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汉族，1963年生，陕西富县人。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的纪律》、《小说修辞研究》及编著数种。出版的作品有：《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文学的态度》、《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等。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常常陷入两个冲突情境：一个是新学与旧学的冲突，一个是西学与中学的冲突。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于我们能否妥善解决这些冲突，从而形成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最终建构起一种不失自己文学传统、融“新旧”与“中西”为一体的文学理念体系和文学写作模式。
文学写作非汉语化 非中国化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以新学反旧学，以西学抗中学，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经验若敝屣。就文学而言，因为蔑弃旧学，我们失去了对传统的敬意和信任。许多当代作家写作的文学理念和经验资源，完全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作家。离开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等，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谈文学。这种文学上的趋西去中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文学写作的“非汉语化”和“非中国化”——中国当代文学在语言、情致和格调等方面，均跌落至低水平，有些作家的语言半通不通，纯然一副翻译腔。
同样，因为排斥中学，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失去了对中国传统文论和批评的自信。很多学者写文章，也必以西方学者为圭臬，要么是福柯和德里达如何说，要么是罗兰·巴特和哈罗德·布鲁姆怎么讲，全然丧失了中国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特点。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九》论韩愈说：“韩公诗，文体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气韵沉酣，笔势驰骤，波澜老成，意象旷达，句字奇警，独步千古，与元气侔。”这样的批评，是中国格调的，也是充满诗性的，卓识内蕴，文采外烁，多么精彩！
显然，无论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还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均需解决这样两个迫切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接续中国文学传统，另一个是如何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自觉和自信。
反求诸己 重新扎根
近读古风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欣喜地看到他对中国文论现状和问题的深刻思考，也看到他在接续文学传统文论上所表现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
全书试图打破封闭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肯定中国现代文论的“双线”发展模式：一条是明线，一条是辅线；前者走着“洋化”的道路，后者坚守着“本土化”的道路。这种中西互补的模式，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隐性传承”。作者认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任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格局。中国文论话语并未消亡，而是以隐性传承的方式生存下来。
但是，最近二三十年，这种双线发展模式似乎出现了倾斜和偏失。本土化一维黯然失色，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作者注意到了中国文论在当代的失语状况和尴尬处境。他发现，目前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国家的文学理论。他反对盲目趋新和崇洋的文坛风气。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失语的原因在于失根，即失落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根。因而，要彻底医治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的失语症，就要首先反求诸己、重新扎根：“必须强调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化，即从追踪西方转向回归传统，从搬用西方文论话语转向传统文论话语。
他还呼吁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论的价值，重新确立它的地位：“长期以来，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没有主动争取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失去了对话的机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失语’了。”该书并不是要简单否定西方文论，也不是要建构一个单一的文化话语建构模式，而是强调东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认为既应保持个性，又要博采众长：“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更远大的目光，更开放的胸怀，更理直气壮地去接纳世界各国文论的优秀话语，并以此作为养料，去创造中国文论的辉煌。”
望今制奇 参古定法
文学是一种积极的主体建构行为。所以，如何接受西方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怎样建构一种多元融合，而又不失个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意识和创造能力。在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传承关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应该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应该将书中所描述的隐性传承，转化为积极自觉的显性传承。该书作者显然致力于探索和建构一种积极的显性传承模式。他用“转换”来表达自己的这一主张，并赋予转换以继承和创新的内涵。他接受《文心雕龙》“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通变”观，提出四种转换的途径和范式：范畴的转换、观点的转换、方法的转换和体系的转换。
思想凝结为概念，概念支撑着体系。该书撇开笼统而复杂的问题，转而从具体的概念性的话语问题入手，来考察中国传统文论的内在价值与存活状况。作者紧紧抓住体现中国文论话语精神的关键词，即“强力词”（force words），来考察中国文论话语的性质和功能，揭示它的巨大活力和生存力。全书从文学、言志、意境和美四个重要的话语来展开微观研究，确实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独特个性和巨大魅力。笔者认为，在展开个案分析时，若再将怨、神韵、风骨和中和等概念涵括进来，那么，无疑有助于更加完整地揭示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精神和风格。尤其是“怨”这一话语，实为构成中国文学精神至关重要的概念，有着与西方文学理论“批判”话语和“反讽”话语同等重要的意义。
总之，该书充满了坚定的文化信念和主体性自觉。它表现了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当代转型和未来建构中，学者个人的学术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