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理性之“真”、人文关怀之“善”、和谐精神之“美”三位一体打造的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理想状态。
国有国之精神，民有民之精神，大学有大学之精神，一流的大学更是必有一流的大学精神。今日，中国正面临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大学精神的建构也已经成为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核心诉求。积极、健康的大学精神会引导大学走向良性发展之途，而衰微、消极的大学精神会导致大学异化，甚至成为悖论性的存在。国内关于大学精神的理论探讨滥觞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所研成果而言，有的从西方传统视域进行大学精神的理论推介和评述，有的从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大学精神进行现实考量。为了更深入地促进东西方大学精神的对话与交流，实现东西方大学精神研究的互利与融合，本文拟从具有始源性意义的古希腊“理念”出发对中国大学精神进行反思和追问，以期在中西对话中走进本土的理论路径，为中国大学精神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意义注脚。
一、 真善美：古希腊的育人理念
谈及大学精神，它应该根植于大学理念之中。“理念”是发端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范畴，是指事物最本真、最完美、最完善的本质，是事物共有的始源性特征的基本规定。大学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场所，有着“模铸整全的人”的使命，与此相对应，其理念即是对人之为人最本真、最完美、最完善的本质概括，是人所共有的始源性特征的基本规定。作为人之培养的本质和共性的规定，大学理念是大学“应然”状态的追求；作为人之培养的基本逻辑及其存在的现实理由，大学精神是大学“实然”状态的表达。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理念的“摹仿”和“分有”，是大学理念的现实延伸和投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大学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就本文所聚焦的古希腊的“理念”而言，它从本质原初的角度认识、分析和探究人之为人的问题，注重人类知识、道德、审美的教化和培养，致力于人类心灵的关切、灵魂的塑造以及健全、独立、自由精神的培养。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最终确立了求真、向善、臻美的普遍性原则。历史地看，古希腊的“理念”初衷是解决雅典的城邦危机，是为了“实现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但在这一过程中，其关于人之培养的理念也逐渐成为大学理念锻造的主要元素。求真，向善，臻美，这种普遍性原则使得希腊的“理念”不仅属于西方大学理念的承续传统，而且成为型塑世界大学精神的观念力量，从而对后世大学理念与精神的锻造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下文将从古希腊真、善、美之理念切入探讨从大学理念到大学精神的建构问题。
二、真的理念：科学精神的彰显
古希腊的“理念”首先是关于“真”的表达，“真”是事物的最基本规定，也是构成其本质的第一个维度。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始源性的理念世界，它“在本质上是稳定的和透明的”“理念世界和数学世界一样，由相互保持明确关系的各种本质所构成”。柏拉图指出，理念世界是按照其自身规律即“逻各斯”运转的，“逻各斯”才是世界的真正本体，它按照一定的目的，井然有序地、能动地推动着世界万物。在这里，“逻各斯”就被引申为客观因果性，即“科学规律”，它成为某种建构智慧的方式，内蕴着“真”的规定。正是因为有了“真”的规定，事物才成为其自身，才被赋予有别于他事物的基本规定。
“真”是关于理念世界的规定，而理念世界存在于彼界，此界中的人如何能够通达“真”的理念呢？柏拉图指出：“只有精神才能感知到的彼界与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之间有着绝对的鸿沟。”漫长而严格的教育是人们从此界转入彼界的唯一途径。藉此，柏拉图在雅典创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即著名的柏拉图学园。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世界是感性世界的“范型”，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和“分有”，正因为如此，感性世界中也包含着一些不完全的真理。“不管它会怎样流动、模糊、不确定，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法则，比如，因果规律或共生规律，科学定律”。通过大学教育，我们可以让“真”的理念降回到感性世界中来。由此，通过对感性世界的探求，我们就可以获得“真”的理念。而追求“真”也正是柏拉图学园的首要的基本教育理念，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它也逐渐成为后世大学精神的第一个标准“范型”。
“真”乃大学精神之始，而我们所讨论的大学“求真”理念已经内蕴着大学的“求真”精神了。可以说，有了“真”的大学理念，才会有求真的大学精神。后世的求真的大学精神多是对古希腊“真”的大学理念的传承和“分有”。譬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人类的科技活动塑造和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凸显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在此种语境下，求真的大学精神就展现为科学精神的诉求。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是什么”和“为什么”是其永恒的诉求，具体外化为客观、求实和无私利的科学品格。大学是进行审慎的科学研究、向社会输送科学人才的重要基地，求真的科学精神的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21世纪的大学必须坚守科学理性这一崇高的精神气质。而科学精神的践履需要以下三点支撑：
其一，科学精神要以工具理性为依托。工具理性表现为对效率的追逐和对科学技术的肯定，甚至已经成为科学技术的同义语。工具理性的彰显正是科学技术全面合理化的一个决定性智力前提。培根指出，科学技术所引发的世界面貌的深刻变革以及人本身的巨大改变，是以往其他任何力量都不能比拟的，在所有的能为人类造福的财富中，能够改善人类生活的新技术、新贡献和新发明是最伟大的。科学精神只有依托工具理性才能开启效用之门，才能发挥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作用。
其二，科学精神要以自由意志为根基。科学精神只能生发于自由的情境中。不在自由这一语境下谈科学精神，往往流于空谈，倘若大学没有了自由意志，科学精神便失去了家园。自由的科学精神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指大学环境的自由。探寻真知必须在自由的场景中展开，这样，思想才是自由的，学术研究才是自由的。正如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其二指科学应成为大学人的自由意志。精神就是一种自觉的意志，“所谓弘扬科学精神，就是想让科学成为我们自觉的意志，使我们能够做到碰到任何事情都本能地用科学的方式解决”。即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都置于科学的框架下。
其三，科学精神以理性批判为动力。大学教育本质上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学生在自由境遇中，通过教师的外在启发可以获得内在的自由，而自由的路径必然导向批判和创新。由此可见，理性批判是自由的科学精神的题中之义，是包裹在科学精神最深处的核心意义。大学从来就是探求新知识的殿堂，学术研究的本质就是对旧的知识体系的质疑和批判，如此，才能探索未知，进而实现创新和超越。此外，从根本上来说，大学也是孕育理想与传承文化的场所，不论是理想的孕育还是文化的薪火相传，都需要批判精神作为动力支撑。没有超越，传承就会变得守旧和僵化；没有批判，理想也会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维度。正是教学与研究中的理性批判，才能使得大学学术真正具有价值，科学精神也最终能够落到了实处。
三、善的理念：人文精神的重塑
古希腊的“理念”还有关于“善”的表达，“善”是事物的最高规定，也是构成其本质的第二个维度。理念世界中有很多种理念，但它们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不同的理念由其不同的意义决定其高低次序，犹如金字塔的结构，越接近“善”的理念其地位越高。最高等级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柏拉图也称其为善本身。善本身在理念的世界里如同太阳在感性世界里一样，它照亮了其他所有理念，善本身也因此成为其他理念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善本身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维度的根本原因，即善本身才是真正的知识的载者。智者学派所宣扬的工具性知识是与人本身及其真实的生活世界相分离的知识，无法与“善”相契合，不是真正的知识。唯有“善”的内在性可以充分展现为人的本性，唯有“善”能够成为真正的、符合人性的正义知识的源泉。在这里，柏拉图把至善和人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并坚持认为：唯有始终秉持“善”之理念，才能获得属人的真知。
在柏拉图那里，“善”的理念是一切真知的源泉和始基。那么，大学作为发现、求索、传播知识的场域，也应该坚守“善”之理念，如此，才能保证大学人所获得的一切知识都是向善和为善的，能够最终给人带来福祉，才能保证大学里培养的学生成为有德行的人，可以将善的知识应用于善的目的。正是“善”的理念赋予知识以及习得知识的人以正义的根本价值取向。这样，就能确保大学教育成为一项合乎道德规定的活动。柏拉图学园正是围绕“善”的理念对哲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不同领域展开研究，其基本宗旨就是传授真知、为社会培养有德行的精英人才。中国古代的大学同样以“善”为道。《大学》中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道的形而上之意即为逻各斯或理念。可见，西方古代大学和中国古代大学的共同旨趣都是对“善”的追求，都以“善”为其终极教育理念。
有了“善”的大学理念，才会有求善的大学精神。“善”的大学精神要为“真”的大学精神引领方向。现代社会中，求善的大学精神展现为人文精神的诉求。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精神的觉醒为科学技术及社会的全面进步开辟了道路。但事情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几乎成了现代人的宿命。随着19世纪实证科学的泛化及两次工业革命的展开，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它的威力冲淡了人的道德意识，人们把对“利”的追求看成是充分合理的行为。利益驱动原则改变了人们生活基本逻辑和社会价值的基本趋向，造成社会的畸形化与人的精神维度的缺失，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现代人彻底失去了精神居所。技术时代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时代，人类的命运高度依赖于人文精神的救赎。据此，我们亟待返身大学这个为社会育人的场所，重塑大学精神中的人文向度。正如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所指出：“大学是社会的道德灵魂。”爱因斯坦也很早就洞见到这一点，他在1931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演讲中提到：“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人文精神的重构需要以下三点支撑：
其一，人文精神以价值理性为载体。价值理性代表人对意义的追求及价值的肯定，它对人的行动具有导向作用，看护着人类的“心灵之命”，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与批判。卢梭曾在1750年荻戎学院举行的以“艺术与科学是否有益于人类”为题的征文竞赛获奖。他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知识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非自然的欲求，以致使人沦为欲望的奴隶。在卢梭看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脱离了原始的“自然状态”，同时也使人脱离了原初的“善”，而进入“恶”的“文明时代”。“自从学者在我们中间开始出现以后，好人就不见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及教育家亚斯贝尔斯指出，科学技术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精神的没落，它已经被物性世界吞噬了，精神已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技术实体造成人类历史的可怕中断，尽管我们置身其中，其最终结果是任何想象都无法预料的，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机械化和技术化”。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及人文精神的源头，以学术研究为路径，以价值理性精神为依托，展开对现代科技的理性批判，就能够重塑大学的人文精神以压制
工具理性的扩张。
其二，人文精神要以契约精神为尺度。契约这一概念发端于古希腊，指商品交换双方共同约定和遵守的规则。中世纪，契约被赋予道德意蕴，遵守契约上升为一种良知和德性，成为人向上帝赎罪的信念。近现代，启蒙哲学家以契约精神为尺度建构人文价值体系，进而，契约精神成为人的自由精神的价值规尺。于是契约就成为人文精神的合理根据，成为人文精神的合法基础，成为人文精神的边界和限度。因此，我们也要把契约精神看成是现代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契约精神凸显大学人对自由的深刻领悟，对社会正义的认同，对社会规范的尊重，遵守契约是大学人最基本的美德。我们要把契约精神融入基本治校理念中，融入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这样，人文精神才能以合理化的形象理性地复归。
其三，人文精神要以宽容为情境。只有在宽容的语境中，人文精神才能在大学人之间传递，才能在不同主体间生发，才能实现与“他者”的共在。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而客观世界的存在方式是多元、多维、复杂的，并且总处在流动、变化之中。有鉴于此，学术研究必须立足于多学科、多角度、多维度思考，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揭示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及变化规律。因此，大学应该打破封闭保守的樊篱，能够兼容不同的思想、学派、价值观以及各具特色、各有专长的学术人才，大学应该是宽容、开放的、交叉的场域。大学之大，不仅在于其规模大、人数多，更在于其大度能容的大学精神。正如蔡元培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的宽容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允许失败；二是要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和争鸣。
四、美的理念：和谐精神的建构
“美”的理念同样发端于古希腊。如前所述，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的本质就是逻各斯，就是规则或秩序。“美”的理念就源自于规则或秩序，它先在地包含在逻各斯框架内，是人对规则的一种愉悦的知觉方式，也是人的永恒的精神诉求。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数的有规则排列或比例关系就生成了美，秩序和匀称是美的，无序和不匀称是丑的。他还特别欣赏音乐之美，认为正是各个音符之间一定的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建构了音乐之美。亚里土多德进一步指出，“美”是“真”与“善”的统一整体，既表现为形式方面的规则或秩序，又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一致。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传统，他非常看重数对逻各斯的建构意义，并且认为，数是由感性世界通达理念世界的唯一阶梯，据此，他同样认为美生成于某种有秩序的排列或比例关系。
在柏拉图设计的教育方案中，体现着对“美”的理念的执着追求。柏拉图特别重视数学教育。在他看来，数学不仅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并且，学好数学，才能通达理念世界，才能真正触及和领悟到美本身，即“美”的理念。唯有领悟到了美本身，才具备了可见世界中的审美情趣，才能懂得尊重生命之美，欣赏自然之美，感受生活之美，进而才能把美的感受与他者“分有”。柏拉图还特别重视音乐和体育教育，音乐教育能让人心灵协调统一，培育心灵之美；体育教育能让人身体动作协调一致，培育身体之美。两种教育必须共同发展，不可厚此薄彼，这样，才能够保持和促进人的身体和心灵张弛得宜配合适当。可见，在柏拉图看来，大学就是美的使者和“唯美主义”者的化身，它肩负着传播“美”之理念的崇高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应该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保持身体和心灵协调之美，身心健康，如此，才具备了明辨善恶美丑的基本判断能力。
有了“美”的大学理念，就会有求美的大学精神。“美”的大学精神表现为在“真”的大学精神与“善”的大学精神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现代社会中，求美的大学精神展现为和谐精神的建构，即是说，要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契合。自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论题以来，和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话语。大学精神应该彰显这个时代的主旨。第十五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上，党中央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要求。有鉴于此，我们要以和谐的大学精神引领和谐校园的建设，进而引领和谐社会的建构，反过来，大学精神也正是通过和谐校园的建设得以彰显。所谓和谐校园， 指的就是大学的运行要有秩序，要符合规则，各要素之间要保持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之间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交往。和谐精神的建构需要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找到恰当的接合点。具体而言，和谐精神的建构需要以下三点支撑：
其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一。理性的发展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其中既包括工具理性又包括价值理性。同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也是人类理性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给价值理性带来的是现实支撑，二者即相对立，又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此消彼长，共同维护人类理性的完整与和谐。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的凸显与价值理性的疏离势必会造成大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失谐和错位，必然导致大学精神的异化，必然导致大学人人格发展的异化，进而导致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而解决办法就是重新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重塑价值理性以压制工具理性的扩张。如此，才能保障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共生。
其二，自由精神与契约精神合一。因对立达成和谐，在不同中得到统一，是事物存在的本性，也是逻各斯的规定。从根本上讲，自由精神与契约精神是对立的，但正因为对立才有达成和谐的可能和根据。大学精神是自由的，但一切的自由都是有边界和限度的，过度的自由会导致学术异化，最终剥夺其他人追求自由的权利，没有无规范的自由；大学又要讲求契约精神，但过度的规范和限制又是对自由的桎梏，对科学精神的扼杀，也没有无自由的契约。二者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学术研究的失范。因此，我们要不断协调二者的关系，实现自由精神与契约精神的理想整合，我们既要保持学术研究的自由探索，又要维护契约的神圣和尊严。
其三，批判与宽容合一。批判是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但学术批判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要通过理性批判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揭示真理。因此，理性批判更需要宽容的大学精神为其搭建平台、开拓道路。大学校园既要有学术批判又要允许不同学术观点共存。只批判不宽容就会引发学术的专制和霸权；只宽容不批判就会使各学术主体各自为政、画地为牢，就不会有学科的实质性发展和进步。因此，在大学的学术争鸣中，应该正视和承认不同主体间的差异，并尊重不同主体各自的身份、地位、专业、个性。强势主体不能以专家、权威身份而强人从己，弱势主体也不能因为从属地位而屈己从人，如此，才能实现各主体间及各学科共同体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避免学术交往的异化。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指出，大学“是个体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领地”。
当一个民族摆脱蒙昧，踏上文明的阶梯，文化传承便成为先进与落后的分水岭。而大学就是人类文化的传承者，大学精神就是文化精神的时代标志和集中展现，可见，培育大学精神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前提。大学精神内在表现为真、善、美三位一体的理想精神气质，外在则表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一致，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并且，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大学就能彰显“和谐”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才能为社会输送人格健全、理性与专业和谐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全面彰显真、善、美的价值理念，才能以理性、智慧为工具剖析社会、批判社会、构建社会。
以科学理性之“真”、人文关怀之“善”、和谐精神之“美”三位一体打造的大学精神自然是大学发展的理想状态，然而在商业大潮汹涌与诱惑无处不在的现代社会，大学发展却在某种程度上走入歧途，甚至违背了大学精神的基本原则。首先，自古希腊以来诸多先哲一直强调的科研求“真”意识，那种舍生命求真理的求知精神在当今的大学教育中日渐淡薄。对于学生来说，大学不是研究学问、叩问真理的神圣殿堂，而是一个“考证”的短暂寓所，缺乏学术研究的兴趣。对某些老师来说，做学术只是为稻粱谋，是一种升迁或者改变自己生活待遇的方式。学术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信仰，一种终极的目标，而是一种手段，学术的严肃性、神圣性日益受到挑战。学术缺乏了应有的崇高感与社会责任意识，沦为了某种“诡辩”，真理变成“儿戏”。当今高校屡屡发生的学术腐败事件，根本原因即在于研究者自身对学术之“真”缺乏敬畏。
其次，大学精神之“善”即其人文精神在商品化的大潮冲击之下也显得不堪一击。人文精神的衰落表现之一是大学向“钱”看，很多大学片面强调大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放弃曾经清高的立场，以教育产业化、经济化为指导，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市场合作，以校办工厂、校企合作、开设函授夜班等贩卖文凭的“学店”等方式，追求教育的经济利润。表现之二是大学向“官”靠，将学校完全当成具有政府职能的官僚机构，形成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制度，学校日益官僚化，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五四”时蔡元培在北大创立的民主治校、“教授治校”的理想模式在当今的大学里已经难觅踪影，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了。大学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最后防线，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代表，当大学不再是最后一方净土而完全被同化为“小社会”时；当大学不再坚守自己的人文关怀而向“钱”看、向“官”靠时，大学教育就是危险与可悲的。
最后，现在的大学教育也失去了和谐之“美”。在学术之“真”与人文关怀之“善”逐渐淡薄的当下，和谐之“美”也就无从谈起。现在的大学，不再是长幼有序、师生教学相长、没有冲突一片祥和的和谐净土，大到学校资源配置、学科设置问题，小到教师待遇、学生管理问题，都潜藏着诸多不和谐的音符。
指出当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对未来大学的发展失去信心，更不代表真善美的大学精神已经失去市场。相反，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要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为旗帜，重新发扬大学精神。而这，也正是笔者之所以从始源性意义的古希腊“理念”出发对中国大学精神进行反思和追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