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荆风：作家
摘要：我想，一篇作品能给人们的印象真实感很强，而且深受感动，这就是取得了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成功吧！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对云南边地生活的熟悉，有着过去在深山大岭行走的真切感受。
足迹遍三迤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水长，民族众多（有26个民族）；这些民族的生活绚丽多彩又习俗各异。
1950年春，我随同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进入云南后，为了建设边疆，几十年来，多数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工作、战斗，足迹遍及红河、怒江、澜沧江流域。边疆地势险峻，人民性格淳朴，风俗特异；那一时期一般人难以经历的战斗生活和民族工作，更是深刻地留存于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有责任把边地人民勇于告别旧时代，热情拥抱新生活的过程，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我的许多作品，如在1955年、1956年先后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边寨亲人》《卡佤部落的火把》，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鹿衔草》以及与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芦笙恋歌》，都真实地表达了我对云南边地的美好感情。
云南多高山大河，全省山地面积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又有百分之十是海拔在两三千米以上、人迹罕至的高山大岭；山川的险阻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在云南除了少数被大山环绕的坝子（盆地）外，几乎无处不是大山；无论往哪里行走，都要跋山涉水。那些去过川陕边界、吟唱过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人，来到云南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哀牢山、无量山、梅里雪山以及乌蒙山系后，都被这里更为险峻的山势震撼了，从而会发出更惊讶的感叹：那些蜀道算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驿路梨花》中的开头，就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山，好大的山呵！”）
我1952年春天从昆明去往盛产普洱茶的普洱，一路步行攀越高山大岭，走了整整10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云南边地深山大岭的险峻，有着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感受，一写到边地生活，我就会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特殊感情和经历。
对云南也深有感情的作家汪曾祺，很了解我，题赠了一副对联给我：“心情同五柳 足迹遍三迤”。
云南的山山水水虽然险峻，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都还年轻，也就有着一种不畏艰险的心情。越是一般人不敢去的地方，作为军人作家，我们就越要勇于去闯荡，去开辟新的生活领域；如果有哪处高山大河还没有去过，甚至会觉得遗憾。
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的作家当中，我是第一个进入滇东北的乌蒙山系彝族人地区，第一个进入澜沧江以南拉祜族人地区，第一个进入还处于原始部落末期、还保留着剽牛、砍人头祭谷子习俗的佤族地区参加民族工作组的作家。
那时候，行走在这些横断山脉的莽野深山里，很是艰苦；山高路险，经常是几十里路难见人烟，而觅食的野兽却时常在附近山林间出没；我们不仅要背上背包，还要背上枪支。夜里经常找不到村寨，只得露宿于山林间。
1953年5月，我随连队在澜沧江以南的大黑山里战斗，有一次，我们一行三个人奉师部的命令从澜沧回普洱去开会。本来这段一座大山接一座大山的漫长山路要步行10天，师部领导却限我们6天走到，我们只得把三天的路并成两天来赶。有一天走到半夜，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山上一片树林里昏昏沉沉地躺下睡着了；早晨被冻醒，才发现我们是躺在一丛梨树林下，身上飘撒着湿润的梨花……
那天晚上幸好没有下雨，如果下雨就惨了。边疆的雨可不一般，是像天河开了闸似的遮天蔽日地猛烈倾泻下来。
这样走在大山岭深处，我们也就希望，能有一间小茅屋在走累了后可以歇宿。但是四野空旷，到哪里去找呢？
我们这些山行中的遭遇，边地人民也就经历得更多了，感受也更复杂。因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在这些山岭上设立马店、客栈，只能尽自己的能力来互助、互救。
横亘于怒江以南长达600余公里、高3780米的高黎贡山，是滇西方向从内地去往中缅边境必须跨越的大山。山野辽阔，在大山两侧的山腰、山脚，还可以找到几座小山寨或简陋茅屋过夜；再往上攀向终年积雪的大山深处，就难见人迹了；一路所见，只有稠密的森林和飘浮山间的云雾。但是，这座大山又不是一天能够翻越过去，身强腿健的人加快速度步行，也必须走两三天；以至于从前经常有行人因为口粮和御寒的衣服准备不足，或者在攀越山岭时体力耗尽，冻死、饿死在积雪深厚的山头上。这类悲剧使人心寒。附近的一些好心人有鉴于此，就在南北两条主要驿道的山丫口上，建立了两座没有人看守的、供公众使用的简陋房屋，让那些爬大山爬得筋疲力尽、不得不在山顶上过夜的人有个落脚歇宿的地方。
这两座公房就是著名的南斋公房、北斋公房。
在这南斋公房、北斋公房住宿过的人都会体会到，在这没有人烟、全是冰雪的山岭高处，有这样一座房子，可以遮风挡雨，可以防止野兽袭击，可以烤火，在走累了后能安心睡觉，真是如同从鬼门关边上进入了天堂。享受过好处的人也就会想到应该如何珍惜、保护这座小屋，让后来的行人不至于没有遮风躲雨防冰雪之处。他们在第二天临走前，也会像前边住过的人那样，用心地修补一下房屋，把自己随身带的粮食留下一些，再去附近捡拾些干柴回来，让后来的人也有食可吃、有火可烤……
一年又一年，一批又一批人从这高黎贡山经过，都会沿袭前人的良好习惯；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是难以安心下山的，也会被后来人咒骂、谴责。
我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随同赶着大批运输货物的马群（马帮），从保山南去翻越高黎贡山时，那天傍晚，也是歇宿在风雪山顶。在小房屋内用现成的干柴燃烧取暖，完全不必为屋外的漫天风雪担忧，这一夜暖融融地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醒来，见同行的赶马人已经用屋内现成的干柴煮好了浓茶（他们要在吃饭前先喝上几碗浓茶，这一天走在路上都不会口渴）。饭后临行前，他们又不顾外边风急雪拥，冒着寒冷去附近山林把湿柴捡回来，整齐地在小屋里堆砌好，让后来的人有干柴烤火。我看了很是感动。
这就是中国古老传统中的“见贤思齐”。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虽然不可能饱读古诗书，但是却具有在生活中形成的这种诚心助人的素朴哲理。因为他们吃苦耐劳，特别是有长期形成的古老美德支持，所以虽然从前的边地那样贫穷落后，生活那样艰难，他们都一代又一代地熬过来了，而且在生活中还有不少新的创造。
驿路梨花处处开
我从前走在云南的哀牢山、无量山、乌蒙山、澜沧大黑山那些大山里，尽管山野荒僻，四周无人，但是都会在关键的地段，突然遇见这样无人看守、却能长久在风霜雨雪中存在的小茅屋，一颗悬着的心也顿时得到了安定。小屋的出现告诉我，今夜有了安全的宿处了，不必为无处歇宿而担心。在边地行走时，在深山大岭间错过了站头，不得不进入这类山间无人小屋过夜时，那份如在茫茫大海里获救的心情，是何等激动！所以，每一次经过那些小屋，每一次的歇宿，都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仅也会在临走时积极地参与拾柴、维修小屋；而且在离开后还会时常想着，应该怎样通过文学作品去描述这些好人好事，把边地人民这种流传已久的朴实美德传播开去，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正在提倡的新风尚相融合。
“文革”中我经受了许多磨难。打倒“四人帮”后，我本来有许多痛苦的遭遇可以写，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特别走红，我的7年监狱生活更是走俏的题材，但是我却没有写这些。因为作家总是急于抒写他最关注的事，所以我“文革”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传递美好情感的《驿路梨花》。
1977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正在读《宋诗选》。宋代大诗人陆游那美妙的诗句“驿路梨花处处开”，是那样令人神思遐想，也有力地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使我想起了从前在边地山林行走时，遇见的许多美丽的梨花林以及有关的人和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创作激情，冲击着我，我立即伏案疾书。
人物、事件熟悉，构思极快，写起来也就很顺手；那天下午3时开始写作，傍晚6时左右就写完了。虽然写作过程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却是经过了我几十年生活的积累和孕育；特别是经历了“文革”岁月、监狱生活的折磨以后，我表达了作为一个作家对人性美好的眷恋与追求。
《驿路梨花》的故事发生在哀牢山哈尼族山寨附近。哈尼族人民一向是山有多高就往哪里攀登，在山的最高处建立山寨、开垦梯田；山高水长，那云雾深处，也就被他们兴建成如海市蜃楼般令人神往的特异景色，让外来的人们流连忘返。
我前面说过，我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由于工作、战斗，必须经常在三迤大地那些无边无际的莽野深山间行走。山高、林深、路陡，虽然辛苦，但也对山林的险峻、多彩有着极深的印象，感受也多，特别是对那些在别的地方难以见到的独特景物，会长久难以忘怀。所以写作这篇《驿路梨花》时，也就会用较多的笔墨来描述那人迹稀少、又极为瑰丽的大山、月夜、梨树林、小茅屋。
我把哈尼族小姑娘梨花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还因为我对这些少数民族孩子们的熟悉，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1952年我随部队在澜沧江南岸的大黑山剿匪时，曾经为那大山里的拉祜族、哈尼族孩子办过当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和这些孩子们朝夕相处，他们天真、淳朴的个性，对新事物的热情向往，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从而我在许多作品中都写到他们的生活。
一个作家在构思一篇作品时，在众多人物中必然会有主次；在《驿路梨花》中，我把最强烈的光束聚集在小梨花及其小伙伴身上，是因为她们虽然年纪小，却有着自己的个性特点，而且那淳朴、善良、热情、乐于助人的天性，如梨花般美丽动人。
这篇作品在1977年5月写完后，又作了精心修改，就用航空快件寄给文学界一位我的老领导。他当时事情多，无暇看，搁置颇久；我只好又寄给我的另一位老领导、从前在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四分校担任过教育长的范戈（他当时正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范戈一向对我的创作很关心，立即转给了报社副刊部主任编辑张又君。张又君是位老作家、老编辑，也很欣赏这篇作品，很快就在1977年10月27日刊发了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反映良好；紧接着，香港的《周末报》也在11月17日予以转载。《周末报》发表时，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奇遇·提炼·夸饰》的短评，那位名叫素坚的评论家特意指出：“如果容许猜想，那么，大概是真有其事，但作者把它写成文章时，却有提炼，有夸饰，有点虚构。就是说，事情的具体发展，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只有经过作者的巧加安排，悉意提炼，才显得如此完整，如此引人入胜，如此含义丰满；这正是文艺创作和普通记事不相同的地方。普通记事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是了，文艺作品却还要引人入胜，表达主题，使人读来有趣而且有收获。正是如此，悉意提炼是需要的，巧合安排是用得上的，一定的夸饰、虚构是容许的。”
素坚先生对提炼、夸饰的分析，说得很好，对读者们阅读这篇作品也很有帮助。这种提炼、夸饰，对作家来说不能刻意求工，而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艺术的熟练，在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否则就会流于雕琢。
《光明日报》是影响大、读者多的大报。小说刊出后，反响很大，国内外众多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与我讨论这篇作品，对我进行赞扬、鼓励，这对被迫搁笔多年的我今后的写作也是有力的促进。
从1980年起，《驿路梨花》选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文，深为广大学生、老师所喜爱，著文研究者也就很多。许多人还认为：“这篇作品是篇事件真实的散文。”一些学者还著文研究，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如何才能写得巧妙、引人入胜。1982年云南师范学院一位教授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根据《驿路梨花》的特点，应该把它作为记叙散文来讲，但是，他们又看到你的一篇文章，讲它是小说……”
其实小说的文体也是多样的，由于作家的风格、笔调不同，写法也会不同。我喜欢用这种记叙文手法来写小说。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更素朴、真实。
我回信给他：“我的《驿路梨花》是用第一人称写，所以，常被人误以为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特别是我在写小说时（虽然是我根据生活中的感受，把不同的细节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写进了我的感情（我过去在边疆的感受），力求写得真实感强；加上我这篇小说抒情味较浓（我喜欢用这种笔调写边疆生活和风貌），所以，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一篇从细节到全过程都极为真实的纪实性散文。”
我想，一篇作品能给人们的印象真实感很强，而且深受感动，这就是取得了在艺术追求方面的成功吧！
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对云南边地生活的熟悉，有着过去在深山大岭行走的真切感受。
天堑变通途
如今几十年过去，云南边地的深山大岭虽然峻峭如故，但是在一代又一代参与边疆建设的人们的辛勤劳动下，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迅速发展，从而不断有着巨大的变化。例如，我曾经随同部队在1952年开垦过的澜沧猛朗坝。过去那宽阔的坝子虽然土地肥沃，但因为疾病流行，却长久没有人敢去开垦、居住，因此有着“要下猛朗坝，先把老婆嫁”之说；从而一年又一年日益荒芜，野草丛生。1952年冬天，我随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五团进驻这里时，从高山上向下望，只见这坝子被白云深锁，有如一座杳无人迹的深渊。我们下到坝子后，只好放下背包先割草、挖地、砍树，搭建当天晚上过夜的茅屋。那天晚上睡在地上还潮湿，四面没有板壁、到处透风的低矮棚屋里，似乎四周高山上的冰冷雨雪全都倾泻了下来，冻得人一夜难以入睡，只好起来拾些柴点燃着。这些柴草都是潮湿的，好不容易燃起了几堆火，又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幸好我们那时候都还年轻，都是20岁左右的人，经得起冻，没有人生病。
这艰难的第一夜，也使我们明白，这猛朗坝不是一般的地方，要有毅力体力，才能在这里站住脚。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们都起来了，不洗脸吃早饭就开始劳动。我们都知道，只有迅速改变猛朗坝的荒凉、落后面貌，我们才能在这里驻扎下来。
经过几年的辛勤开垦、建设，这地方逐渐繁荣、兴旺，成了滇南边地政治、文化、教育、商业的重镇，周围那些狭窄难行的古驿道，也被拓宽、改建为可以通行各种车辆、四通八达的大道。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昆明去往澜沧，要在这横断山脉间的古驿道上翻山越岭艰难地步行十余天，再壮健的人也会走得疲惫不堪。也就把南行视为畏途，如果不是因为有公务在身，是难得有几个人去旅游的。如今来去方便，把澜沧江以南各个地方作为旅游胜地的人也就日益众多。边地也随之日渐繁荣。
我最近又有滇南行，去时乘车，已经感觉比从前的步行方便多了；回昆明时改乘飞机，50分钟就到了，速度之快，更令我这“老边疆”为之感叹！
如今，云南所有的城市乡镇都有公路或铁路相通，一些主要市、县还有飞机可通航（云南现有16个机场，从昆明去往普洱，乘飞机只要50分钟，在高速公路上坐汽车，也只要大半天）。游人们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在大山里艰难地爬上绕下地行走。
我在云南边地生活的时间长，对边地人事有着真诚的感情，多年来又不断重访，感受越来越多。
我愿不断发现生活中的美，并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