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有一位年届耄耋仍孜孜不倦肆力于近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忠实的“老兵”；像一个埋头耕耘的老黄牛，他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近代文学这块看似贫瘠的沃土，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意义的扎实厚重的研究成果，以超乎常人的执着精神与坚守品格，成为近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和坚定守护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凭一己之力相继推出皇皇三大卷、洋洋165万言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993年；以下简称“山教本”），一举震惊了学术界，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界的一面旗帜和领军人物之一。该著问世后，相继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等九个奖项，成为国内许多高校中文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或参考书目。2000年，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组织国内同行专家评审，复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会议，将该著确定为“研究生教学用书”，指定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以下简称“高教本”），进一步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在巨大的成绩和纷至沓来的荣誉面前，这位自称“老兵”的学科带头人并未放慢和停歇学术探索的脚步，仍然以时不我待的强烈的责任感忘我地投入到他终生热爱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之中，披荆斩棘，探微求精，以苦为乐，乐此不疲，浑然不觉老之将至。新世纪以来，他不断拓展着新的学术空间，为他心目中臻于完整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添加着新的内容，终在“高教本”出版十六年之后，新近又推出了该著的修订本。这位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勤恳的学者，就是曾长期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现为名誉会长）的郭延礼先生；这部新修订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2017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人文本”）。
郭延礼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讲授近代文学史课程；当时苦于没有教科书和参考书，遂萌生撰著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念头；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只到二十年之后，这一夙愿才得以进入实施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中国近代文学独立成史和近代文学学科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陈则光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任访秋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管林、钟贤培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郭延礼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均于此期启动并在此后几年中相继问世。其中，郭先生倾七年之力独自撰著的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以气魄非凡、篇幅巨大、内容丰厚、论述详尽、自成一家而著称；迄今为至，该著依然是规模最大、结构最宏、内容最丰、论述最详、涉及作家作品最多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
郭延礼先生撰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时，曾经预设过要强化三个方阵的学术目标：一为少数民族文学方阵，二为翻译文学方阵，三为女性文学方阵。这一学术目标，是郭先生基于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客观史实与显著特征而形成的“前理解”，显示出著者富于前瞻性的学术眼光和宏通的中国文学史观。郭著“山教本”将满、蒙、回、壮、维吾尔、藏、白、彝、侗、土家、布依、哈萨克等12个少数民族30余位作家的文学活动纳入叙述视野，成为第一部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文学融入中华民族大格局中讲述的中国近代文学断代史，“打破了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学史的新体制。近代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本身就是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中西文化、文学、语言、文字碰撞交融的产物；中国作家使用中文译述的西洋翻译文学，已经实质性地进入到中国语言文学变革的内部，成为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语言文学的近代新变和现代转型产生了带有根本意义的重大推动作用，自然应该纳入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叙述范围。民国时期，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卢前《近代中国文学讲话》（1930）等近代文学史著作，都曾述及翻译文学；然而，胡著仅论述严复、林纾的古文翻译，陈著、卢著又增加了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的西洋译诗，对近代翻译文学重视不够，叙述不全面。郭著“山教本”设两个专章共计11节篇幅集中论述近代翻译文学，其它章节作家的文学翻译活动亦顺带述及，文体覆盖诗歌、小说、童话和戏剧，论列的文学翻译者有20余位，包括王韬、林纾、严复、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辜鸿铭、周桂笙、徐念慈、陈景韩、包天笑、周瘦鹃、伍光健、吴梼、曾朴、周树人、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刘半农、李石曾、陈家麟、陈嘏等，其对翻译文学的重视程度和叙述的详尽，超过了迄今问世的所有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
如果说强化少数民族文学方阵和翻译文学方阵的学术目标，在“山教本”已基本达到著者预期的话，那么，郭先生要在文学史写作中强化女性文学方阵的学术目标的圆满实现，则要等到新修订的“人文本”问世。其实，“山教本”和“高教本”已对近代女性文学予以高度重视，论列了十几位女性作家——从闺秀型作家顾太清、吴藻、那逊兰保、刘清韵等，到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徐蕴华、吕碧城等，再到革命女杰秋瑾，以及域外游记作家单士厘，均有较详细的论述；其身份有诗人、词人、散文家、戏剧家、翻译家等，其民族兼及汉、满、蒙；可以说，该著已在很大程度上践行了著者关注近代女性文学，让更多的女性作家从历史尘封中浮出地表的学术预设，成为收入女性作家最多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著作。但问题在于，前两个版本“均未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女性文学转型期中所出现的新景观和新气象”；因此，“把握住近代女性文学发展中的新走向——即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1919）女性文学转型期中的新格局、新景观和新风貌”，就成为修订版文学史亟待补上的重要一环。为此，他做足了前期的学术准备工作，将21世纪以来十几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探研20世纪初期十几年的女性文学之中，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和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资助，与郭蓁合作推出了45万字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最终成果。
正是由于建筑在十多年来积淀下的富于原创性的坚实的学术研究地基之上，郭著新增加的“20世纪初期（1900—1919）的女性文学”一章，成为新修订的“人文本”最大的亮点。该章以五节近七万字的篇幅，分述了20世纪初期诞生的中国女性文学四大作家群体——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的创作状况、群体面貌与文学生态，总结了这一时段女性文学形成的若干新特点，揭示了其在中国女性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人文本”所述及的20世纪初期的女性作家数以百计，详细论列者有20余位，诸如王妙如、邵振华、薛绍微、陈鸿璧、黄静英、吴弱男、薛琪瑛、沈性仁、秋瑾、徐自华、徐蕴华、唐群英、张汉英、张昭汉、陈家英、陈家杰、陈家庆、何昭、顾保瑢、吴其英等，极大地扩展了近代女性作家的文学版图，丰富了人们对于近代女性文学的认知。该著从四个方面概述了20世纪初期女性文学的新特点——一是创造主体由闺秀嬗变为第一代知识女性，二是文体选择主体意识的强化及文体类型由单一走向多元，三是审美范围的扩大、思想意蕴的深化及对西方小说的摹拟，四是由个人书写变为公共的文学资源——从创作主体、文体类型、文学题材、艺术创新、传播接受等方面，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了中国女性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嬗变过程与轨迹；近代女性文学所体现出的平民化、通俗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历史走向合拍合辙。据此，郭先生断言：20世纪初期女性四大作家群体的集中出现及此期女性文学体现出的新特点，也直接催发并迎来了五四之后女性文学百花似锦的春天。中国文学史是一条未曾断流的长河，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发展史也同样具有连续性；如果没有20世纪初期第一代知识女性多方面的文学实践与探索，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就成了无源之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郭先生这一断言可称确论，令人信服。
守正出新，即在坚守中国近代文学学科传统的基础上，又自觉地追求新的学术突破，是郭延礼先生《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学术品格与显著特征。该著的守正之处，主要表现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形成的某些传统的坚持乃至坚守——诸如坚持突出中国近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的主旋律，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观点”辩证统一的文学评判标准，坚持以作家作品为中心构建文学史体系，坚持将代表时代进步潮流和创新求变趋向的新派作家置于主要位置，坚持将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和革命文学作为文学主潮来书写，坚持对近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旧派文学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坚持近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科独立性，等等。毋庸讳言，著者的有些坚守，或许在年轻学者看来不免有些落伍，比如坚持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近代文学划界，坚持以资产阶级启蒙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近代文学分段等。但正如有些论者所言，郭著“敢于独抒己见，自成一家之言”，郭先生对中国近代文学学科传统的某些开创与坚守，郭著所构建的自成一家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体系，自有其独立品格与可贵之处。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或许可以这样说：老辈学者对学科传统的坚守，从某种意义上可理解为一种守先待后之举。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学界前辈止步之处，正待晚辈后学发力前奔。
郭延礼先生《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既是教科书，又是一部带有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兼有普及与提高的双重性质，其学术上的开拓创新之处所在多有。著者对这部文学史预设的强化三个方阵的学术目标，在一定时期内和某种意义上都可视为宏观的文学史顶层设计层面的创新之举。就新修订的“人文本”而言，著者对20世纪初期女性文学一章的新的添加，是其最为显著的出新出彩之处，不仅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出现了很多新观点，极富原创性。所谓原创性，不是拿时下流行的新理论去包装旧材料，而是实实在在地下一番发掘占有原始史料的笨功夫和真功夫，因史料的新发掘、新理解而获得新认知、新史识，得出新的学术观点和文学史定位，进而在某些方面改写了文学史，从而改变或丰富人们对于这段文学历史的认知。郭先生对龚自珍、金和、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秋瑾、吕碧城等近代作家，桐城派、新派诗、南社等近代文学流派社团，翻译文学、女性文学、近代小说等研究领域，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论著，其文学史有着长期的学术积淀和扎实的研究基础，因而在微观研究层面也多有出新之处，许多见解至今仍具有学术启迪意义。以第十八章第二节“康有为的海外诗”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对康有为诗歌以戊戌为界分前后两期，存在扬前抑后乃至肯定前期而否定后期的思维定势；郭先生较早对康有为后期诗歌予以高度评价，认定其海外诗最能体现其新派诗诗学主张与创作特色，且大量诗篇充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故而特设专节加以论述。郭著指出：“康有为身居异国，又是流亡海外，但他对于灾难深重的祖国，仍是念念不忘，并以自己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对自己祖国真挚的爱，以及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自信，这在我国国弱民穷而又遭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近代，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一文学史评判深具史家“了解之同情”，至今仍闪耀着学术光芒。
1995年初，钱仲联先生以诗评识郭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有云：“新变才能有代雄，文章时会谢雷同”，“三卷宏编欣寿世，百年文苑畅宗风”；赞其为“传世之作”。自20世纪60年代初投身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发愿撰著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至2017年新修订的“人文本”问世，时光已走过了近一个甲子，当年的少年书生，如今已到了迟暮之年；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时间是最公平的裁判，郭延礼先生为之投入毕生心血的三大卷《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已经并将长久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