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郭嵩焘日记中有不少关于牛津大学的相关记述，描述了晚清海外文人在风气略开以后，新学未盛之前，与牛津相遇的种种细节，留下了他借鉴西方大学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思考，弥足珍贵。这些史料对研究西方大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十分重要，也为今日中国大学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参考。
1875年，清政府委派郭嵩焘为出使大臣，为平息马嘉里事件，远赴英国通好谢罪。1876年12月，郭嵩焘冒雨登船，踏上西行之旅，1877年1月抵达伦敦，1879年1月销差回国，历时两年。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具有远超俗流的见识和胸襟，驻节海外期间，处处留心，对西方社会的体察纤毫入微，逐日写成日记，将西方各国的政教礼俗、科技物产、风土人情等尽摄笔端，粲然毕备。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并不满足于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事事熟思而审辨之，勤求而力学之，留下诸多迥异俗流的真知灼见。鲜为人知的是，著名的牛津大学也是郭嵩焘着意考察的对象，在日记中留下不少相关记述，弥足珍贵。
1877年3月21日（光绪三年二月十一日），郭嵩焘应邀赴里士满，出席英国前首相罗尔斯勒斯（John Russell）的茶会。首相居所濆布洛得叱（Pembroke Rocky）庭院清幽，古树蓊郁，郭与其祖孙三人相谈甚欢。聚会结束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距伦敦二十日里，过得模斯江西南行。得模斯江昨日斗船会，为铿博德基及阿斯服两校船只，每年一斗。久闻有此会，而未及一往观也。
这是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第一次在其日记中出现，此时他感兴趣的是赛艇会，并未对牛津和剑桥表现出更多的探究之想。
三个多月后，1877年6月25日（光绪三年五月十五日），郭嵩焘在使馆会见了一位在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并饶有兴致地询问了牛津大学的学科设置：
日本哈基苏克来见，言就学阿斯拂小学馆。凡共小学馆二十八处，其大学馆约二千人，余皆二百人。问所学何艺，曰：史学、博物。问各学馆门类几何，曰：律法、天文、地理、博物、化学、算学、史学。所谓史学，兼各国情形言之。大率不出此数者。
郭嵩焘开始主动了解牛津大学的情况，虽然对于其学科学制的叙述仍相当模糊，但此后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英国的教育体制，为他日后造访牛津埋下了伏笔。
1877年11月21日（光绪三年十月十七日），牛津大学纽科里治学院（New College）院长特来向郭嵩焘转达汉学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的邀请，请郭于一周后访问牛津大学。理雅各与中国渊源颇深，曾与王韬合作翻译中国的儒家经典，并邀王韬于1867年游历英伦。在他的引荐下，王韬曾到“哈斯佛大书院”演讲，成为第一位在牛津大学讲学的中国人，可惜王韬后来在《漫游随录》中对牛津大学风貌着墨不多，只大概说道：“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四方来学者不下千余人。肄业生悉戴方帽，博袖长衣，雍容文雅。”寥寥数语，信息量极少，不知其详。1876年10月理雅各就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到1897年病逝，其间他曾与多位中国大使见面。郭嵩焘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是日又记下：
英国两大书院，一在阿斯佛，一在刊比里治。闻刊比里治尚实学，而阿斯佛尚古学，两相济也。
牛津大学早期以古典人文学科和神学为主，直至19世纪初，自然科学开始缓慢进入学科体系。剑桥大学早在17世纪就确立了自然科学的主体地位，也是在19世纪才逐渐开始了人文学科的发展历程。因此，他说剑桥以自然科学见长，牛津以人文学科为主，各擅胜场，相得益彰，此言大致不差。
1877年11月28（光绪三年十月廿四日），郭嵩焘自拍定登（paddington）启程，途经类丁（Reading），到达牛津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参观访问。郭嵩焘首先详细询问了牛津大学21个学院的名称、概况及住读学生人数，不避琐屑，在日记中一一胪列说明。随后，他又了解了各个学院的授课形式：
每住馆生各一住房、一读书房，二房相联，极精洁。所学天文、地理、数学、律法及诸格致之学，皆择其所艺已成者试之乃得入。各以类设师程督之，率十许人从一师。每学馆设一正总理（亦谓之尚书），又总设一尚书曰占西洛尔（Chancellor），岁一更易。
牛津大学各个学院自主招生，自主管理，而所谓“总尚书”，不过是名誉校长。在此基础上，导师根据学科要求及学生的各自特点来进行学术指导，承担着监护人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这便是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学院制和导师制。学院制和导师制是牛津大学最具特色之处，郭嵩焘的记述可谓准确扼要。
是日，郭嵩焘先参观了马克得林（Magdalen College）、阿勒苏尔士（All Souls College）、和客来斯觉尔治（Christ Church College）三个学院，然后又造访了牛津大学最大的图书馆——著名的博得里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该馆藏书量仅次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郭嵩焘询问其海量藏书的来源：“此所藏皆近人著述，凡书成必首纳献一部”。这就是英国图书馆的缴存制，牛津大学是缴存制的创始者，而博得里图书馆正是这一制度的最早受益者之一。郭嵩焘说“圆屋最上一层结构，旁四周为飞檐，铺以铅板，外为石栏，可以望远。”可知他当天重点参观了医学和科学书籍馆，即圆形的拉德克利夫圆楼（Radcliffe Camera）。这座建于1749年的“圆屋”是一座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建筑，坐落在圣玛丽教堂和众灵学院之间，是牛津大学的地标性建筑之一。郭嵩焘还兴致勃勃地登上图书馆顶楼，俯瞰了牛津全貌。
随后，郭嵩焘一行来到舍尔多力安西尔得剧院（Sheldonian Theatre，今称谢尔登剧院），出席理雅各《圣谕广训》的宣讲会。谢尔登剧院是牛津大学举行重要庆典活动的主要场地，1876年10月27日，理雅各正是在这里正式接受了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的教职。因此，他选此地作为讲坛，确是别有深意。理雅各此举一是向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臣表示敬意，二是展示牛津大学汉学研究的学术积淀。但在郭嵩焘看来，《圣谕广训》能为西方学者悉心追摹，则是大清国圣祖“徳教流行广远”的结果。当晚，郭嵩焘在理雅各主持的欢迎晚宴上与哥尔文施密斯先生会面，这位哥尔文施密斯就是曾发表过著名演讲《小说写作的指明灯》的英国教育家、历史学家戈德文·史密斯(Goldwin Smith)。
第二天，11月29日，郭嵩焘应邀在博得里图书馆列席了学位授予仪式，并旁观了学生的口试和笔试。他将博秩洛尔（Bachelor学士）、马斯达（Master硕士）和多克多尔（Doctor博士）分别对应中国科举考试的秀才、举人和翰林；同时他想当然地以为博士也重前三名，将荣耀博士学位对应于科举的鼎甲，只不过荣耀学位只是虚名而已。由此，他找到了中西学制的共同点：
三试章程，盖亦略仿中国试法为之。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者鲜矣！
言必称三代，是彼时中国人的共性思维：其一是对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极致想象和赞美；其二，这便是夏菲·列文斯坦（Harvey Levenstein）所说的处理不同文化间距时要使用“文化拐杖”，即从传统文化中截取相似物来弥合中西文化的隔膜。如此既可维护脆弱的民族文化自尊心，缓解矛盾；又增强了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于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成了借径西方、救亡图强的不二法门。
午餐后，郭嵩焘在理雅各的陪同下，来到格拉伦敦卜来斯印书局（Clarendon），即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仔细询问了出版社的历史：“格拉伦敦辑查尔斯第一被弑事为一书，销行甚广，厚积资产。临卒尽蠲所有，立一书局，新旧印书局机器凡数院。”18世纪初，克拉伦登爵士（Lord Clarendon）将《大叛乱史》一书的版权赠给了出版社，该书第一版的盈利为出版社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便有了克拉伦登出版社的别称。在这里郭嵩焘见识了“昨夜尚是整张纸，今早已成书”的奇迹。接下来郭嵩焘又参观了牛津大学博物馆，见到了史前鱼化石、猛犸象化石等展品，在馆长毕灼尔（Pritchard）陪同下参观了天文台。郭嵩焘秉承了其一贯的勤学好问的风格，与毕灼尔探讨了《尚书》中的星象记载，还见识了庞然大物——天球同步反射望远镜。在毕灼尔的指导下，郭嵩焘用天文学家蒂拿娄（Warren de la Rue）发明并捐造的反射望远镜观测到了金星，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科学素养。毕灼尔亦记录下了郭嵩焘访问天文台，并观测到金星这一历史时刻。至此，郭嵩焘为期两天的牛津大学考察圆满结束。
郭嵩焘的记述可以称得上一篇颇为详细的牛津大学考察报告，读者从他的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牛津大学历史悠久，学院独立且有各自的学术特色，施行导师制，拥有图书馆、出版社、博物馆、大剧院等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是一座与中国传统学堂书院迥然不同的学术殿堂。国内报刊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牛津大学游记，据笔者所知，应是《万国公报》1902年6月第161册所载，署名“美女士美而文”的《游奥可司福特大书院记》，与郭嵩焘相比已是瞠乎其后了。因郭嵩焘不懂英语，一些专有名词只能根据英文音译写出对应的汉语词汇，虽诘屈聱牙，但洋洋五千言的考察记，事无巨细，均苦心巺语，照实笔录，读来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除对牛津大学实地考察外，郭嵩焘还与牛津大学化学家哈尔库尔德、天文学家蒂拿娄等交往甚密，常在各种学术茶会或实验室里观看各种科学实验，请教颇为精深的科学原理，偶有所得，便认真记录下来，常叹自己年老失学，“然其理吾终不能明也”，求知之心未尝稍歇。颇有意味是，1878年3月1日（光绪四年正月廿八日），郭嵩焘看到《新报》报道牛津大学师生为遭受旱灾的中国灾区募集赈款一事，忧心忡忡：
《新报》载捐送中国赈项数目，而阿斯弗各学院又议条款助赈。……竟以各省灾荒，导使教师行惠以要结人心，其亦耶稣教盛行中国之征乎？念之惘然而已。
西人出于人道主义，为中国筹集善款，本是正常之举，但郭嵩焘却担心英国人居心不良，借赈灾济民来行传道惑民之目的，从而使儒家文化被基督教取而代之，甚至连他素常称道的牛津大学也是另有企图。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他无法容忍儒家文化遭受西方耶稣基督教义的侵蚀，而对具有深厚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牛津大学也保持着一种本能的警惕。
随郭嵩焘一同赴英的副使刘锡鸿则志不在此，他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感兴趣，只在日记中泛泛写道：“大学之处，刊卜吏治十数院，以光、化、电学为主。岳斯笏三十书院，以各国语言文字为主。”片言只语，无甚创见。
郭嵩焘并非第一个考察牛津大学的中国人，除前文提到的王韬外，1865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父子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一行五人，由时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带领，出访英、法、丹麦、瑞典、荷兰等国。1866年4月，斌椿一行赴牛津大学访问，只留下了“阿思佛大书院”的大致地理方位，至于学校的具体情形则未知其详。1876年4月，时任海关税务司文书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界代表，赴美国费城参加纪念美国独立百年世界博览会。李圭结束博览会相关活动后，于1876年11月造访了伦敦“奥克司芬城大书院”，他拜会了理雅各，并由其导游各处。李圭了解到“大书院共有二十一所，讲堂六所，贡院一所，书库一所”，而最大的学院叫“客利司柘池”，即基督教堂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王室成员多肄业于此。他将“道德”（Doctor）、“扑非色”（Professor）分别等同于中国的进士、举人，将学生校服称为“号衣”，让人忍俊不禁，他笔下的牛津大学形象较斌椿、张德彝、王韬等人的记述要具体一些，但仍失之粗率。可以肯定的是，郭嵩焘是第一个深入考察牛津大学并留下详细记录的晚清文人。
牛津大学先进的教育理念、规范的学科设置和科学的培养体制都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进而不断思考借鉴西方大学模式改革中国传统教育的可能。他在1878年10月11日致沈葆桢的信中说“嵩焘读书涉世四十年，实见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他痛斥中国科举虚文应时、空谈科名之弊病，表达汲取传统之精华，学习西方，再造中国教育的迫切愿望。
百年以来，国人竞相以西方大学为圭臬，言必称牛津剑桥已成风尚。有学者便将中国大学称之为“欧洲大学的凯旋”，我们的大学正是全盘西化的结果。胪列史实不是本文的目的，而是想借郭嵩焘的足迹与文字，来回味近代以来西方大学体制跨海而来反客为主的历程，反省如今我们的大学发展与改革该何去何从：是亦步亦趋，还是博采众长；是一味西化，还是保留传统；是克隆复制，还是借鉴创新，这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为河南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