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也晚，没赶上“大学语文”还称“大一国文”的年代。作为一门课程，“大一国文”肇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大一”和“国文”遂构成固定词组。上世纪50年代一度停开，直到1978年逐渐恢复，改头换面，成为部分高校针对非中文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课“大学语文”。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大学语文”闻所未闻，中文系一读好多年，毕业后当老师，教的第一门课就是“大学语文”。起初，对这门课的性质、内容、教法一头雾水，一年后，我洞若观火，选择离开。
既已不在其位，拿起这本《西南联大国文课》，自然意不在取经借鉴，改进教法，提高教学质量，实在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抵挡不了“西南联大”这块金字招牌的影响力。那是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身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于逆境中弦歌不辍，父兄辈坚韧不拔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宗璞语）令人感佩。
无缘亲承謦欬，有机会重读朱自清、闻一多诸先生教授过，杨振宁、邓稼先等联大学生听讲过的课本，也算一种心理安慰。至于为什么是“国文”而非其他科目（前些年出版界流行重出民国课本，“国文”占了很大比重，而罕见数理化），恐非类似有人调侃每年高考作文题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除了作文题，其他都看不懂了”，亦不仅是实现汪曾祺的一个心愿：“这一本‘大一国文’……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实则“国文”一科对人影响至深，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好的课本辅以良师指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终身受益。
该书原名《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读者展卷，首先面对的是选目。上篇选文言20、中篇选语体16，下篇选古诗44，《教育部公布新式标点符号案》存目处理。选文特点在汪曾祺《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被总结为“京派”，“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
除此之外，选目还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无论是文言文中的《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汉书·李陵苏武传》《世说新语·新亭对泣》《金石录后序》《史可法传》，还是古诗中的“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诗经·小雅·六月》）、“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楚辞·九歌·国殇》）、“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在在体现出一股凛然正气和家国之感，慷慨悲歌的大量出现暗含编选者的良苦用心，即希望通过国文教学传达一种于逆境中弦歌不辍，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精神，对此读者当能体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材中语体文部分虽少于古代诗文，但也几乎囊括了当时公认的优秀作家。曾任联大中文系主任的罗常培说：“当初选录的时候，很小心地挑选这十几篇语体文，无非想培养一点新文学运动里秀出的嫩芽，让它慢慢儿地欣欣向荣，不至于因为缺乏灌溉就蔫萎下去。没想到最近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读本编订委员会只选了50篇文言文、4首诗，其中固然经史子集色色俱备，可是把语体文删得连影儿都没有了！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正是新旧文学消长的枢机！”由此可见出编选者的尝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之难能可贵。“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风气带到比较封闭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的冲击。”
所谓“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矛头直指那部《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自1944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一国文”必须采用部定教材。关于其“生人不录”是否就是意在复古，当时即有争论。坚持自家立场的西南联大马上有了应对之策，即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又另编一册《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作为补充教材，杨振声主持，并作序《新文学在大学里》。后来该书更名为《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原序改称《卷头语》，杨振声在《卷头语》中写道：“让我们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我们选下这本参考小书，内容虽不完备——凡长篇及本校同人作品皆经割爱——却都是能忠实于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作品；从这些作品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
这册由作家书屋1944年发行的《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选文共13篇，分别为：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鲁迅的《狂人日记》《示众》，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节录）》《死城（节录）》，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朱光潜的《文艺与道德》《无言之美》，梁宗岱的《哥德与李白》《诗、诗人、批评家》，谢冰心的《往事（节录）》，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以及丁西林的《压迫》。将其与《西南联大国文选》相比较，六篇重复，新增的七篇中有四篇的作者同于前作，仅有宗白华和梁宗岱两位作家是初次入选。序中提到“本校同人作品皆经割爱”，也是源自编选《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的传统，彰显了联大学人的自律严谨、淡泊名利。
窃以为，重新整理出版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的教材，除了《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还应补上这册《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才称完璧。
说到这里，自然引出一个问题：《导言》和《版本说明》里均提到改书名一事，但并未说明原因。校订者一方面原汁原味地忠实于底本（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只印课文，没有注释、题解、作者介绍等辅导材料”，另一方面别出心裁地附录了一组文章，取名《关于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的记忆》，补充了很多背景资料。其中既有任课教师的教案讲义，读此可知朱自清、浦江清、沈从文诸先生究竟如何指导学生（朱自清的《柳宗元〈封建论〉指导大概》旁征博引、洋洋万言，既谈思想内容又讲写作技法，篇末还联系实际，全文条分缕析、循循善诱）；亦有两任系主任的公开演讲，读此可知教材的编选思路；还有汪曾祺的两篇回忆文章，读此可知教学效果和学生感受。
或许校订者明白，西南联大国文课之成功，并不仅在于教材之编选，其蕴含的价值及对今日的示范意义也非几篇选文所能涵盖。基于此，我对校订者的发掘并不满足。既然书名从《国文选》改称《国文课》，教材之外少不了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更严格一点，还应包括课程定位、体系结构、课程目标、教学内容、重点难点、师资队伍、学情分析、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关于这些内容，有心者自然可以翻阅他书寻得（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关于中国文学系承担的全校公共课之介绍），如果略加采摭，附于书后，或更有益于读者。
兹补一项教员名单，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西南联大国文课“读本课采用大班讲演的方式，由若干教授每人轮流上课1~2周，选讲自己最有心得的名篇佳作”。此外，还有讲师、助教等兼教读本并负责作文教学。主讲者包括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沈从文、唐兰、陈梦家、李嘉言、吴晓铃、陶光、赵西陆、傅懋勉、孙昌熙、马芳若、刘禹昌、赵仲邑、王志毅、何善周、陈士林、冯钟芸、彭仲铎、张清常、周定一、彭丽天、李松筠、李广田、詹锳、杨佩铭、李觐高、张盛祥等。
名单一列出来已足够震撼，那是一个有大师的时代，更难得的是大师们愿意教大一，学生们也承认大师、敬仰大师。无论是王希季所云“我们那个时候进入西南联大是很幸运的。在大一，教我们的先生都是非常有名的，有的就是大师”，还是方龄贵口中的“极一时之选”，抑或是许渊冲笔下的“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与其说是对学者的崇拜，其实更归因于对文化的热爱。以前读《文心》，看到几个中学生会热烈地讨论一篇叫做《文章病院》的文章；读《未央歌》，看到小童可以从穿不穿袜子谈到卢梭、沙多勃易盎的“回到自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今日的大学生有几个还愿意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那时的学生敢于也有能力在课堂上直言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反而对其更加欣赏，对学生从不吝于“夙慧”“仙骨”的评价。
那是一个还推崇“文之为用，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的时代。“大一国文”是西南联大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计6个学分，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教材可以自由编选，授课允许自由挥洒，如此，方能见汪曾祺笔下诸位教授不拘一格的名士风范，于是我们知道刘文典一学期只讲了半篇《海赋》，闻一多上课和学生一起抽烟，唐兰讲词的方法是“不讲”。
联大学生的素质本就不错，在自由尚学的气氛下，先生愿意教，学生愿意学，教学相长，如此，方称得上文化传承。
斯人已逝，此课已成追忆。一篇一章，读此无尽思慕。
时代不同、环境有异，重视的程度、面对的学生都与“大一国文”有别，今日“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的问题，远非一本教材的改革所能解决，根本之道：“尽快把工具性的‘语文’教学，恢复成潜移默化文明价值的‘国文’教学。”
莫春者，春服既成，师者一人，弟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或许是每个老师的理想。向每一位追求理想，依然坚守在教学岗位的“大学语文”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