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零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零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张君熔西、黄君润书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议刊一同学录，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册，以志不忘。录既成，属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离合适然而已；惟精神之群，当与诸同学共勉之。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
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零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净，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陈钟凡《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除了“沿革一览”，此纪念册还包括“规程一览”、“集会一览”、“职员一览”、学生一览”等，前有校舍摄影及平面图，后有陈汉章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我感兴趣的，则是诸位学长对于校庆的感言。
接受陈汉章教授的考证成果，承认“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但蔡校长依然认定：现在的北京大学，只是二十岁之青年。将京师大学堂的创立，作为西学东渐的象征，依此思路，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章士钊、陶履恭等在序言或演讲中，确立了有关北大校史的叙述基调。至于以英、法、德、美等国历史悠久之大学，作为北大的衡量标准及发展目标，也使得此后北大人谈论北大时，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如此首开记录，对日后校庆纪念的影响，很可能是一种“挑剔的目光”。《北大生活(写真集)》(一九二一)：大概因为并非逢五逢十，不属于“大庆之年”，这一回的校庆纪念册，方才得以如此别出心裁：以生活照片为主体，而将此前此后普遍看好的《北大的沿革和大事记》、《北大现在的组织》作为附录。封面题为《北大生活》，目录页则是《北大生活写真集》——后者无疑更能显示该书的特色。
以“写真集”的形式纪念北大校庆，此举的优势有三：一是以图片为主，赏心悦目；二是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今日之办展览、拍电视、编校史，可以漏过许多大同小异的高头讲章，却无法漠视这册薄薄的“写真集”；三是注重日常生活场景，相对忽视“大人”与“大事”。此举既缘于史观的变化，又因应了图像的特殊要求，编者将眼光集中在经久不衰的学校建筑以及普通学生的课余生活，确实大有见地。《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三)：北大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总共举行过两次。自一九一七年“抢跑”，随后的几年，北大均以“虚岁”计龄。如此计算，不合民国历法改革精神，调整的办法，便是一九二三年的重度廿五。此系校史上的笑话，不过，也使我们有两回纪念刊可供比较。前者不曾独立出版，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纪念号”。一九二二年的《北京大学日刊》，除了十二月十七日标明“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号”外，此后几天，都有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并刊载了若干演说词。其中，当数蔡元培校长的演说最为有趣，因其委婉地表示了对此次活动的疑惑：
本校自从京师大学堂开办以来，到了昨日，恰恰满足二十四年，今天是二十五年的第一日。本来打算满了二十五年再来开个纪念会，表示我们庆祝的意思。……今天这个纪念会，是要想振起精神，在这一年内好好的预备一下，在明年开会时果然实现预定的计划，这是今天开纪念会的缘故。
开纪念会的本意，确实也只是为了“振起精神”。提前过甘五生日，就算计算有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纠正就是了——作为校长，宽厚的蔡元培参加了纪念会，但保留不同意见。
第二年的校庆纪念日，蔡元培不在国内，校务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纪念刊也以蒋先生的《北大之精神》打头。从十二月六日起，《北京大学日刊》每日登载纪念增刊的征文启事，希望师生提供纪念词、学术论著、对于学校将来的设想，以及学生的业绩等。这回的纪念刊，八开四十八版，单独印行两千份，在会场广为散发。
两回甘五生日的纪念会均参加，且都发表演讲的，一是总务长蒋梦麟，主调是在发扬自由研究传统的同时，“整饬纪律”；一是教务长胡适，大谈北大应该“早早进入创造学术的时代”，连带介绍其生日与北大偶合，故“比别人格外高兴”。二长的演讲，只能说是忠于职守，实在说不上精彩。倒是众多师生的积极参与，使得纪念刊颇有可看处。除了常见的关于北大的感言外，还有江绍原的论文《宗教史的研究》、冯至的诗《昆仑山飞来的青鸟——北大念五周年纪念而作》等。
“何谓北大传统？”此乃历年纪念册的永恒话题，这一回的众多阐释中，学生活动家、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朱务善撰写的《北大精神》，颇具特色，他将“北大精神”界定为公开研究与自由思想，本无特出之处；可朱氏由此推导出北大的两条大路：
一是思想革命兼文学革命；二是社会运动兼政治运动：“总而言之，北大精神是科学的平民的非宗教的非干涉的，而其尤足令人佩服不置的，还是当仁不让之‘干’的精神。”不只思想，而且行动，如此方才是完整的“北大精神”。五四时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介入现实政治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朱文还将北大的现状与欧洲和日本之大学做比较，而且颇具自信，哀叹日本的大学所受压制太强烈。那时的北洋军阀正忙着互相厮杀，对大学的“思想问题”，一时无暇顾及。再说，科举时代虽然过去，西学大潮扑面而来，读书人余尊尚在，在大学里谈谈马克思主义亦无大碍。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大学享有独立思考并批判现实的特权。以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惨案为标志，军阀们终于大开杀戒，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最明显的一点是，北大师生的“思想自由”，此后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了。《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一九二九)：为何选择的是卅一而不是卅周年纪念刊？王国铨《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北大卅一周年纪念会》，对此有简要的解释：三十周年校庆时，北大师生正因反对大学区制、争取复校而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武力压制，校庆活动很不像样：“去年的今日，二院大礼堂只聚了二百多同学，两个旧教授，门首高悬着一副白布对联，冷清清的举行了那告朔式的卅周年纪念。”一九三三年刊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对此有更为精彩的描述：“是年冬，我校三十周年纪念日，例应盛为庆祝。以方争求复校期中，仅于某夜有学生数十，提灯巡游景山东街、北河沿一带，呼口号以见志。朔风吼天，枯枝摇雪。灯光疏暗，呼声弗扬。虽云志庆，实写悲也。”终于，“公理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北大恢复了原来的校名和建制，卅一周年因而晋升为“大庆”，纪念刊也堂而皇之成了“大刊”。
其时已经转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为该刊作序，针对北大学生的特点，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这自是对北大学生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委婉批评。一是“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老校长称，北大五四一役之光荣，“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如今大学林立，且首都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不该“妄自尊大”。老校长所言有理，首都南迁，北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扶持，办学规模及经费均不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可不在天子脚下，也有好处，尤其是老北大之推崇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明显背道而驰。若非远在北平，国府鞭长莫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较好地保持“北大之精神”。
代理校长陈大齐《我们今后的责任》之大谈在学术上努力，方才是大学获得荣誉的正路，也是针对近年学生日益高涨的政治热情。而《北京大学概况》对“校风之特点”，也转而强调较为玄虚的(1)具独立精神(2)有特别见解(3)作事有坚强之毅力(4)服从真理(5)气量宽宏。学生则不这么看，李辛之《北大之过去与现在》依然强调北大以养成领袖人材、领导新思潮运动，以及与旧势力抗争为目的。其中强烈的“领导意识”，与蔡元培的说法恰好相左。或许，北大人即便“自我压抑”，也无法掩盖其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领袖群伦的潜在欲望。只是少不更事的学生，比起饱经沧桑的教授和校长来，更容易将此“气势”和“欲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北京大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一九三三)：这一回的纪念刊，由北大学生会负责筹备。
从决议到正式出版，只有短短九天时间，借用一句时兴的套话：“粗疏之处，在所难免。”
由学生会出面也有好处，那便是“童言无忌”，不必以整个学校的前途做抵押。实际上，在我所能看到的校庆纪念刊中，没有比它更激进的了：自始至终，斥责政府无能。以筹委会名义发表的《纪念宣言》追问，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四省，法帝国主义侵占我海南九岛，英帝国主义眼睁睁要攫取我西藏西康”，而政府又一再委屈求全的状态下，北大人何以纪念卅五周年校庆：
两年前的今日，北大学生曾经反抗过政府对帝国主义的一贯投降的政策，做过轰轰烈烈的南下示威运动，唤醒了数千百万的民众，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蛮横。然而，两年来，北大却成了粉饰太平的“学府”！我们大家睁眼看看民族危亡的情况，回顾自己醉生梦死的悠悠度日，这时，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呢？还是只知吃饭的废物呢？
就像《编者底话》所说的，这回的纪念刊，肯定“使某方面看了不舒服”，但所载各文，虽言辞激烈，确是“同学方面之现阶段的精神的流露，”应允许其“尽量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老校长蔡元培接到学生的电报催请后，航空寄来意味深长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刘半农的《三十五年过去了》，则从鲁迅设计的校徽说起，同样表达了忧愤的心境：
我以为这愁眉苦脸的校徽，正在指示我们应取的态度，应走的路。我们唯有在愁眉苦脸中生活着，唯有在愁眉苦脸中咬紧了牙齿苦干着，在愁眉苦脸中用沉着刚毅的精神挣扎着，然后才可以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作为教授，刘半农最后还是落实到“应当努力于雪学术耻”。可蔡、刘二君的忧患意识，与学生的基本立场，其实是相通的。
这一期的纪念刊，除了政治抗议外，有几篇小文章，值得一读。一是日后成为著名文学史家的陈世骧所撰《北大外景速写》，一是徐靖方、许文超两则妙趣横生的《北大老》，还有便是顾麟生的《我们的北大》——后者之提议校方接管景山、整治“北大河”、创建艺术学院，以及附议改“景山东街”为“许景澄路”、改“汉花园”、“沙滩”为“五四路”、改“北河沿”为“大学路”等，都是很好的“创意”。
《国立北京大学一九三七级毕业同学录》(一九三七)：从一九零三年的《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到一九四八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四十多年间出版的众多“同学录”，体现了北大学生强烈的“母校意识”。大约从一九二零年起，北大应届毕业生的“同学录”，不再只是文字介绍，而是以照片为主。而且图册越编越精美，足以陪伴主人“走遍天涯”——不只一位老学长，向我炫耀其珍藏了几十年的“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录”。此类印刷精美的“同学录”，以一九三七级的那一册为顶峰，而后便风光不再了。除了名人题词、师长形像外，“同学录”的主体是每位同学的“玉照”(注上名号、籍贯、年龄等，便于日后辨认)、学校的建筑物、校园生活的场景，以及简要的校史等。而一九三七级的这一册，还有另外两项发明，一是增加历届学生名录，一是配上若干北平风光。此举带有象征意味：“同学录”至此包罗万象，很难再有所突破；而很快抗战军兴，北大南迁，颠沛流离中的北大人，只能依靠这册“同学录”(假如有的话)，追忆故都和母校——此册印成，北平已在战火之中，有多少同学能够得到它并保存下来，实在不无疑问。
作为北大同学录“最后的辉煌”，此书唯一的缺陷是题词不够精美。当校长不容易，每年都得为各种纪念册题辞，可蒋梦麟的“努力前进”，也实在太乏味。文学院院长胡适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过于平实；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周作人抄录蔼理斯的话，即便内容贴切，也是近乎偷懒。对比一九三四级同学录上马叙伦精美的书法和《贺新凉》词，或者黄节之恭录顾亭林论学语“博学有耻”，均大为逊色。大概只能解释为时局艰难，人心惶惶，实在高雅不起来。《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九四八)：四十周年校庆时，北大正偏居昆明(作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没办法举行隆重典礼，只是铅印了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其时战事紧张，印刷困难，论文集封面注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编印，一九四零年一月二十日出版。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北大重归红楼，应该好好庆祝了；可很快地，内战炮火又起，学校成了党争的重要阵地。即便如此，北大的五十大庆，还是相当热闹。
出版物方面，除了论文集、校友录、展览概要、善本书录等，最值得关注的，是或单独刊行或收在“五十周年纪念一览”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这一回的校庆活动，校长的印记相当明显。《水经注》版本的展览，以及突出图书馆善本书和文科研究所的贡献等，均可见胡适的个人趣味。至于纪念特刊的编排，也都颇具匠心。清一色的回忆文章，没有空发议论的，且都出自著名教授之手。文章不多，但大学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所涉及。若严格依照时间顺序排列，齐如山的《记同文馆》应该放在第一位，考虑到北大历来以京师大学堂为老祖宗，同文馆只是在溯源时提及，故将齐文略为挪后——如此周密的考虑，可见编者历史意识之强烈。大学堂老校友邹树文、王画初、俞同奎的回忆文章十分珍贵，大概也只有胡适这样有历史癖的校长，才会去认真组织与发掘。其他文章，也都各具特色，如熊十力以思想及气势取胜，杨振声、罗常培以史料翔实见长，而冯友兰的《北大怀旧记》，则颇有幽默感。尤其是提及那张很有名的北大哲学门毕业留影，寥寥数语，一下子写活了陈独秀、梁漱溟两位师长：
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
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到梁先生面前。等到照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先生。他一看，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出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本文)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特刊”所收十篇署名文章，均可读，水平比以往任何纪念册都高。可缺了学生的视角，总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北大的五十大庆，办得虎头蛇尾，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可正式举行庆典的前两天，校长胡适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下。十二月十七日凌晨二时许，也就是庆典举行前几个小时，解放军进驻北平西郊罗道村，北大农学院率先进入新时代。围城中的北大校庆，虽然照样举行，但不可能真的“处变不惊”。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一九五八)：北大的五十周年与六十周年，两次大庆，竟有天壤之别。新旧政权交替、北京再次成为首都、北大校园由城里转移到西郊、校庆纪念日由十二月十七日改为“五四”等，其中任何一件，都深刻地影响着北大的未来。唯一具有连续性的，是胡适再次充当校庆纪念的重要角色，只不过一正一邪形像迥异。
这一回的校庆纪念活动，最值得骄傲的，是完成了《北京大学六十周年》。这部由“校史编纂委员会”撰写的书稿，虽然只是“初稿”，不曾公开发行，但毕竟可见时人之自信，敢于一直写到当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最后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北京大学(1949—1958)》。这一章的第二节，标题是“几次伟大的政治运动为北京大学的大跃进奠定了基础”，所述“运动”包括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和思想改造、肃反、整风和反右等。据说，经历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北大“旧貌换新颜”。
北大校史的写作非同小可，因其牵涉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史料缺乏，固然是难以下笔的重要原因；如何阐释，更是关键所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没有一部稍为像样一点的校史，实在说不过去。一九三三年底，为纪念校庆三十五周年，校方组织编撰了《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双面十七页，线装一函，也是“非卖品”，且开宗明义：“欲纪其详，有待专志。今兹说述，只及要纲。”为了那部众望所归的“专志”，北大专门成立了编纂处，请看上述“校史略”的预告：“梦麟念我校自清季创办以来，校况之良窳，校誉之升沉，学制之更移，精神之转变，人员之进退，多经岁月，知者将稀。求诸档文，亦虑损阙。非写专书，恐无以信今传后。因拟创编《国立北京大学志》，设编纂处，以刘复为主纂。”刘先生不辱使命，编纂处工作也颇有成效，现存北大档案馆的“校志稿”，保留了不少重要的史料。至于定稿，则遥遥无期——刘先生不幸早逝，以及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可能都是“专志”难产的原因。
《北京大学六十周年》的写作，吸取了“校志稿”部分考证成果，但转移了叙述立场。
“初稿”完成后，二十年间没能认真修订，原有的毛病日益刺眼，以至非全部推倒重来不可。八十年代初，北大校方集中力量，终于写出差强人意的“半部”校史——因其只叙述到一九四九年。百年校庆即将来临，校方依然“多闻阙疑”。真正的北大百年史，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问世！
北大六十大庆，拿老校长胡适“祭刀”，实在有失公允。台北的北大校友会，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张旗鼓地为胡适祝寿；国民党当局也借此大做文章，争夺关于“北大精神”的阐释权——北大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争斗的战场。随后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薄薄一册，三十二页，毛子水、罗家伦的文章以及“大事年表”，均为旧作，唯一新写的，是短短一页《向胡校长祝寿献词》。如此简陋的纪念册，本不该勉强出手，实在是因胡校长太寂寞了，需要一点后学的安慰。
《精神的魅力》(一九八八)：北大的七十大庆，正值文革高峰，那“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发布，北大前途生死未卜，根本谈不上校庆纪念。八十大庆时，教育部正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如何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当务之急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判“四人帮”所狂热鼓吹的个人崇拜，并确定新时期的教育方针，而不是举行校庆纪念。一直到九十大庆时，北大方才心情舒畅，有可能好好庆祝一番。
校方组织的出版物中，《今日北大》侧重介绍北大的历史及现状，《精神的魅力》则突出个人与学校的精神联系。作为“纪念册”，后者更可读，影响也更大。“六十五篇作品，六十五支心曲”，上至耄耋长者，下至青年才俊，全都“辞采飞扬，情思泉涌”，使得该书特别能够吸引年轻读者。而其突出“精神的魅力”，确实抓到了北大最引人入胜处。迄今为止，关于北大校庆的纪念册，没有比这本发行量更大的了。
正因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策划，影响极大，不妨略为吹毛求疵。将校庆纪念定位在“我与北大”，如此个人化的叙述，必定是文章好读，但没有多少历史感——对比此书与“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差距格外明显。与此相适应，该集文章，主观抒情多，而理性分析少，对现实中的北大一味赞美，与三十年代由学生会组织的大不一样。最后，从二十周年纪念起，北大人始终盯着世界一流大学，校庆感言，总念念不忘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巴黎柏林，不像现在的文章，多将目光局限在沙滩与燕园。
为了纪念北大百年，今年会有许多出版物问世。此前的纪念册，多只在校园内流通；这回却不同，许多与北大没有直接因缘的文化人，也将北大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或集中谈论北大的历史与现状、轶事与精神；或借北大校史探究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或醉翁之意不在酒，虚晃一枪，推出自家治国安邦的大计。所有这些，我都很感兴趣，并乐意倾听。理解百年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北京大学”，绝对是个很好的叙事角度。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