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作家

　　大江东流

　　“黄鹤楼呢？”我站在渡江的轮船上，望着对岸两三缕烟子在烟囱上绕，绕到蓝色的空中——我在武昌紫阳桥的一女中读书，每个星期六回到汉口的家，星期天回学校，在渡江的轮船上看到那两三缕烟子绕呀绕的，我就想到忧患重重的家，想到孤独的母亲，赫然逼近的黄鹤楼也模糊了。眼泪滴在大江上。大江无动于衷地流走了。

　　大江依旧滚滚东流。白云依旧空悠悠。黄鹤楼不见了。江上横跨着一条巨大的铁桥。几条装货的大木船在江上稳稳地航行。两根桅杆之间隐约现岀龟山的塔尖。

　　一幅既浪漫又现实的风景。

　　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渡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江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三十年后，我回来了。我一定要到江上去，我一定要去坐船，我一定要亲亲故乡水。我从江汉关上船的时候，像是去参加什么大典，心情很严肃，很隆重，几乎有点儿悲哀。但是，看到眼前这一幅线条简单却很有力的景色，我心里只是充满感激，感激“人”的韧力和意志，支持中国人在几千年多灾多难的历史中活过来了。

　　江汉关的钟楼依旧矗立在江边——船回汉口时，在江心就可看见了。就是在那儿，我们送走了父亲；一年之后，我们又迎接他回来——回来的是他的尸骨，他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牺牲者；就是从那儿，母亲带着四个小女儿在日本人的炮火中逃命；就是在那儿，我们在抗战胜利后又走上故乡的土地。船上好多人！天好热！我在老人、孩子、年青人之间挤来挤去，感到一种现世的亲，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十年来，一直和他们在一起挣扎，斗争，好好地活过来了。

　　那天早上，在我们从江汉饭店出发之前，我就对安格尔、两个女儿、大哥、蕙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们说：“今天我可要走，走，走，走遍我活过的地方。愿走的，跟我来！不愿走的，请留下！”

　　没有一个人留下。浩浩荡荡，我们走上沿江大道。以前的沿江大道横贯汉口的五个租界；沿江的大楼，不是洋行，就是洋人的住宅。江边的草坪真是“绿草如茵”，草坪和黑色的铁栏杆之间有一条白色水门汀的人行道。草坪上，人行道上，栏杆前面，到处是洋人，有的推着婴儿车子，有的牵着大狼狗，有的挽着手臂，或散步，或看江景——烟波江上几点渔船。渔船上是在大江上讨生活的人。夏天水涨，每天傍晚，我们就去江边看水涨到什么地方了，总要紧张一阵子。淹水的时候，遭殃的是租界区以外低洼的贫民区。民国二十年，我们去了北平，那年大水，淹死了许多人，冲散了许多人家。“民国二十年大水……”小时候常常听到大人讲那样的话。他们谈“水”色变，我却遗憾没有赶上“热闹”。

　　一走上沿江大道，我先是一怔：大道变成了窄道，大江也看不到了。眼前是一道厚实的堤防。蕙妹告诉我，那堤防是武汉人两手一锹土一锹土地筑起来的；现在武汉没有水灾了。江边大楼出出进进的是穿蓝制服、灰制服的工作人员。长长一串板车载着稻草包的货物；一人拖一辆板车走过来了，弯着腰，绳子搭在肩上，很坚定，很吃力，一步一步向前走——那是一副永不改变的中国人雕像，以前如此，现在也如此。一长串劳动人拖着板车，走不完，走不尽，走过以前外国绅士贵妇所走的路。

　　聂家的两代人像朝“圣”似地，走过一条一条街，走过我以前一个一个家。三岔路口的“上海理发厅”仍然在那儿（无论什么安上个“上海”，就很时髦了），理发厅对面一个白俄女人开的时装店不见了，玻璃窗子里摆着一把描花小阳伞，永远摆在那儿，我永也没有得到。走过俄国时装店，应该就是我最早那个家了——沿着门口一条小路走过院子，走到一座楼房，两根石柱子顶着阳台，从两根石柱子之间走过去，走上一抹楼梯，我曾坐在那儿嚎啕大哭，因为姆妈出去了，我找不着她了，她也许不回来了，我就要做孤儿了……我站在街头四处寻找旧时的家。“这就是我们的家！”大哥指着我身后一栋房子告诉我。原来我正站在我家大门口！我转过身来，果然看见两根石柱子！我再看看，仍然只有两根石柱子，其他的都变样了。

　　“这儿有我最早的记忆。”我指指只剩下那两根石柱子的“家”。聂家两代人就站在“家”门口听我讲。那个“家”只是我和大哥的“家”，和其他的人全没关系。他们好像是在听天宝年间的故事，很有趣，但很遥远。“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三四岁吧。有个女人常常到家里来，清清爽爽，短短的头发，拢在脑后边，白衣黑裙，戴一副没有边的眼镜，很文明的样子。她是个小学教师，家里人全叫她“徐先生”，我觉得那称呼很神气，也想有一天有人叫我“聂先生”。她和姆妈好像有谈不完的话。“国民十六年武昌关城门……”以后的话我就听不懂了，只知道那一年有人打炮、打枪，城里人没有东西吃；也有一些人逃命，从此不见了。反正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到底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也搞不清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徐先生不到家里来了，也没有人提她了。很多年以后，我和姆妈谈家常，我突然记起徐先生。姆妈告诉我：“徐先生突然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后来听说是枪毙了。连我都不知道她是要造反的！”

　　我们走过兰陵路，走到一个弄堂口，看见一条长长的弄堂，我怔了一下，站住了。同福里！抗战时期的家。我们母子五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日本飞机来了，我们趴在桌子底下，母亲把儿女们一把兜在怀里；飞机走后，原来我们半截身子露在桌子外面。就是藏在桌子底下的那半截又哪能保得住呢！我站在弄堂口向里看那一栋栋陈旧的小红砖房子。弄堂口站着两个男孩子，手叉在腰间，盯着我们。我突然觉得我是个不速之客，急忙走开了。

　　我们走过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五码头、六码头，走到我在汉口最后一个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在两条街的岔口，有一抹灰色围墙；墙上有一扇扇窄窄的长窗子——就从那些窗口，我听见货郎儿得楞得楞的拨浪鼓，听见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喊：“挑——呀——牙虫！”听见算命瞎子咿咿呀呀的胡琴，听见醉酒的日本水兵狂叫，叫声夹杂着高丽女人的笑声。街的尽头有个日本妓院。每天清早，总有几个白脸的高丽女人拖着踢踢哒哒的木屐，陪着日本水兵走到街口，一再弯腰行礼，一再摆手，水兵走得不见了，她们还呆呆站在那儿。

　　我家对面有一排小红砖房子。有家人家姓黄，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比我大一岁，小女儿比我小一岁，缺一颗门牙，笑起来就用手捂住嘴。我们常常在一起跳房子。我不理她们的哥哥，因为“男女授受不亲”；但我很佩服他，他老是坐在一张藤椅里看童话，看一本往地上扔一本，很有学问的样子。他有许多童话书，有一套《格林童话集》，他小妹妹偷偷借给我。我用厚牛皮纸把书包起来，躲在楼下一间暗暗的房间里看，听见爷爷咚咚走来了，就把书合起来。爷爷要我读之乎也者，童话不算正经书。那姓黄的一家人，是我心目中最现代化的家庭。

　　“国际大团结！”薇薇念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了。”大哥告诉我。

　　我伸头向门里看了一眼。几个人坐在天井里谈话。我告诉安格尔和两个女儿，那儿本没有天井，日本人占领汉口，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那儿就炸出了个天井。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的家多了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也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不像以前的家总是阴沉沉的。

　　“我小时候就一直想要这样一个大天井。”我站在派出所门口说。

　　安格尔大笑。“因祸得福！只有经过了许多战乱、忧患的中国人才会有这种诙谐！”

　　“我要带你们去看看以前的日本公园，在大和街转角的地方，矮矮的铁栏栅，从外面可以看见公园里修剪得很整齐的花草、亭台、假山，还有一个螺旋滑板，很高很高，日本孩子一个个从一条很窄的梯子爬上去，然后呼呼地旋转滑下来，那实在是世界上最惊险、最刺激的游戏了，我只有站在铁栏栅外面看的份儿……”

　　“为什么呢？”蓝蓝问。

　　“公园门口有个木牌子：狗与华人免进。看门的是个矮小的中国人，拿着棍子赶中国孩子。”我顿了一下，我们已经走到一个街口。“公园呢？公园呢？”我四处望望。

　　我正站在一幢灰色大楼前面，门口有个招牌：“湖北省农业机械公司”。

　　大哥笑了。“你就站在日本公园门口！”

　　我也笑了。“农业机械公司比日本公园美丽！”

　　本文来源：《人景与风景》，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摘要：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渡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不同的江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哀乐。一个个地方，逆江而上；一个个地方，顺江而下——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