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历史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文明的多样性
人类古老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都是发生在水边，大部分都在河边，比如尼罗河、黄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等。
欧洲最早的文明也是在水边发生的，爱琴海、地中海。欧洲最早的文明，古代的希腊文明，在政治结构方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希腊的城邦制度。其他以大河为依托的那些文明，经常是通过不断向外扩展，覆盖了越来越广大的地域，但是希腊的几百个城邦，
总是在不断打仗，不断发生冲突，从来没有像其他地区的文明那样逐步融合成比较大的地域性的、地区性的国家，甚至于发展成帝国，这是希腊文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古希腊还有另外一个遗产就是民主制，主要以雅典的城邦民主为代表。作为古希腊直接继承人的罗马，在很多的方面都继承了希腊的文明、文化。但在罗马历史发展上，我们会发现，人类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在罗马历史上都出现过，唯独一个政治制度没有过，就是民主制度。在西方的历史上大约2000年的时间中，民主这个概念是一个贬义词。
可以说，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
古代的埃及，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样一种制度，在西欧的荷马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尼罗河已经存在了2000年。
古代的印度，小国林立，政治上经常不统一。由于雅利安人进入这个地区以后带来的种姓制度，使得印度的古代文明有很大的特点，就是虽然政治上分裂和动荡，但社会超常稳定，比如说一个村庄1000年是这样，过了1000年情况大体上还是这样，这是古代印度文明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在很多人的眼中，尤其是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大约在5000年以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已经形成了很多很小的政治实体，叫作酋邦；3500年前，商朝留下的甲骨文已经清楚地记录了这个王朝、这个国家的存在。公元前800年，周王朝用分封制度规范了土地的分配形式和社会的等级秩序，而类似这样的制度在欧洲要过大约2000年才在法兰克王国逐步形成。这样一个分封的制度，在周代刚刚创立的时候，也许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社会的需要的，但是它最终的结果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五六百年的动乱，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已。之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自从那以后统一就被中国人看成是非常珍贵的一笔遗产，也成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最宝贵的一个特征。中华文明延绵不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长期的统一，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当中唯一一个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生过断裂的文明，政治统一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保障。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经过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包括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技术的突破等等，大踏步地追赶并且超越了东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西方崛起的必要条件。西欧在封建时期结束后，创造出了这种新的国家形态，即现代民族国家。
现代民族国家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的所有国家形态都是不同的，它以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政治的支撑点、政治的载体，以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个精神的支撑点、精神的载体，在这种国家形式的支撑下，西方开始在近代崛起。
到了19世纪末，整个世界已经被西方的殖民主义所控制了，世界也已经被瓜分完毕了。在此之前各种文明是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的，可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许多文明，比如印第安文明、西非文明被消灭了，文明之间的平等关系被打破了。
就在众多文明面临着生死抉择、文明的多样性就要消失的时候，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形成了，即现代化运动。文明的复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复兴的工具恰恰就是现代化。
可是现代化又是从西方开始的。今天所有西方国家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文明的多样性并没有消失，相反，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西方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英国改革渐进的道路和法国革命暴力的道路不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英国采用的是典型的自由放任的手段，法国从这个上面开始有一点偏离。德国是一个另类，是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美国曾经按照英国的模式走自由放任的道路，但是在20世纪，美国是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第一个实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的国家，就是罗斯福的新政。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其实也是不同的，比如说英国的君主制、法国的共和制、美国和德国的联邦制。
西方国家尚且如此，等到现代化的浪潮冲向整个非西方地区的时候，这个多样性就更加明显了，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现代化的模式，比如说拉美模式、东亚模式、阿拉伯模式、苏联模式，当然还有中国模式，曼德拉的反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等。我们很难设想甘地这样的做法可以在法国统治之下的阿尔及利亚去实行，也很难想象曼德拉的这种办法可以拯救土耳其。成功的道路是适合于每一个国家自己发展的道路，这是现代文明最大的一个特征。
正是因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亨廷顿说，历史没有终结，古老的文明正在复苏，他因此提出了文明的冲突这样一个理论。但我会说，这是文明的回归。回归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文明的多样性，再一次的呈现文明之间的关系，会重新平等，回归也意味着人们更多地去思考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用传统的智慧去解决现代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自由与约束的关系等。（本文摘编自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2015年11月6日在北京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文字来源：《国际人才交流》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