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5日解放军入城以前，长沙城里有围墙有庭院有小汽车库的私家住宅，原样保存至今并由原主人住着的，恐怕只剩下这一处——三贵街17号陈宅了。

　　风雨苍黄50年，人和宅子能岿然至今，必有其大不平常之处。第一是人须活得久，陈老先生今年已经94岁；第二是还须有来头，他抗战前大学毕业后即“下海”经营工商业，不到四十岁便成了长沙市工业联合会理事长，建国后当过全国政协委员，留下这栋私宅也是毛泽东特批的；第三是建筑质量高，而且还是梁启超题了字的“时务学堂故址”。

　　旧中国也曾尝试走现代化道路，最像模像样的一次，就是以“戊戌”为年代标志的清末维新变法运动。运动的思想领袖是康有为，其大弟子和助手即梁启超。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唯一的“实验省”却是湖南。

　　湖南当时的抚台陈宝箴，臬台黄遵宪，学台江标、徐仁铸都是新党，他们推行的新政，第一项便是开办时务学堂。这比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建校还早一年，比北洋大学堂则晚一年；但北洋只设理工科，这里却以“时务”为名，以文科为主。梁启超后来回忆道：

　　秉三(熊希龄)与陈、黄、徐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才常)等同承乏讲席……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

　　这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显示着人文的色彩，充满了时代的精神，与只培养技术人才的理工科大学迥然不同。这是因为，办学和执教者除上述诸人外，还有陈三立(著名诗人，宝箴之子，此时在长沙做父亲的助手)和谭嗣同，都是主张变法的。在他们的鼓吹导引下，短短时间内，便培养出了蔡艮寅(锷)、范源濂(民国教育总长、北师大创办人)、杨树达(汉语学家、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优秀学生(还有一个章士钊似不宜并列)，在教育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先父昌言(字佩箴)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外课生，几十年后和我谈及学堂的事，犹神采飞动。盖学堂实为湖南维新运动之中心，亦因此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守旧派“王叶二麻子”(王先谦与叶德辉)的猛烈攻击。据梁启超好友狄平子所记，他们甚至以梁氏讲授批答之语“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穴，力请于南皮(湖广总督张之洞)。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

　　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唐才常先后被杀，陈氏父子和江、徐均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也被“放归”。时务学堂则由旧派接管，改为湖南大学堂，旋又改为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迁往别处了。

　　三贵街南出小东街(后拓修成中山西路)，学堂故址便在两街交会处迤西，系清乾隆时大学士刘权之故宅。刘权之亦文化名人，《四库全书》在事诸臣，正总裁皇六子、皇八子等，副总裁梁国治、刘墉等，总阅官德保等，都跟现在一样只挂名不做事的。排名其后的总纂官、总校官和总目协勘官，才是实际工作者。总目协勘官负责各书校勘编辑，事最繁，任最重，刘权之为其首席，是《四库全书》的第一责任编辑。

　　入民国后，刘氏后人衰败。学堂迁走后，这里卖给商家，成了“泰豫旅馆”。1922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在这里题下了“时务学堂故址”六个大字，缀以短跋云：“二十六年前讲学处，民国壬戌八月重游泐记，梁启超”。陈老先生抗战胜利后在长沙从事营造业，买下了“泰豫”这片地产，建楼成立“中原公司”，并在三贵街西侧为自己盖了这栋私宅。最使他得意的是，以重金购得了梁启超的题记原件，摹刻成碑，嵌在私宅后园的墙壁上。

　　1949年8月以后的事无法详谈，只说三点：(一)中原公司的楼早成了市粮食局用房，如今又成了职工宿舍；(二)梁氏题记原件已归湖南大学收藏，偏偏展示在戊戌时反对“时务”最力的岳麓书院里；(三)几经周折，陈老先生对房屋(一度被没收成为公安派出所用房)的所有权总算得到了承认，遗憾的是“时务学堂故址”的地位却一直“妾身未分明”，“文革”中被抄走的两大箱文物，至今也尚未归还。

　　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而有案可稽，有字为证，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有纪念碑意义的这处故址，却一直不被重视，真不能不使人叹息。

　　我总希望有谁能拿出修三皇五帝陵墓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钱，将梁启超的题记刻石嵌在中山西路“时务学堂故址”门前，再在附近广场建一座照壁形式的浮雕，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和陈氏父子诸人造像，陈三立的背后可以站着陈衡恪(即劝齐白石衰年变法的大画家陈师曾)，手里可以牵着陈寅恪(办时务学堂时他只有几岁，比异母的大哥衡恪小得多)，学生则可以蔡锷、范源濂、杨树达三人作代表。有此胜迹，长沙也不必劳心费力跟庐山去争朱熹，跟成都去争杜甫了。此事曾与陈老先生言及，他亦首肯。

　　陈老先生名云章，字思默，数月前曾偕仲兄往访，并在梁启超题记碑前摄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