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教育的信仰

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一般人以为教育只是技能的事。有了办事才能,便可以做校长,有了教授才能,便可以做教师;至其为人到底如何,却以为无关得失,可以存而不论。在这种情形之下,做校长的至多是办事严明,会计不乱,再请几位长于讲解的教师,便可邀誉一时了。做教师的呢,只要多少有相当的根柢,加以辩论的口才,也便可邀誉一时了。这还是上等教育人才。等而下之,那些蝇营狗苟,谄媚官绅者流,也未尝不可以做校长!那些凭借官绅势力,不学无术的鄙夫,也未尝不可以做教师!——这班人在五四运动以后,迎受“新潮”,又加添了一副逢迎学生的手段。于是上下其手,倒也可以固位,以达他们“有饭大家吃”的目的!读者或者觉得我说的太过,其实决不会的;就以文明的浙江而论,内地里尽多这种情形呢!

  至于教育行政人员,那就连技能和才干都在可有可无之列了。只要有援引的亲朋,应酬的工夫,乃至钻营的伎俩,那就厅长也行,科长也行,科员也行;懂得教育——更不用说有研究了——与否,原是不必论的!至于提倡士气,以身作则,那更非所论于这班征逐酒食的群公了!他们只知道趋炎附势,送旧迎新罢了!如此而言教育,怎样会有进步?

  但教育行政人员多少总是官僚;官僚原是又圆滑又懒惰的东西,我们本不能属望太奢的。教育的责任,十有八九究竟应该由校长教师们担负的。但现在的校长教师们究竟怎样尽他们的责任呢?让我就浙江说罢,让我就浙江的内地说罢。

  那校长一职,实在是一个缺!得了这个缺时,亲戚朋友的致贺,饯行,正和送一个新官上任一般。这是我在杭州常常目睹的。一般人看校长确和教师不同。我有一次偶然做了一个中学的教务主任,家里人写信给我说,你升了级了。照这样算来,校长竟比教员升了两级了;无怪乎一般校长都将校长当“三等县知事”做了!无怪校长公司(是杭州某团体的雅号)诸公千方百计的去谋校长做了!这样的校长,受命之后,先务之急是“串门子”;凡是学校所在地的议员,绅士,在省里的,必得去登门拜访一番,以表示他的敬意;然后才敢上任。上任后第一是安插几个必要的私人和上峰、绅士所荐的人;第二是向什么大学里请一两个毕业生,装装门面,新新耳目;第三是算账,看看出入如何——一般的校长特别注意这件事;第四才是例行公事,所谓教育了!这是经始的时候如此,至于平常日子,校长除了“教育”以外,也还有他的重大的事,便是应酬官绅和迎送客人!有一个地方的校长,因该地绅士有甲乙两派,互相水火,校长决不能有畸轻畸重之嫌;于是费尽心机,想出一条妙计,每星期请一次客,甲乙派轮流着。这样,两派都不得罪了。这就是他的教育宗旨了!,这层办妥帖了,校里的事自然便能为所欲为了!名利双收,全靠这种应酬的本领呢。但“五四”以后,学生也常会蹈瑕抵隙的和校长捣乱;这也很厉害的!校长却也有他的妙法,便是笼络各个首领,优加礼遇,以种种手段诱惑他们,使为己用!也有假手于教师的。各样情形,不实不尽!总之,教育是到“兽之国”里去了!

  至于教师们尽他们责任的方法,第一是在于植党。植了党便可把持,操纵了。这种教师大约总有靠山——地方势力;凭了靠山,便可援引同类。有了同类,一面便可挟制校长,一面便可招徕学生;而招徕学生,更为他们的切要之图!他们的手段,说来令人惊叹!在招考的时候,他们便多方请托,多取自己同乡(同县),乃至亲戚故旧之子弟,俾将来可以调动裕如。至于平日呢,或诱学生以酒食,或诱学生以金钱,或诱学生以分数,尤其是无微不至!我知道有一个学校的教师,他每星期必请学生吃一次,香烟,瓜子而外,还有一桌一元钱的和菜,这种惠而不费的办法,竟可收着指挥如意的效果呢!可怜一班心胸坦白的青年只因见识短浅,定力缺乏,遂致为人犬马而不自知,真是怅惋了!金钱诱惑,比较少些;因为究竟太明显了,不敢明目张胆的做去。有用此法的,也只借借贷为名。分数的诱惑行之最易,因为这是教师们高下随心的,而且是不必破费一钱的。但太容易了,诱惑的力量反倒少了。——用了这种种手段,教师们植党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他们正如军阀一般,也可拥“学生军”以自卫了!于是威吓校长,排除异己,皆可如意而行;甚至掀起惊人的学潮,给予重大的牺牲于学校与学生!——而他们仍扬扬无恙。他们的教育的全过程,如是如是!

  在这种教育现状里,在实施这种教育的学校里,校长与教师间,教职员与学生间,一般的关系又如何呢?这可以一言蔽之,就是“待遇异等”!有操纵的实力的教师与有教授的实力的教师,校长前程有关欲相倚重,自然特别看待;其余却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虽是可有可无,在校长却也不无有用。别人送十二月薪俸,这类人不妨和他们说明,少送一个月或两个月;别人照关约所定数目送薪,这类人有时不妨打个扣头——若反抗时,下学期可以请他走路!这些油,不用说都是校长来揩了;岂不是“有用”么?至于教师与教师之间,当然也无善状可言。他们决不读书,更无研究,课余之暇,中有嫖嫖,赌赌,吃吃,以遣时日,在内地里,教师们的嫖赌,是没有什么的;他们更可猖狂无忌了。此外还有讨小老婆,也是近来教师们常有的事。再说教师之于学生,往往依年级为宽严,视势力为厚薄。四年级学生,相待最是客气,三年级就差了,二年级一年级更差了!一班之中,会捣乱的,会说话的,常能得教师的青睐,遇事总让他三分!这种种情形,我想可以称为“阶级教育”罢!

  以上所述的现象,都因一般教育者将教育看做一种手段,而不看做目的,所以一糟至此!校长教师们既将教育看做权势和金钱的阶梯,学生们自然也将教育看做取得资格的阶梯;于是彼此都披了“教育”的皮,在变自己的戏法!戏法变得无论巧妙与笨拙,教育的价值却已丝毫不存在!教育的价值是在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已成了老生常谈了。但要认真培养起来,那却谈何容易!第一教育者先须有“培养”的心,坦白的,正直的,温热的,忠于后一代的心!有了“培养”的心,才说得到“培养”的方法。像以上所说的校长教师们,他们口头上虽也有健全的人格,但心里绝没有健全的人格的影子!他们所有的,只是政客的纵横捭阖的心!如何利用别人,如何愚弄别人,是他们根本的态度!他们以教育为手段,同时也以别人为手段。以“人”为手段,实在最可恶!无论当做杀人的长刀,无论当做护身的藤牌,总之只是一件“东西”而已!这样,根本上取消了别人与自己对等的人格!而自己的人格,因此也受了损伤;看别人是东西,他的人格便已不健全了!再进一步说,他自己的人格也只作为权势与金钱的手段罢了!所以就“人格”而论,就“健全的人格”而论,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结果是两败俱伤!康德说得好,人总须彼此以“目的”相待,不可相视作“手段”;他希望将来的社会是一个“目的国”。我想至少学校是“目的国”,才有真教育可言!

  不足与言教育的,我们内地里有些校长与教师,我们真也不能与言,不必与言了。但前文所谓上等教育人才的,又如何呢?我意现在有许多号称贤明的校长教师,都可列在这一等内。他们心目中的教育,可以三语括之:课功,任法,尚严。课功是指注重事功而言。如设备求其完善,学业成绩求其优良,毕业生愿升学与能升学(能考入大学专门)的,求其多,体育成绩于求优良之外,更求其能胜人:都是所谓课功。事功昭著于社会,教育者之责便已尽了。因为要课功,便须讲效率,便不得不有种种法则以督促之。法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于是必假之以权威。权威有鞭策之功;于是愈用愈爱用,而法则便成了迷信了!在任权信法的环境中,尚严是当然的。因为尚严,所以要求整齐划一;无论求学行事,无论大小,差不多都有一个定格,让学生们钻了进去。江苏有一个学校,乃至连学生剪发的事都加规定;他们只许剪平顶,不许剪他种样子,以表示朴实的校风。抱以上这三种见解而从事于教育的人,我也遇过几个。他们有热心与毅力,的确将教育看做一件正正经经的事去办,的确将教育看做一种目的。他们的功绩,的确也不错。我们邻省的教育者,有许多是这种人。但我总觉他们太重功利了,教育被压在沉重的功利下面,不免有了偏枯的颜色。我总觉得“为学”与“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现在一般号称贤明的教育者,却因为求功利的缘故,太重视学业这一面了,便忽略了那一面;于是便成了跛的教育了。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正如跛的人不能行远一样。功利是好的,但是我们总该还有超乎功利以上的事,这便是要做一个堂堂的人!学生们入学校,一面固是“求学”,一面也是学做人。一般人似未知此义,他们只晓得学生应该“求学”罢了!这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误会,而在教育者,尤其如是。一般教育者都承认学生的知识是不完足的,但很少的人知道学生的品格也是不完足的。其实“完人”是没有的;所谓“不完足”,指学生尚在“塑造期”(Plastic),无一定品格而言;——只是比较的说法。他们说到学生品性不好的时候,总是特别摇头叹气,仿佛这是不应有的事,而且是无法想的事。其实这与学业上的低能一样,正是教育的题中常有的文章;若低能可以设法辅导,这也可以设法辅导的,何用特别摇头叹气呢?要晓得不完足才需来学,若完足了,又何必来受教育呢?学生们既要学做人,你却单给以知识,变成了“教”而不“育”,这自然觉得偏枯了。为学生个人的与眼前浮面的功利计,这原未尝不可,但为我们后一代的发荣滋长计,这却不行了。机械的得着知识,又机械的运用知识的人,人格上没有深厚的根基,只随着机会和环境的支使的人,他们的人生的理想是很模糊的,他们的努力是盲目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们只能乱转一回,不能向前进行;发荣滋长,如何说得到呢?“做人”是要逐渐培养的,不是可以按钟点教授的。所谓“不言之教”“无声之诲”,便是说的这种培养的功夫。要从事于此,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的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以上。所谓超乎功利以上,就是说,不但要做一个能干的,有用的人,并且要做一个正直的,坦白的,敢作敢为的人!——教育者有了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够潜移默化,“如时雨化之”了;这其间也并无奥妙,只在日常言动间注意。但这个注意却不容易!比办事严明,讲解详晰要难得许多许多,第一先须有温热的心,能够爱人!须能爱具体的这个那个的人,不是说能爱抽象的“人”。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那时真如父子兄弟一家人,没有说不通的事;感化于是乎可言。但这样的爱是须有大力量,大气度的。正如母亲抚育子女一般,无论怎样琐屑,都要不辞劳苦的去做,无论怎样哭闹,都要能够原谅,这样,才有坚韧的爱;教育者也要能够如此任劳任怨才行!这时教育者与学生共在一个“情之流”中,自然用不着任法与尚严了。法是力量小的人用的;他们不能以全身奉献于教育,所以不能爱——于是乎只能寻着权威,暂资凭借。但权威是冷的,权威所寓的法则也是冷的;它们最容易造成虚伪与呆木的人!操行甲等而常行偷窃的学生,是各校常见的。循规蹈矩,而庸碌无用,但能做好好先生的学生,也是各校常见的。这都是任法尚严的流弊了。更有一件,权威最易造成或增加误会;它不但不能使人相亲相爱,反将使人相忌相恨!我曾见过江苏一个校长,他的热心毅力,我至今仍是佩服。但他任法尚严,却使他的热心毅力一概都埋没了!同事们说他太专,学生们说他太严;没有说他好处的!他于是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后来还起了一次风潮,要驱逐他去职!这就是权威的破坏力!我以为权威绝对用不得;法则若变成自由的契约,依共同的意志而行,那还可存;总之,最要紧的还是人,是人的心!我对于那些号称贤明的教育者所持的功利见解,不以为不好,而以为不够;我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的意思,再简单的说一说: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

  (1924年10月16日,《春晖》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