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将庆祝百年校庆。如此盛举，两年前便已见诸各种传媒。近日出游，不断有校友询问详情，或愿为母校出钱出力，或准备回来共与盛会。作为北大的一员，本人自是不甘落后，也很想为百年一遇的盛典“添砖加瓦”。捐不出大笔资产，于是献上一组短文，也算“千里送鹅毛”。
既然是“百年校庆”，顺理成章，应该从头说起。可单是“大学的诞生”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让我无从落笔。首先，前五十年的北大，校庆基本上是十二月十七日；后五十年的校庆，何以改为“五四”？其次，各种有关著作——包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述及北大的诞生时，为何全都语焉不详？最后，既然无法考定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开学日期，当初的校庆纪念日，又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真应了那句老话：“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为了尊重历史，就从这“不知从何说起”说起。
校庆纪念日一旦确定，余下的问题，便是一年一度的“狂欢”。至于最初的动议，除了有考据癖者，或者校史专家，一般不会寻根究底。不幸的是，北大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恰好是“有考据癖”的胡适当家。为求万无一失，胡校长请本校第一班有学位的毕业生之一邹树文“回忆回二忆”。真没想到，这一“回忆”，竟出了大问题：实行多年的校庆，很可能是张冠李戴。
邹树文的《北京大学最早的回忆》，收录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由北大出版部印行的《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一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不难想象，邹文流通不会很广，故值得大段征引：
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经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个“二毛子”的洋学堂呢？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王桐龄先生所考订出来的，师范大学即用此同一个日期为校庆而纪年，则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学开学的时候，还记得每日天还未亮，每桌点了蜡烛吃早饭，学生与教职员同桌进餐，如此开学不久，约有一个月光景，亦就放学了。那时用的是阴历，放学总在封印将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时候各衙门将官印封起，以便过年后再择日开印，所以封印与开印的时间以内，便成规定的假期了。胡适之校长对于我这个推断，亦颇为首肯。但是全凭记忆与推想，还不足成为定论。
我愿胡校长本他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
邹先生并非史学专家，这段话有明显的纰漏；但当事人的证词值得充分重视，因其足以撼动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北大校庆之根基。不只胡校长认真对待，每个对北大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都必须面对这个“严峻的挑战”。
怀疑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不曾存在，此说失考。至于西太后发动政变，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何以大学堂仍能继续筹办？这倒是个好问题，值得认真叩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的《大学成立记》，提供了广泛流传的答案：
逮八月政变，新政并罢，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
这段被各种有关戊戌变法及京师大学堂的著述所引用的“名言”，其实是从罗淳熔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记》直接抄来的。罗氏乃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文章又发表于辛亥革命刚刚过去的一九一三年(《庸言》一卷十三号)，很多相关史料未及使用，偏颇在所难免。
奇怪的是，后世的史家，为何相信这种明显站不住的说法。重掌大权的西太后，考虑的是政权的巩固，而绝非政策的连续性，“萌芽早”不能保证其得以不被废除。
不过，戊戌年八月十一日(西历九月二十六日)取消一切新政的谕旨里，确实对大学堂网开一面：
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著该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
为了“培植人才”，特意保留大学堂，此举就像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奏折所说的，“具见圣鉴广远，乐育弥宏”。可是，如此冠冕堂皇的旗号，背后难道没有别的文章？
邹文说得不错，政变发生后，京城里风声鹤唳，谈“西学”色变。九月十八日的《国闻报》，报道刑部主事张元济被革职后，其创办的通艺学堂“无人接办”，师生“风流云散，不知去向”。更有趣的是以下这段话：
并闻近月以来，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寮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罗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
如此昏天黑地之中，何以惟独留下明显也是新政业绩的大学堂？十月二十三日的《国闻报》，刊出《北京大学堂述闻》一文，试图给予解释：
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然闻得礼部各堂官以及守旧诸臣，亦均不以此举为然，视学堂一事若赘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径废者，盖因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不能不勉强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诸人，亦均无精打采，意兴索然。
害怕引起外交纠纷，只好“将错就错”，让拟议中的大学堂正式开办——如此推想，符合晚清的“国情”。可单有这些，似乎仍不足以促使当局痛下决心，保留京师大学堂这个“赘疣”。
慈禧太后的“罢新法，悉复旧制”之所以不彻底，“独留京师大学堂”，很可能因其涉及朝廷中的权力再分配。管学大臣孙家鼐属于帝党，且“所用多为翰林旧人”，自然引起刚毅、徐桐的不满，坚决要求取缔，据夏孙桐《书孙文正公事》称，“赖荣文忠(荣禄)调护未获”。据说，当初筹办大学堂，“时刚毅自命正学，欲以办学自任，枢臣翁同《京师大学堂成立记》)。日后刚毅大权在握，对大学堂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政变成功后，刚毅、荣禄之争宠与争权，更属于当年报纸的“热点追踪”(参见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知新报》的《北京要事汇闻》)。将朝廷的权力争斗考虑在内，方能解释以血腥镇压维新派著称的慈禧宠臣荣禄，会反过来呵护明显属于新政的大学堂。
当年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丁韪良(W.A.P.Martin)，在其《北京围城》(The Siege in Peking：China Againstthe World，一九零零)中，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可与上述说法相补正。据说，丁韪良担心大学堂会被取消，于是前往拜见荣禄，得到的答复是：“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在最高当局看来，留下大学堂，既可装点门面，又可平衡权力，且不威胁其统治，因而也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了。这才能理解，后世史家极为关注的大学堂之开学，当年普遍不被看好：既然只是因“皇恩浩荡”而得以“苟延残喘”，难怪当事人及新闻界“意兴索然”。
至于因庚子事变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壬寅年(一九零二)复校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其于十一月十八日(西历十二月十七日)开学，直接材料俯拾皆是。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上谕云：
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大学堂定期在本月十八日开学，先办速成一科，并购地建造学校。
报闻。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刊行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前有大学堂文案提调王仪通的序言。该文提及戊戌之大学堂时，已经颇为茫然；至于壬寅复校之经过及时期，则言之凿凿。更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创刊不久的《大公报》(一九零二年六月创办于天津)，极为关注大学堂的复校经过。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刊登头场及二场考题，十二月四日刊出录取名单并公布开学日期，十二月十二至十六日刊出大学堂诸堂规，十二月十八至二十日连续报道大学堂开学典礼的演习以及正式举行。
既然现有的校庆，纪念的是壬寅年的京师大学堂；那么，最让人挂念的，自然是戊戌年大学堂的开学。邹先生点名叫阵，胡校长不会无动于衷。一九六零年岁末，台北的北大同学会庆祝北大的第六十二周年，胡适忍不住旧事重提，请罗家伦、劳干、吴相湘、全汉升等有历史兴趣的朋友帮忙，希望能考出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准确日期，以回应邹树文的挑战。
经过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适之先生终于撰写出《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一文，提出作为京师大学堂成立纪念日的三种选择：
(一)戊戌五月十五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大学堂章程成立，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
(二)戊戌六月初二日(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批准拨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堂校址。
(三)戊戌十月二十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京师大学堂。
在困难的政治环境里开学。若是全都证据确凿，自是第三说最有竞争力。问题在于，京师大学堂真的在十月二十日那天开学了吗？胡适的依据，仅仅是《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二的一段话：
(戊戌十月)庚子(十月二十日)，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开办京师大学堂。报闻。接下来的，便是胡适的大胆假设：“‘报闻’就是批‘知道了’。这二十个字使我们知道那个筹备了许久的京师大学堂居然在十月二十日开学了。”
撰有专著《京师大学堂》的台湾学者庄吉发，六十年代末发表《京师大学堂开办日期考》，对胡适的假设提出批评。理由是：十月二十日是颁布上谕的日子，不能将其断为大学堂的开办日期。戊戌年十月间，各地正纷纷贴告示，限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亲赴大学堂考试。此说既见于十月二十三日的《国闻报》，也见于十一月初四日的《申报》，不会是误传。既然入学考试尚未举行，哪来的开学典礼？
根据创办于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Her－ald)一八九九年二月六日(戊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报道，“京师大学堂于两周前举行隆重开学仪式”，庄吉发于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因此，与其说“早在‘五四’以前，北大当局在蔡元培校长主持下就已经将创立的‘年’(一八九八)和复校的‘月日’(十二月十七日)糅合成为周年纪念日”，毋宁说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阳历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京师大学堂开学的阴历日期和一九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阴历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师大学堂复校后开学的阳历日期的巧合。(《京师大学堂》第一章)
庄先生此说有明显的漏洞，从十二月十七至二十六，不到十天时间，与“两周前”的提示明显不合。再说，农历十二月十七，离封印放假只有两三天(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清时于每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四天之内择吉封印，为期一月)，此时开学，有违常情。还有，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的《申报》上刊出《帝京珥笔》，其最后一则，确证此说之虚妄：
大学堂所收学生，于年终示传甄别。不论内班外班，均须考试一次。定期腊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等日，分做四次，以评甲乙而定去留。
若认定十二月十七为开学日期，那么，第二天起便必须连考四场。尚未开堂讲授，便来“期末考试”，实在不通。
有趣的是，庄君假设的前半，即戊戌之大学堂于十二月十七日开学，与三十年代的“一种说法”相吻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以及为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概略》(一九二三)，述及校史沿革时，都回避具体的开办日期。大概是为了兼及戊戌变法的光荣以及通行多年的校庆纪念，一九三三年由北大学生会负责编辑的《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其中的《国立北京大学沿革概略》，以确凿无疑的口吻，断言戊戌之大学堂“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开学，是为本校成立纪念日”，后面加了个括号，称“原系阴历，后改阳历，仍用此日”。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阴历转阳历的“圆满解释”，不知是否前有古人，至于后来者，则可举出以刘复为主纂的“国立北京大学志”编纂处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收录在《北大一九三四毕业同学录》)。可惜此说纯属猜测，没有任何旁证材料，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另外，《校史略》的那个旁注——“切实推之，当是次年一月二十八日也”，也让北大人相当尴尬：弄不好，校史应改为从一八九九年说起。
北大的生日，难道真的无考？不妨先缩小范围，看能否使其面貌逐渐清晰。晚清的报馆，上谕用电报传送，一般的报道则用邮寄，故外地的消息往往滞后数日。如果《北华捷报》的报道属实(“举行隆重开学仪式”云云，甚可怀疑)，大学堂开学的时间，不会晚于十二月初。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孙家鼐的咨文(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又使范围进一步缩小：
照得现在京师大学堂，业已开办。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名字、学生额数，咨送本大学堂，以便核考。
孙君向来用词谨严，直到十月二十日的奏折，仍只称“筹设”。故这里所说的“业以开办”，想来是指正式开学。如此说来，京师大学堂的开学，只能是在十月二十四日(通知考试截止日期)与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间。
这种推算，与最早的校史记载颇为吻合。一九零九年，原京师大学堂庶务提调喻长霖撰《京师大学堂沿革略》，如此描述大学堂之草创：
适有诏复八股，遂以时文性理论录士得百余名，于十一月开学。学生不及百人，分《诗》、《书》、《易》、《礼》四堂、《春秋》二堂课士，每堂不过十余人。《春秋》堂多或二十人。兢兢以圣经理学诏学者，日悬《近思录》、朱子《小学》二书以为的。每月甄别一次，不记分数。有奖赏，分三等。
如此强调“圣经理学”，与传统书院又有何异？考虑到当年大学堂处境险恶，孙家鼐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奏折之突出“思想教育”，方才显得不无道理。
先课之以经史义理，使晓然于尊亲之义，名教之防，为儒生立身之本；而后博之以兵农工商之学，以及格致测算语言文字各门。
尽管学生少、课程旧，险些儿胎死腹中的大学堂，总算正式开学，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庆幸的大喜事。至于高高在上的“洋大人”，不大理解如此曲折复杂的“中国国情”，受“帝国大学”名称的迷惑——其时的英文报刊，均将“大学堂”译为The Imperial University，很容易妙笔生花，想象其必定“举行隆重开学仪式”。
戊戌年间勉强开学的大学堂，学生其实不止百人——我说的是包括仕学、中学、小学三部分的学生。大学堂开办不到半年，便受到御史吴鸿甲的弹劾：“京师大学堂原拟招学生五百人，今合仕学、中学、小学生只有一百三十余人，而延定教习，添设分教，并此外办事诸人，名目繁多，岁糜巨款，徒为调剂私人之薮。”孙家鼐的答辩是，陆续传到的学生，已有二百十八人；至于大学堂而兼收中、小学生，那是“以各省中学堂未能遍立”，“并非降格相就”(《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四一)。就算加上中小学生，一、二百人的大学，其开学典礼，实在说不上“隆重”。
吴御史所说的一百三十余人，实乃首批传到的住堂学生。因斋舍紧张，无法接纳所有录取生，只好分批传到。此说见于《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的《学堂纪事》。
这篇“京师采访友人”的报道，不只介绍大学堂的斋舍建设、录取人数以及开学日期，尤为难得的是，保留了大学堂总办的告示：
兹照录总办告示曰：为传到事，前经出示，本学堂学生斋舍，按照定章原额尚不敷。
兹将例应住堂各学生，分作三项，核定名数。计仕学院学生三十名，中学生六十名，小学生七十名。除照章报名入仕学院之学生十二名，由本学堂另行知会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该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开学。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报明。如届期不报，立即扣除，以便续传足数。切切勿违，特示。
这则不见于任何史书的告示，几乎澄清了所有问题，且与上述喻长霖文和《北华捷报》的报道相吻合。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因某种特殊原因，实际开学的日期，后来又有所推迟。可是，遍查此后半年的《申报》，不乏科举考试以及各式学堂的报道，就是未见大学堂更改开学日期的消息。倒是上引关于年终考试的报道，证实大学堂确实已经开学一段时间了。
接下来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壬寅年，京师大学堂复校时，为了纪念戊戌大学堂之艰难崛起，选择同一天(十一月十八日)举行“隆重开学仪式”。这一回的典礼，方才称得上“隆重”，单看其事先举行预演，也可见主事者之用心。主持壬寅复校的管学大臣张百熙，戊戌年因“保送康有为使才，实属荒谬，著交部严加议处”，后得旨“著改为革职留任”(《清实录》第57册619页)。东山再起的张大臣，其选定的开学日期，与戊戌年的大学堂相同，绝非偶然的巧合。此等苦心孤诣，从奏折及当年的新闻报道里，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大概是怕授人以柄，张百熙对此不作任何解释。
也正因其不作解释，后人不明就里，以为戊戌年的京师大学堂已无可考。倘若依旧阴历纪年，说不说倒也无所谓。问题在于，进入民国后，需要将校庆纪念日转换为西历，一团迷雾的“戊戌”自是落选，证据确凿的“壬寅”则脱颖而出。于是，便有了四十年似是而非的北大校庆纪念日：十二月十七日至于被长期遗忘的北大的真正生日，戊戌年的十一月十八，转换成西历，应该是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