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东西人教育之不同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那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些是有毒,……都需要知道;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之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蹬经验助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子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去尝试哪个可吃,那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苏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

  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即如医学,算是以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皮傅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他没有他准据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问题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则乌有。故其办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启牖。然实则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意教育或不相远;至若知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意教育乃全不相应。盖情意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具有;为后天所不能加进去者,不同乎知识悉从后来得来(不论出于自家的创造或承受前人,均为从外面得起的,后进去的)。既然这样,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它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意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

  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作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弟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弟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意。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动在以前大家都以为出于知的方面,纯受知识的支配,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谓人只要明白、他做事就对,这种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学的进步给它一个翻案。原来人的行动不能听命于知识的。孝弟忠信的教训,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识的事。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不要妨害它、搅乱它,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亲;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而不孝亲。在孔于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意。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以后教育应当知所鉴戒而改正的。还有教育上常喜欢借赏罚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为,这是极不对的。赏罚是利用人计较算账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动,妨害本能的发挥;强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搅乱了生活之顺序。所以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坏的影响。因为赏罚而去为善或不作恶的小孩,我以为根本不可教的;能够反抗赏罚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强,不受外面的搅乱,倒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