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l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l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吴是32岁，另外同是我室友的“二老吴”，乃至班长老贺、高考状元王友琴，大致都和他是同龄人。他和这几个同学，基本是平等相处，不会摆老师的架子。对我们全班，他也明言：“我作为班主任，职责就是上传下达。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上面有什么事情，也通过我向你们传达一下。除此以外，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不必管。你们都是大人了，应该能自己管理自己。”可见，比起那些动不动就政治学习的大学，我们是够逍遥的了。这种环境虽然离西方大学中那种学生自治还差很远，但就中国的大学而言，北大学生大概是最有自主权利的。

　　另一点就是文科课松，比较好混。我这个“逃课大王”，自然也比较容易生存。如果换在清华，我的大学时代肯定就是另外一种过法了。我本来是按自己的第一志愿上了中文系文学专业，但一年后就转念想学历史。再后来，则开始挑战整个专业教育的概念，宣布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

　　达成这样的认识，是源于自己对教育哲学不断的思考。当过了高考关、进了大学门后，我对自己最大的庆贺是：此生不必再为考试而读书、不必再为别人而读书了!以后读书，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可是，读了一年多，发现即使在北大也并非如此，必须对付许多自己觉得很无聊的课。而自己真正想学的东西，又没有机会去学。为什么“自由教育”并不自由呢?我开始对这种教育背后的哲学进行思索。

　　我的发现是：即使在最开明的北大，教育还是追求专业的目标。各系老师对教育都有一套见解，许多见解在当时还是很与众不同的。但是，他们的这些见解，基本是以本专业为中心。再往深一想，追求这种专业目标就不可避免地使教育偏离了人的目标。我渐渐发展出这么一套理论：专业教育就是对人的奴役。比如，政府中的官僚决定国家需要100名计算机人才，50名笔杆子，于是就在计算机系招100人，在文学专业招50人。这些人的培养目标，全是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只懂得上面让你做的那点事情，甚至只对上面需要你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你越接受这样的教育，就越丧失了自我。最后，“理想”的计算机人才，几乎就变成了一台计算机，别人给他输入什么程序他就按什么运行，不懂得喜悦，不懂得哭泣。搞文学的本质上也是一样的。上面需要表达某种情感，他们就被训练出来去书写这种情感。最可笑的事情还是指导我毕业论文的陈贻?教授告诉我的。他说，一位搞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其实根本读不出哪首古诗好来。我问他你怎么说某首诗好，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懂，这是何其芳同志告诉我的。”他把几首诗拿到“何其芳同志”那里请示过，获得首肯，自己回来就思想性、艺术性地写出许多论文来，现在也算是这行里的权威了。而这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文学这种最个人、最需要自由的东西，居然也被套在计划的体制中而非人性化了。

　　我自以为看透了这些，发誓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

　　自己拥有着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学就是追寻我心灵的声音，而非国家意志。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的自我认同，然后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系和学科的限制，在全北大自由选课。后来还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教育哲学》，上面赫然写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我当时兴奋得几乎叫出来：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标吗?! “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be 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们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经验，“成为自己”实在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在毛泽东、周恩来逝世时，大家都哭，你哭不出来就心理害怕、自卑，于是真心诚意地努力去哭。在这种压力下，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己（作者的亲身经历――编者注）。我现在48岁，生活在自由社会，但回顾38岁时的许多情感，也经常会发现那些情感有时不是自己的，而是顺应社会、同伴的压力去感受。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把人给异化了，让人迷失了什么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则是要把这种丧失的自我找回来。

　　应该说，松松散散的北大，在当时为我追寻这样的教育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