、词、曲）、经学（主要讲诗、书、三传）、小学（今天的古汉语）、哲学（包括伦理、心理、逻辑、哲学史等）。我努力学习四门功课，想成为一个全面的学生。这样，的确使我从中得到许多知识，教文学的林思进先生教我们读整部的书，一部一部读下去，禁止我们未读过原著便读诗话词话等等。而且林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我很爱好文学，整个大学阶段，天天作文、作诗填词，写了二千多首诗词。
经学是龚道耕先生讲授的，初步是学诗、书，学习的方法是读原文看注疏。从这以后我才知道中国学术有家派，两汉以前的学问必须区分家派。当时我向廖季平先生请教，他讲了汉学宋学的区别，他说：“孟子是宋学的根源，荀子是汉学的根源”等等。但这两句话，直到我三十几岁教书时，才懂得了它们的意义。
廖先生是今文学派，他把公羊家的政治有三世之说：“据乱、升平、太平”等详细讲过，这一点，使我认识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读哲学，使我懂得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之安排，以及宇宙论，认识论等等问题。
“小学”（即古汉语）的学习比哲学更为艰苦，先生指了路，但如何进门，全无所知。《广韵》抄过两三遍，说文点过两三遍，还是茫无头绪。林、龚两先生都很重视，都认为是求学的基础，只有死啃一途，渐渐地也尝到一点味道。但始终是点点滴滴，枝枝节节的，得不到系统，更不能独立工作。整个大学读书时代，我对这一类的课程，极为重视，而进步极端缓慢。我当时觉得诗情词意被它磨损了不少。
总的说，大学阶段，我对知识有几点认识：一，懂得读书要有一定的基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精神。不要做空发议论与无关痛痒的文章及顺风倒的诗词。二，懂得了学术是有流派的，即使是一个人的学问，也可能早晚有区别，因此不但要看他全部作品，还要分别他作品的早晚。
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生也有涯，知也无涯”，因此读书倒也十分用功。大学毕业，我在学习方法上有这样的体会：一，初知“连类而及”及比较的读书方法。做学问可以从一个问题引出其他问题。二，初知根底之学与浮夸之学的区别。先生教我们读诗词，但不许我们看诗话、词话，他说：“做学问要从根底着手，每首诗读懂了，自己也会做诗话、词话了。的确，首先要接触原始材料，如果只看别人做的概论，只了解一些皮毛是学习不好的。抄别人的东西，因袭别人的思想，也妨碍自己学业上的进步。在这一段时期，我熟读一些基础书，如《诗经》、《书经》、《左传》、《礼记》、《楚辞》、《史记》、《说文》、《广韵》、《荀子》之类的书，对打基础很有好处。
如何做研究工作
那时读书，先生只指点方向，不告诉方法，这使我碰到许多困难，走了不少弯路。如读《小学》，先生告诉我看《广韵》，我就只能买了一部《广韵》来读。一部《广韵》我一字一字抄过三遍，搞了七八年，还无头绪。后来我看到高元的《国音学》，才恍然大悟，才开始知道方法之重要。
进清华研究院后，才真正懂得了点做研究工作的方法。研究院生活条件很好，环境极美，颇有意继续作诗填词。我就把二千多首诗词请先生看，这些诗词以前我给林先生看过，林先生只挑选了四十首，我不大服气。这次给梁任公先生、王静安先生去看，他们都说诗里理性过多，才情过少，不宜为诗，劝我走研究历史或小学的路子，这一盆冷水，使我一夜不眠，辗转思虑到第二天一早，一根火柴烧掉了诗集，发誓从此不再做诗。这是我自己检查个性，对自己有进一步的认识后下的决心。
以后，王先生给我一个题目：《诗骚联绵字考》，指导我如何下手，如何进行。从此我确定了半生的工作方向。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懂得了如何做研究工作，许多方法直到现在还在用。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发现问题的方法有四：
①博览以见异说；
②贯通以求重点：（系统学习）；
③温故以寻流变；
④比较以得是非
二、如何来解决问题呢？其方法有五：
第一、作准备。我的经常性的准备工作是：
①抄书目，抄子目。这样到研究时搜集材料就方便了。
②写提要。
③摘录原始材料。直到现在我还在抄。虽然我的眼睛不行了，明知抄起来也未必还能用，但是我还是要抄。抄书已经成了我的癖好了。
④另一个方法是作图表。这些都是准备工作中的个人方法，未必人人都有用。
第二、从解决个别问题入手。搜集资料往往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当我做《屈原赋校注》时，抄的书很多，就先编了《楚辞书目》。在研究中往往会生叉路，我讲文学史，觉得历代文学家的生卒年代很麻烦，并发现碑传的材料对此很有用，就先编了《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我并没有想当一个碑传专家，只是为了工作需要。我不喜欢写概论性的书，虽然年轻时也写过文学概论之类的书。我觉得做研究工作要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做起。如王国维先生编成了《宋代金文著录表》、《清代金文著录表》，成了很有用的工具书。又如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新方言》也是从一个个字的问题先解决，然后再编成系统的专著。用这些方法也有个缺点，就是叉路多，容易忘了主体。这种情况我一生碰到的很多。在丢了可惜，不丢又妨碍主体的情况下，常常背了包袱。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的《楚辞书目》、《历代名人年表》等就是一些包袱。但是我认为只要对人类，对文化有利就应该做。
第三、综合而得结论。在我分析楚辞的句法时，发现其中一句“薋菉葹以盈室兮”中的“薋”字是错字。是名词，如果字不错，那末这个句子里就没有动词。《楚辞》里没有这种句法。于是我把《屈赋》全部的句法归纳过一遍，得出一个句法结构形式，于是我才肯定“薋”是“资”的误写。
第四、研究中使我认识了原始材料的可贵。许多问题都在第二道材料中错了。所以做学问一定要接触原始材料。读文学更一定要看文学作品。依靠二三道材料研究学问，决不会长进。我早年讲过文学概论，同学把笔记印了出来。后又放弃搞文学理论，主要是因为自己外文懂得太少，只能接触到二、三道材料之故。
第五、这儿要附带说一个反面的经验教训。我的个别解决问题、综合求得系统结论的标准是什么呢？在我，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某一个问题上，我觉得用这家学说是正确的，我就用这家学说。在另一个问题上，那家学说解释得当，我就用那家的学说。对自己做学问有用，我就采取来用。同时我的思想有唯心的成分，也有唯物的成分，但以唯心的成分居多。有一阶段相信马林觉斯的《文化传播论》，后来又相信莱朋的《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没有中心基础、无定见，这是我反面的经验教训。现在我们有了唯物主义作思想指导，就不怕了！
搜集资料的方法
搜集资料也是做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我的搜集工作，首先是买书。我认为一些基础书一定要买，如《资治通鉴》，这是随身携带的书。而参考书不一定要买。上面说过抄书也很重要。把报刊上有关文章剪辑下来，分类装订，也很重要。此外，写提纲、写卡片、作图表，这些都应在心里先有个底。自己体力强的话，可把范围放宽一点，把跟自己所研究有点关系的文章也摘录提要。搜集资料最好自己搞一套符号，用符号来识别资料的分类。这样做，查考起来就方便得多了。看书写文章也可以用这套符号，别人也可以按照符号来帮助你抄或做些别的工作。
转变的经过
我的研究道路有过几个转变。先是爱好文学，后来转向经学、小学，再后倾向学历史。在法国又爱好艺术及语言学。这些变化都是有原因的，爱文艺是家庭的影响和外祖家艺术风气的熏陶。进大学研究院后受老师的影响兴趣转向经学、小学。后来受到国家衰弱、民族安危的刺激，于是少年时读的《船山遗书》、《明夷待访录》等书所得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更加高涨。小学时受到军阀的危害，到上海后又看到帝国主义对国家民族的轻蔑及一切横行霸道，觉得应当悉心探求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并在章太炎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钻研历史，并再读顾、王等人的书及《三通》。这时开始，觉得读书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赶闹场。这点基本认识既确定，读书才算有目的有意义。但这时候有些苦恼，“狂歌当哭”，经常有些仿徨，寻些艰涩的问题来“锻炼”自己，磨折自己。读书的时候多，思考的时候更多。觉得现实能逃避，更安适一点。逃到虚空不能，逃到古书堆里去别寻天地倒也是一途。于是惟有读书是自慰之途。狂读狂抄，抄之不已则剪贴，久久成癖。对国家民族的整个文化，成为一个无原则无条件的爱好者。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贪婪之徒。一直到解放后不衰。近年来渐渐知道这种大摊子主义，只是个人的狂想，不切实际的狂想！
在我这一段非常狂惑的攻读中，集了些资料，现在看来，甚为狂妄不切实际，表现得极为明显，近来我几几乎一样也不能做到十分。一方面是病体难支，一方面是老之将至。如何是好！客观存在的现象，是我五十九岁前从未想到的。但我仍不愿放下这个担子。我这十年来，把我读书时所积累的工具书之十得七八者，积读专门著述之十得六七者，都整理一下，不求全备，让它出版。只望与我同好者，甚至于学术领导，能补其缺陋，正其差误。则我对学术界稍有贡献，正是我们的优越社会主义制度所赐。所以我还是在继续努力，作一些实事求是的工作。
专博问题
有人问我专博问题，我不是专家，我也浅陋得很。但我想宋儒曾说过，文章要在二十以前弄好，四、五十以后不过是加深加细而已。也许是先专后博的来源，至于真正的“学术”，无此简单的办法。我想，假如我现在来写《屈原赋校注》，会比三十年前写得更好些。到底我更多读了点书，多见过几个人，多经历了一点世事！但楚辞专家这一名义，我是决不敢受的！
文章来源：浙江日报/1961-11-21/ 第3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