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晏阳初在纽约写下《九十自述》回溯一生，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从1918年在一战法国战区为中国劳工进行识字扫盲教育起，到1990年1月在美国逝世，70多年，晏阳初几乎仅作了一件事：为中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服务，发展平民教育。晏阳初1890年生于四川巴中县。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四五岁时，便开始到塾馆上学。每日所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这些传统古书，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九十自述》中，晏阳初谈及幼年启蒙：我读的古书，虽然有限，但它们都悄悄在我幼小心田中，埋下微妙火种，要经过一二十年，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

　　晏阳初少时熟读儒家经典，13时便入内地会传教士办的西学堂读书。两位牧师成为他智识开启的重要先生。

　　“英国人姚牧师是西学堂的校长，兼主要教师。他一人教数门课程：英文、数学、地理。……他原是测量员，因见当时有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采居高临下之态，引起反感，他深以为憾，于是放弃了本业，从事神职，不惜万里跋涉，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到19世纪的70年代，传教士已经从现实中得一结论，那就是耶稣必须与孔子联盟，才能攻进中国的人心；基督必先中国化，而后方能化中国。姚牧师和他的西学堂，就是这结论的一种体现。他不但在生活、态度、衣着上尽量中国化，还为我们讲解《圣经》，常以儒家的学说作为诠释。”中国少年晏阳初，自青春期便耳濡目染着基督宗教的洗礼，和姚牧师的为人师表。日后，在他发起的一系列平民教育运动中，都能找到这时埋下的“微妙火种”。

　　另一位在成都的英国传教士史梯瓦特（Jemes Stewart），则直接影响了20岁的晏阳初，决心以传教士布道的精神献身国家的决心。并因此获得史梯瓦特的帮助，首次迈出家园，赴香港读大学。90岁的晏阳初，曾回顾当年知遇之恩：“与他一见，关系到我今后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 “你太好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70多年过去了，这仍是我对他的在天之灵常说的话。”

　　距离晏阳初去世，20多年过去了，他的弟子—那些坚守乡村建设理论的晏门弟子们，应该也常想说这句话。

　　在晏阳初开始他的定县实验70多年后，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定县翟城村，重新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等人，成为新乡村建设学院的发起者。　

　　“博士下乡”在后来成为熟知的口号，确是晏阳初一众知识分子八十年前亲身上演的。

　　1929年，一个耶鲁的中国毕业生，团结了一批留洋归来的博士，他们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和城市生活，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充满着“贫，病，私，盲”的农业文明最后一块阵地—农村。

　　这个当年39岁的耶鲁博士，便是晏阳初。与他当时一起踏进农村的“战友”，有个粗略的名单：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

　　这份名单，放在今日，也实属壮观、鲜见。“博士下乡”在后来成为熟知的口号，确是晏阳初一众知识分子八十年前亲身上演的。

　　1918年，晏阳初从耶鲁毕业的第二天，就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那里有20多万挖战壕、救伤员，被称作“苦力”的华工，晏阳初便当起了“苦力的翻译”。亲近接触，晏阳初第一次意识到这些“苦力”并非天生愚笨，目不识丁，是因为从未有过受教识丁之机会。“人人皆以为尧舜”，晏阳初决心教华工识字，他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期间，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一切都因为我当年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彼时中国人口三分之二是苦力，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是苦力。若把他们都发扬成潜在力，成绩了得。一封1918年的信让晏阳初立下信条：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不为文人学士效力，要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做好名副其实的“平民先生大人”。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回到中国。面对当时国内混乱状况，经历了科学民主洗礼与基督教文化的进一步熏陶的晏阳初，想起一句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开始了系统的平民教育社会调查，游历了19个省后，决定一切须从“除文盲，作新民”开始。他意识到，自己的平民教育理念，与民族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有着紧密联系。彼时，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这种尴尬让晏阳初忧心又兴奋，这85%文盲正是一个巨大的脑矿。他决心大幅度开发矿藏，长沙、烟台、嘉兴……以识字运动打响的平教计划，愈演愈烈。

　　1923年，在晏阳初的倡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陆续加入。平教会的成立，加之晏阳初的宣传鼓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引至投身平民教育。郑锦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彼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此般有过之无不及的理想煽动下，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都陆续加入，各司其职。胡适不仅自己参加，把儿子胡祖望也捎上，一起做起教员。

　　“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

　　“到民间去”是民国初期知识分子间的一个流行话语，晏阳初当年把它发挥到极致。晏阳初认识到，平教重点应该转向农村。河北定县—当时离北京一天路程的偏僻贫困县—成为他选择的第一个平民教育实验基地。

　　“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初到定县的晏阳初，仿佛回到了当年姚牧师的身边，他想起那句“基督必先中国化，而后方能化中国”，一边满腔热忱地入戏乡村，一边如传教士虔诚布道般，鼓动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们“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一张黑白照片上，定格了当年晏阳初在定县最典型的形象：一条土路上，身穿粗布大褂的晏阳初，骑着毛驴，回头微笑，风正吹，沙土扬起一片。这是一个叫甘博的美国人拍下的，他是对中国平教运动感兴趣的社会学者，也是晏阳初的好朋友。他的镜头下，记录下了当时一起骑毛驴的各路人马：在科举考场上取得功名的人，国立大学教授，前国会议员，众多留美、留德、留日的海外归来的理学博士、医学博士……在定县飞沙走石的土路上奔波，景致赛过众仙过海。

　　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曾回忆，父亲那时看上去跟乡里人差不太多，整日身穿土褂头扣毡帽，骑着毛驴，走街串巷。田间地头，不抽烟的父亲，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赞“味道不错”。母亲是中荷混血，在美国长大，父母交流惯为英语，可父亲仍能分得清定县东溜和西溜方言的差别，拽着乡音教乡亲们识字、聊天。家里往来的都是些大教育家，包括张伯苓在内，那时看上去都有了乡里人的“潜在力”。那么多留洋博士，都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与高官厚禄，深入到各种穷乡僻壤，义无反顾地大搞平教。这种运动，是空前的，也是革命的。

　　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患有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养起人们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含及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最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农业技术改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民谣演唱等—难以想象，80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在当时拍摄下来的影像资料中，看到大多数乡村竟真的搭建有露天舞台，而北平上海的戏剧家们，也前所未有地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起为定县量身定制的科学短剧。据说那时，定县的村民也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称为“有教育的人”、“读书识字的人”。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访定县，耳闻所及之后，他在记录中写道：“我在定县，发现了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1929年到1931年，先后有近百位知识分子举家搬到定县。“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晏阳初曾这样注解走进民间的真实意图。1930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晏阳初写到：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与他们的家属居住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将近200人的平民教育社会（后来的数据统计，最多时知识分子聚集的人数超过500人）我们所做的工作，给“回到人民中去”这句话注入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当时，对晏阳初发起的“博士下乡”、“博士骑驴搞平教”运动，有专家称：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彼时，在定县以外的很多地方，也兴起了形式多样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在江苏南京开展教育实验，卢作孚在重庆亦开展平教活动……

　　1934年，曾有一本英文版的《定县实验》在海外广为流传，晏阳初的思想和实验在那时便广泛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世界。事后多年，境外媒体在描述这段矿藏开发成绩时称：在这平民教育制度下，二百万中国人已经学会读和写本国文字，晏君实是世界文化中一有效能的力量。

　　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在美国纽约，晏阳初曾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面对乡村建设的疑问，他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这一发问正是晏阳初70年实践经验中一直坚守的天问。当年，他和平教会同仁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待10年；随即又前往湖南、四川农村，又是十几年；此后抵达台湾，再到国外，从美国走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晏阳初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从未停止推广其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念。他没有派别、没有主义、没有枪炮、没有阶级，只有他的《平民千字课》和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第五大）的呼吁，他始终为平民运动站在第一线。

　　1949年到台湾时，晏阳初虽然“只待了短短一个礼拜”，当年在定县和四川的乡村建设经验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日后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

　　从台湾到了纽约，他巧妙地直接把中国乡村改造计划上书至杜鲁门办公室。意外得到难以置信的答复：“这是一项悬在国会的议案，叫做‘1948年援助中国经济’，其总额为2.75亿美元。我准备建议所有这些钱都用于你的这个计划。”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叫“晏阳初条款”的议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外籍人士促使国会通过一个拨款条款。

　　1950年之后，晏阳初开始把实验视线投向更多需要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的他，以菲律宾为基地，为泰国、日本、印度、印尼，非洲的加纳，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等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在与晏阳初的访谈中，赛珍珠高度赞扬了“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在晏阳初身上的完美结合”。由于在印度进行的乡村工作成绩，晏阳初被称为“中国的圣雄甘地”。面对各种荣誉和称号，晏阳初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这些访谈后来被赛珍珠写成一本书，叫《告语人民》，传播于海外。

　　面对乡村，晏阳初一埋头便用尽70年，再抬头时已人近黄昏。

　　写下《九十自述》时，他还记得80年代重返定县的情形：那里已更名定州，乡建繁盛。即便如此，面对大多陌生的村民，他用高音喇叭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89年，纽约，晏阳初99岁生日，布什总统在给他的生日贺辞中写道：“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更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1990年，晏阳初在美国离世。

　　而他关于“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的发问，在今天还在追问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