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存: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塑

 

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约束大学行为的价值和规范体系,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和规范体系的独特气质。从普遍的意义上讲,大学精神包括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在大学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大学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时,大学精神却走向了失落。本文拟对大学精神的失落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并就重塑大学精神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大学精神失落的表现

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曾经说过:“大学像教会、政府、慈善组织等人类所有其他机构一样,都是特定时代社会这个大网络之内的东西,而不是社会网络之外的东西,它不是远离现实社会的东西,历史上的东西,很难屈服于新的压力和影响的东西。相反,它既对现在和将来产生影响,又是时代的反映。”在大学从社会经济发展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由于多重原因,虽然有一些大学仍在守望着大学精神,但从整体上来看,在大学和社会发展中曾发挥看重要作用的大学精神却日渐失落。这一点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1、大学政治化。从诞生之日起,大学就是一种学术机构,但我国的大学却严重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大学成为具有政府职能的官僚机构,成为政府的附庸。大学是按照政府部门的行政级别设置的,大学行政官员的任命依照政府部门运作模式运转。大学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的集权倾向,使大学变成了政府衙门,变成造官的场所,变成了追逐官位而非学问的场所。其二,行政管理权力过大,而学术管理则被淡化。由于中国大学独特的管理体制,大学的教授地位低下。中国大学没有西方大学的教授会,没有形成教授治校的传统,所谓的学术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摆设。将行政管理混同于学术管理,以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形成了我国大学管理的一大特色。其三,攀权附贵,唯上唯官。西方大学有独立于政治的传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拒聘基辛格当该校教授,哈佛大学拒绝授予里根总统以荣誉博士学位,都是大学发展史上的佳话。而我国的许多大学为了取得某某领导人的题词,为了争取某某领导人出席校庆大典,为了和某某领导人攀上校友或其他关系,花样百出,费尽心机。它们不是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是甘心依附于权力。

2、大学经济化。当人们惊呼大学成了政治的奴仆时,大学又同时陷入另一种身份危机,即大学日易经济化或者商业化,商业经营成为中国大学遵循的运作机制,大学在商业经营的搏击中艰难地开辟生存和发展空间。主要表现为:其一,大学片面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要求直面经济建设主战场,把大学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存在,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其二,大学纷纷拆墙办学,各种各样的经营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学生下海经商,创收成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大学拆除的不仅仅是用砖石砌成的有形之墙,更重要的是拆除了大学用精神筑成的无形之墙。其三,大学设置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把金钱引入教育教学管理过程,违反某项制度罚款多少元,作弊罚款多少元,考试不及格罚款多少元。其四,大学从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变成了贩卖文凭的“学店”、工厂。现在大学办各种各样的研究生课程班、自学考试班、函授班、夜大班等,许多大学并没有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只要交了钱,就可以给成绩,就可以发文凭。

3、学术腐败日趋严重。学术是一个神圣的概念,然而今日许多人却把学术与腐败联系起来,庄严的学术殿堂面临着失衡甚至坍塌的危险。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术批评网的创办人杨玉圣,把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归纳为五种表现形式:“其一,为低水平重复,尽管书名不同,出版社和编者不同,但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及行文表述都大同小异,其中以高校教材和教参最甚。其二为粗制滥造。比如编写辞书和工具书本是专家学者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成的苦差事,但近20年来,编写粗制滥造的辞书竟成为许多人`快速成材’ 、`发家致富’的捷径。其三为泡沫学术。目前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越来越长,书也越出越多,越出越厚。有的人常常是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表了几百篇论文。但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没有相应上升,反而还在滑坡。其四,假冒伪劣。有人为评博导,拿他人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广为散发。有人为评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其五为抄袭剽窃。抄袭国人或外国同行成果者有之,伪造数据发表假论文、欺世盗名者有之,学生抄老师、老师抄学生者亦有之。”这种种学术腐败现象不仅发生在学术水平较低的大学或年轻学子身上,而且发生在学术水平较高的名牌大学或名家身上,败坏了文风学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严重损坏了大学的声誉。

大学精神的失落还有其他一些表现,如大学学术的庸俗化趋向、大学人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水平下降等。大学精神的失落使大学人陷入了精神上的迷惘,同时也使社会发展丧失了理性的指引。

二、大学精神失落的原因分析

当代大学精神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国大学先天精神性缺钙。西方大学从产生起就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我发展、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机制。反观我国大学产生时便先天不足,大学从一建立就是一个政府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因而大学也就不可能形成自我发展、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机制,大学总是在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存,不得不唯政治之马首是瞻。这种情况在对大学实现高度集权管理的年代里尤甚。

2、大学经费不足。自中国大学产生以来,政府就是大学经费的主要投入者,加之中国没有像英国大学管理上的中介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或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也没有美国大学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使得大学严重依赖政府投入。这便加剧了大学对政治的依附性。大学经费的严重不足又迫使大学为了争取经费而不得不置大学的尊严于不顾,向政府和经济界摇尾乞怜,不得不拆掉大学有形的和无形的围墙,置身于商海之中,于是便给人以本末倒置、不务正业之感。

3、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不足。陈独秀在《随感录:学术独立》中指出:“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 ,`代圣贤立言’ ,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练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 。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从战国时期的养士制度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贯穿着一种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学习知识,探讨四书五经,不是为了追究学问,发展知识,而是为了以后在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长期的封建统治根本没能使中国知识分子形成独立的人格和主体精神,在权力面前他们攀权附贵,在金钱方面又容易做孔方兄的奴仆,在学术目前又是历史的附庸。可能正如此,人们才格外感受到“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人格精神的可贵。同时又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思想等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贫乏。

4、集权化的大学管理体制与大学精神的冲突。对中国来说,大学以及大学理念、大学精神都是“舶来品”,自由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等虽然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也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痕迹,这些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贫乏的,有些甚至是与传统文化相冲突的,尤以与中国集权化的大学管理体制的冲突为甚。国外也有集权型的管理体制,如法国和19世纪的普鲁士,但它们都给大学以很大的自主权。而我国对大学实行集权管理,把大学作为政府的附庸,政教不分,直接压制了大学精神的发展,导致大学精神的失落。

5、转型时期社会大环境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相对薄弱,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许多消极因素。一是功利主义思潮的泛滥。许多人缺乏远大志向,追逐金钱,追逐名利,追逐腐朽的社会方式,向往纸醉金迷的生活。二是权钱交易等不正之风的蔓延。官本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本位在某些方面削弱了,在有些方面却加强了,当官就能发财在贪官污吏那里依然是金科玉律,管理上的不透明性又使得人们在攀权附贵的勾当中获益多多。三是假冒伪劣之风愈演愈烈。什么假食品、假电器、假文凭、假数字、假干部……,无处不在,造假行为无处不有,有些造假行为甚至受到地方的保护。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些消极因素不可能不对大学精神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关于重塑大学精神的几点思考

鉴于大学精神在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大学精神失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重塑大学精神成为落在当代大学人身上不容推卸的责任。

1、重新认识大学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大学理念

大学精神是在大学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塑大学精神,首先要正确认识大学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大学理念。什么是大学?不同的教育家有不同的解释。英国红衣大主教纽曼称“大学是一个传播普遍知识的场所”。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是学问的中心,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知识,并在中学之上培养人才。”德国哲学家、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美国教育家赫钦斯认为:“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的学习、进行专业教育和研究的机构。”各位教育家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把大学理解为学术机构,理解为从事高深学问的保存、传播和增进活动。

关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各国教育家也有精彩的论述。赫钦斯指出:“我能够想得出的大学的最好定义,就是大学是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大学所能做的最大服务,国家所依赖于大学的最重要的任务,社会服务所不能做的只有大学才能胜任的服务,是学术领域的领袖。”“如果大学是一个纯粹学术群体,而非政治组织或宣传机构的话,那么大学将对社会进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应与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但又不能承担具体的行动责任,必须在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然现象和客观世界的同时,避免参与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的实际事务,大学主要是从学术或理论的观点去讨论问题,而怎样实施则是其他机构的事。日内瓦大学前校长尤斯伦·托伦斯(JustinP.Thorens)认为:“人们赋予大学的作用主要是追求真理,即增强知识并保证为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传播真理,”“虽然经验表明大学是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大学的目的并不是创造获得直接或短期经济效益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能,实际上也不应该是一个经济盈利企业。”可见,大学既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又要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大学主要是通过其学术活动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去做政府、企业等应该去做的事情。

重塑大学精神,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大学理念,重新给大学定位,定位于学术机构而不是政治、经济机构,明确大学的真正任务,按照正确的大学理念办学。

2、改革大学管理体制,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德国教育家威廉·洪堡指出:“国家要谨记,不能,也不应该做大学该做的工作,无论何时对大学进行的干预都将阻碍大学工作的开展。”当时,德国处于分裂状态,普鲁士是德国境内最大的邦国。普鲁士为了从普法战争失利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富国强兵,政治上实行集权体制,教育上高度重视大学的作用,洪堡被委任为教育部长。正是作为教育部长的洪堡主张国家不要干涉大学的事务,给大学以自由,提出了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而我国的大学管理体制与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样的,把大学作为一种行政机构加以管理,没有认识到大学与行政机构之本质区别。

这种高度集权的大学管理体制已经扼杀了大学精神,阻碍着大学精神的重塑,必须予以改革。首先,要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使大学成为依照社会需求依法自主办学的实体。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的大学与政府关系模式,政府出钱,大学办学,泾渭分明。其次,要加强大学的学术权力。可以参照西方大学教授会的大学精神的失落与重塑形式成立中国大学的教授会,赋予教授会学术管理的权力,真正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再次,为大学创建一个宽松自由的思想空间,使大学与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保持适当的距离,使大学成为各种思想相互激荡、自由发展的场所。

3、增加对大学的投入,为大学精神的重塑提供物质保障

我国大学过分强调商业行为,导致大学精神沦丧,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对大学性质及其职能认识上存在偏差,过分要求大学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而没有认识到大学与企业的区别以及为社会服务的特殊性;二是投入不足,致使大学为了谋求生存而“不务正业”,去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资料表明,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大学每年的经费收入都在10亿美元以上,而我们的主要大学的年经费收入只有人家的几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政策导向是“不给钱,给政策”。迫于生存危机的压力,大学逐渐偏离主航道,忘却了大学的理念和信念,丢掉了大学的精神,忙于商业经营去了。这种短视的政策使大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讨得一点粥,但失去了它存在的根本价值。重塑大学精神,要求政府真正重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加对大学的投入,健全教育投资体制,实现经费渠道的多元化,使大学远离商业经营,与经济建设第一线保持适当的距离;使大学做它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弘扬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的重塑,归根结底还要依靠大学人自己。大学人要做大学精神的建设者、践行者和传播者,把大学建设成大学精神生长、发育的乐园。首先,大学要以大学精神的基本内涵为依据,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例如,职称评定制度、学术评价交流制度等,以规范大学的发展和大学人的行为。其次,以大学精神为核心,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使大学的文化氛围给人以大学精神的激励、启示、约束和警示。第三,大学人应作大学精神的践行者。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纯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生命的。”大学精神的重塑需要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和实际行动,在大学人身上体现出来并发扬光大。最后,大学人应向社会宣传大学精神。大学精神建设仅靠大学人是难以完成的,大学人要向社会宣传大学精神,使社会理解、接受大学精神,使更多的人支持大学事业,从而为大学精神的守望创造有利的环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