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等。

　　眼下，“文化”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还有深化、推动、繁荣文化的目标，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讲实惠，重功利，不买书（烹调、股票、考试参考书除外），不看戏剧（电视剧除外），不听音乐会（“红歌”除外），不欣赏舞蹈（公共空地上锻炼身体的“群舞”除外）。一句话，对文化不感兴趣。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前面提到的那些“除外”也都是文化，中国不是没有文化，只是看得见的似乎都是“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实用：娱乐、消遣、调剂劳累，或者用时兴的话来说是“振奋精神”（抽烟、喝酒也可以振奋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深化、推动、繁荣的目标，对于大众文化应该说是已经达到了。不仅政府和商业在为此共同努力，连高等学府也加入进来。例如，最近网上很红火的北京大学的“化学歌”就是一个例子。歌中唱道：“化学究竟是什么，化学就是你！化学究竟为什么，化学为了我！……父母生下的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你我的消化系统，是化学过程的场所。”如果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编成歌，至少还得有初中化学知识的人才能唱，而北大的“化学歌”，只要有嘴巴，有肠胃消化体验的人都能唱，还需要怎么个推动呢？

　　真正需要深化、推动的是文化对国民的心灵教育。这并不是什么新点子，而是人类自古以来为什么看重文化的原因。2000多年前，希腊人的教育目标就已经是培养“有文化”的，也就是完整的人了。希腊文化推崇自由教育（全面的人文教育）。希腊教育传到罗马，罗马人注重的是实用教育，虽然后来学校里也开设文法、修辞、演说的课程，但只是技能而非希腊人所看重的那种文化。

　　希腊人的文化注重的是人的心灵和公民精神。例如，希腊人的“文法教育”不是今天语文课上教的语法、句法，而是包括诗、音乐和体操，这三项都是心灵教育，不是单纯的技能或知识。教育的目的不是积累可以用来换取金钱的知识，而是帮助形成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品德。希腊人认为，诗人是伟大的老师。希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斯特拉伯（Strabo）说：“古代人相信，诗是一种初级哲学，能从小打动我们，带领我们走进生活，培育我们的品格、感情、行为，并从中得到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希腊用诗来开始年青人的教育，不只是打动他们，而且是训练他们。”希腊人相信，音乐对人的道德、心灵，甚至肉体都能产生好的教化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在教育中加以重视。同时，体操教育也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会接受头脑的支配和指挥。

　　在古希腊，教育一词是paideia，公元前5世纪，paideia指的是养育和抚养孩子，就是把孩子教育成可以称为“成长为人”的人，具有人应有的品质和精神。到了公元前4世纪，教育在希腊已经变得比较普遍，这时候，paideia的意思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已经是指一种文化的样式，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

　　在古希腊语里，“教育”一词由“孩子”一词衍生而来。教育，尤其是那种塑造高尚品格和美好心灵的教育，最初指的不是成人教育，而是儿童教育。希腊语中“教育”一词与“游戏”（paizo）一词也有亲缘关系，儿童在游戏中所受的教育是生动而具体的，但也有严肃的一面。例如，孩子们玩“分蛋糕”的游戏：推选一个孩子来切蛋糕，然后分给其他孩子。分蛋糕时，切蛋糕的不能自己先拿第一块，这就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还可以是，必须由另一个孩子担任分蛋糕的任务。在学习如何做大蛋糕之前，先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

　　游戏必须有好的规则和好的参与者，无论游戏者的年龄多么幼小，都是严肃的游戏。儿童的游戏是一种社会化（即“成人”）的过程。在希腊城邦范围内，政治游戏的规则——从公正的分配到公开的、自由的、有理有据的、彼此矛盾的争辩——同样有必须人人遵守的规则，同样需要有良好素质的游戏者。

　　游戏中的教育是严肃的，因为它关乎一些本身值得严肃对待的事情——被教育者的禀性和灵魂、城邦政治游戏和良好秩序的基础等。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是文化最本质意义上的“教化”。虽然希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教化观念，但尚未形成“文化”的概念。我们所知道的“文化”概念，最早是从罗马人那里来的，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谈话集》（Tusculan Disputation s）中第一次使用了“文化”（cultura）这个词，指的是灵魂培育（cultura animi），所谓灵魂，便是人通过哲思而达到的自然发展的最高境界。

　　文艺复兴以后，17世纪德国政治学家、法学家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1632—1694）对这个古典的文化概念作了修正，将西塞罗专注的哲学扩展到其他思想领域。于是，如哲学教授维尔克莱（Richard Velkley）所说，文化开始指“人类克服原始野蛮，通过人的努力，成为完全之人的所有方式”。18世纪启蒙运动后，“文化”逐渐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指具有特色的大众精神，称为某民族或某国文化；另一个是指培养自由个体的内在素质，不只是增加知识，而且是提升人自身的理想境界。这两个意义上的文化都与教育有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它的个体成员的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文化的败落、衰亡和恶化与个人的心灵颓败、精神猥琐、行为野蛮必然是同时发生的。“文革”时期同时发生的反文化和反道德便是一个例子。

　　文化是一种把人从野蛮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人变得成熟的力量，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人们便把这种力量称为“启蒙”。康德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所说的“启蒙”的目的便是让尽量多的人变得成熟而有文化。“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那种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启蒙的教育不是单纯的专门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关于人自身的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的本意便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康德说：“公众要启蒙自己，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启蒙便是不可避免的。”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对自由教育（也就是人文教育）的著名的定义是：“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文化’现今主要意味着按心灵的本性培养心灵，照料并提升心灵的天然禀赋。”自由教育的途径便是“通过伟大的书来……接近最伟大的心灵。因此，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

　　“伟大的书”（great books）对于人类具有普遍的文化教育作用，这至今仍然是美国大学人文教育奉行的观念原则。这一观念最经典的表述来自19世纪英国思想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他说：“文化，使我们熟悉这个世界上人类所认知和说过的最好的部分，并以此了解人类精神的历史。”文化作为人的精神生活，通过求知来达成人格的完善，进而帮助实现社会的完善。文化的对立面是思想的蒙昧和不成熟，不单纯是缺乏专门知识。有了专门知识，但不能自由思想，独立判断，这仍然是一种人加之于自己的蒙昧和不成熟。为了克服有知和无知的蒙昧和不成熟，文化必须成为一项持续而长久的思想启蒙事业。20世纪80年代，为了推动思想解放，中国“文化热”中大量出版“经典著作”（虽然未必都是真正的“伟大著作”），其积极意义便是这样一种启蒙的作用。可惜的是，那场“文化热”只是一阵“热”而已，并未能有效地持续下去。

　　有了火红激情的“文革”的经验教训，又经历过80年代的“文化热”，今天人们对文化的态度似乎呈现出一种冷静与静观其变的态度，至少没有热情迸发的迹象。冷静地思考一下为什么发展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上比较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