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
从晚清的学堂到民国初现代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而现代大学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了他们思想的发散场地。现代大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互动和互为依赖关系，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初也是最为高峰的展示。当留学归来的胡适借助北京大学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取得文化－文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的命运就与北京大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1921年仅有的两所国立大学为例：北京大学的4位校长依次为严复、胡仁源、蔡元培、蒋梦麟。东南大学的校长是郭秉文，校办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刘伯明。随后新起的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梅贻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无一不是在留学生手中创制而兴。可以说，现代大学的体制是西式的，置身于大学的著名学者大多也是受过西学教育的。
从大学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而这三者也都是有相对的存在指向的。前者是相对于大学存在的政治体制，后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结果。而思想的自由则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二者在西方现代大学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不言自明。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就明确指出，“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自由》，阎风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乃至于在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出现了许多非积极地社会政治介入的、自我内守的主张“消极自由”的学者。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所谓大学的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创造、学术的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一有“大师”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在欧洲近代大学兴起以后，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种理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Gentlemen”（绅士），而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Scholar”（学者）。前者以牛津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当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是依据两项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转引自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2002年第3期）。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德国以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对研究型的学者（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不断在广泛的人文和学问基础上，开拓更宽的领域，寻求新的知识，而不应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转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由于归国留学生执掌大学教育和在文化界的实际影响，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和文化界因此也就有了“通才与专家”、“绅士与学者”、“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论争。1922－1923年间，在东南大学曾就办学的目的和理想展开过讨论，并形成通才教育与专家教育的尖锐对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若仅以教育的眼光看也可以视为这一范畴。“学衡派”与胡适“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上的态度、立场的不同，实际上是“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
郑晓沧认为“Gentlemen”（绅士）相当于中国的“君子”，“Scholar”（学者）相对于中国的“士”。而张其昀在《白璧德——当代一人师》中，说“人文主义之理想为君子之风”，“人文主义为君子精神之表现”。
人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更是一种文化精英主义。在白璧德的视野里，人文主义者指的是少数的社会优秀分子。人文主义的人类之爱是同情与选择，是理智战胜感情的中庸与合度，是在规训与纪律的持平中，寻求与道德、传统和人事的和谐。它是基于君子的良心和自律，取决于人基本的善的德行。就像基督徒依赖信念，依赖一种内在的皈依状态。“道德的艰辛成为道德的标志；一种行为过程如果不是深刻的道德斗争的结果便不是好的过程”（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自律的结果是自己的灵魂永远处在磨难之中。而“学者”、“专家”乃至大到“科学主义”以及“实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和内在精神是一种行为主义的路径。即要看实践的检验和实际的效果，要求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并且是合乎数理逻辑的。
“通才”、“绅士”、“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被“学衡派”中人带到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我们可以视此为人文主义的教育。但事实上在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谁也无法忽视的现象和实际的势力，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及杜威实验主义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北京大学的两任校长蒋梦麟、胡适（又曾任中国公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河南大学校长查良钊、凌冰、邓翠英（邓还出任过厦门大学校长），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详细统计见谢长法：《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晓庄师范的陶行知，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的陈鹤琴，参与创建东南大学教育系和浙江大学教育系的郑晓沧，都出身于哥大研究院，或为哥大师范学院学生，或是杜威实验主义的门徒。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实验主义哲学家、“新教育运动”领袖杜威来华讲学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和实际影响，远比主张人文主义（保守的“东方主义”）的泰戈尔影响大。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上述杜威的中国学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中出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之争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仅当时的东南大学就存在着白璧德门徒（新人文主义）与杜威门徒（实验主义）之争。
科学的精神和求是的态度是“专家”、“学者”的立身之本。而这一点在德国的大学教育中则被神圣化。1794年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书中写到：“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进程。”他“不仅看到眼前，同时也看到将来；他不仅看到当前的立脚点，也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说，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著名讲演，影响了一代人。马克斯·韦伯强化并发展了费希特关于“学者的使命”的观点。区分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自身投入和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追求价值无涉。因为学术研究是一项纯粹的、独立的和理性的活动，是孤独状态下，痛苦和欢娱并存的心智活动。是沉思的生命同行动的生命的理性交接。唐纳德·肯尼迪说在美国，近年来，“研究几乎已经变成了学术责任的核心”。
中文系培养什么人？
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中外语言文学互通（朱光潜《文学院》，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推荐沈从文到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给文学院院长陈源（西滢）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关于大学中文系培养学生的目标：教师、作家、学者。随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学国文系应“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走向教育界的中文教师，用来传授中文知识。作家重在文学的创造。学者重在学术研究。胡适特别强调中文系的教学中不可忽视大学生中的喜欢文学创作的一批年轻作者。在此之前，胡适作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他大胆地聘请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已写过大量小说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到中国公学任讲师，主讲文学创作。沈从文认为这是胡适的“第二次尝试”（第一次是他的白话新诗《尝试集》）。胡适和沈从文此举都成功了。从此沈从文从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的讲坛，一直站稳到西南联合大学的讲坛，在西南联大，他还培养了小说家汪曾祺。
从1917年胡适进北京大学（当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诗人），到现代作家约半数以上在各类大学中文系、外文系统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地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
作为作家的胡适、周作人、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冯至、冯沅君、凌叔华、许地山、老舍、林语堂、钱钟书等在大学任教。而他们之中，自然不少人是北京大学（如俞平伯、朱自清、杨振声是“新潮社”的成员，胡适、周作人是他们的指导老师）、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如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孙大雨是“清华文学社”的成员，钱钟书也出身清华，但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冯沅君、凌叔华出身该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再在大学培养新的作家。如废名（周作人的学生）、“汉园三兄弟”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出身北京大学）、臧克家（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曾祺以及“西南联大诗人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作家辈出，相当多的人是出身大学中文系。
中文系的学术路径是什么？
在大学，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包括教学生如何去获得知识），学生学习知识，这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就是自我实现。而自由的实现是要依靠相应的文化过程。因此，费希特说：“国家是一个艺术机构，其目的是文化。文化是一种过程，凭借这一过程，人可以真正成为人，最充分地实现他自己，并且，正是这种实现才是完美的自由。”郭斌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时，在中文系课程草案中将清人姚姬传关于学问之途：义理、辞章、考据引入他自己的办学理念中。实际上，义理、辞章、考据的分野对应的是哲、文、史的格局。朱光潜主张大学中文系或国文系的学生要文史哲兼修，不必分得过细。郭斌认为义理、辞章、考据的并重，是思想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统一，是见识、才情与学问的交融。他要求中文系的学生在做学问时一定要充分把握这三者的内在理路。
如果仅从中文系的实际情况看，或者说在狭义的文学领域里，文学批评（评论）乃义理之学，要的是学理和见识。创作是辞章之学，靠的是才情。专门的文学史研究是考据之学，依靠的是知识的积累，即相应的扎实的学问基础。在中文系，这三者互重，无所谓谁长谁短。当然，若三者兼而有之，那自然是件好事，是大家、大师的风范。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文章原刊《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