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面对既要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又要坚守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的两难选择，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中，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约翰·S·布鲁贝克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大学存在的哲学基础撰写的这本《高等教育哲学》，后来被人们公认为西方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经典之作。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人们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这种文化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信仰危机，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和今日的大学，导致出现了一种大学文化缺失现象，其核心是一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突出表现是大学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因而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危机。面对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中警告世人：教育和大学“必须进行最彻底的变革和创新，以使我们目前这个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问题”。这种状况充分表明，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今日大学面临的挑战已经远远超出单纯的“高深学问”的范畴，深入到了文化和精神领域，时代强烈呼唤人们实现一次新的文化觉醒。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而又极其深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我国《易经·贲卦》中早就精辟地指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指通过人文“推行教化庶民”和“促使昌明天下”。在西方，比较经典的是英国文化学家爱德华·泰勒作出的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的界定，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后来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内容大多源自科学，但我们经过讨论，足以表明：文化并不是科学。文化的内容虽然是在科学的领域中形成的，但它并不属于科学事实，而是一种生命信念，一种赋有我们时代特征的信念”，“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这是一种狭义的文化观。经过研究，我们对“文化”一词的界定是：“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这个界定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文化首先是一种存在，文化存在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知识存在、艺术存在、制度存在和道德存在是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文化的最大特质是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像空气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意识、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有形的现实，深刻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另一方面，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种信仰或生命信念，是人类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切文化，其中包括大学文化的共同本质，是我们应当确立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哲学观。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当大学文化问题，特别是大学精神衰微现象成为当今时代关注的焦点并逐步进入到哲学领域的时候，大学文化哲学便产生了。我们认为，从“高深学问”到“大学文化”是一个质的飞跃。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一个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当今时代的强烈呼唤。
一、大学的本质及其应当承担的文化使命
大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古今中外众多教育家们对“大学是做什么的”和“什么是大学”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纽曼曾经说过“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蔡元培曾经说过“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克拉克·科尔曾经说过“大学是一个‘服务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呼吁过建立“前瞻性大学”。纽曼是在人类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理想遭到工业革命兴起的严峻挑战和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猛烈冲击的背景下为坚守亚里士多德倡导、追求的“自由教育”思想说这句话的：蔡元培是在受到洪堡思想的沐浴之后，面对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封建残余而大声疾呼的：克拉克·科尔是在美国大学已经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的新情况下，强烈呼吁将大学的功能从教学和学术研究拓展到社会服务，并由一所“巨型大学”来承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是在人们强烈呼唤“人与自然要和谐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为指导，提出大学不仅应当走出更应超越“象牙塔”，不仅服务而且应当引领社会前进。这些大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上述至理名言，都对大学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对本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变革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些至理名言并不是对大学本质的深刻揭示。
任何运动形式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本质，并从整体上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在宏观上，人类有三种基本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基本社会组织，它们的基本关系是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广而言之是经济活动，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是经济组织，主要代表是企业。治理国家和国际交往的政治活动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是政治组织，主要代表是政党和政府。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主要通过两条基本途径，一是人的生命的自然繁衍，二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从事后一项活动的主体是文化组织，主要代表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由于研究机构的人才主要来源于大学，所以，归根结底，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文化组织的主要代表是大学。由此可见，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简言之，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一切大学现象的根本出发点。由于人类这三项基本社会活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基本社会组织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所以，作为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理所当然地应当积极主动地为经济和政治发展需要服务并受其制约，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混淆这三种社会组织之间质的界限。作为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文化组织，大学应当永远坚持其应有的文化本质，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产业化，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至于人们常常把大学称之为“教育机构”或者“高等学府”，这主要反映的是大学这种文化组织的社会功能或者社会属性，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本质。
必须强调指出，作为一种知识存在，高深学问是大学存在的知识基础。因此，大学应当高度重视高深学问的传承和创新，并把它作为大学完成历史赋予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大使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但是，文化存在的核心和灵魂是一种信仰或生命信念，是人类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所在。因此，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大学应当在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的基础上，把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文明守卫、人文化成、文化引领和价值批判的重要功能作为完成历史赋予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大使命的核心和灵魂。“文明守卫”就是坚持正义、区分善恶、明辨是非和建立信念；“人文化成”就是通过人文教育“推行教化庶民”和“促进天下昌明”，“文化引领”就是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借鉴并传播先进的外来文化和创造并培育引领时代的先进文化，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价值批判”的独特功能。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守卫，“真正的人。才能养成，“引领文化”才能实现，大学才能全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大使命。
由此可见，确认“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应当在传承和创新高深学问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大学特有的文明守卫、人文化成、文化引领和价值批判的重要功能，全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大使命”，是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
二、大学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应当全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传承和创新文化的重大使命，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和高深学问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眭依凡教授在“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提出此立论理由有四：其一，大学本身就是负有选择、批判、传承和创造人类文化职能的，具有强烈的文化组织属性和特征的社会组织，此为大学之道的纲要；其二，大学原本就是文化积淀的产物，没有文化底蕴，大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其三，一所追求卓越的大学，如果缺乏卓越的大学文化，永远不可能成为卓越的大学；其四，当前大学的发展和完善有三大内部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即质量提高、文化建设、制度创新。如果说质量提高是大学的目标所在，制度创新是大学目标实现的法规保障，文化建设则是大学质量提高和制度创新不可或缺的基础。对我国现阶段而言，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尤为必要。”“大学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组织，责无旁贷地负有推进中国现今文化发展的重任”。杨福家教授在《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大学的物质存在很简单，仪器、设备、大楼等等。然而，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在我国，“大学校园文化”这个概念出现得比“大学文化”要早，人们从“大学校园文化”到“大学组织文化”再到“大学文化”，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探索和认识过程。在“大学组织文化”和“大学文化”这两个概念没有出现以前，人们对“大学校园文化”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是专指以学生的社团活动和大学自然风光为主要内涵的大学校园文化环境，广义的理解“可以见之于物质层次的校园建设、制度层次的各种管理规章，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那些无形的精神层次方面，包括学校的办学思想、道德观念、传统精神、校风学风等，这些思想文化传统正在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内在力量”。“大学组织文化”是从西方引入的一个概念。组织文化学是一门科学，运用组织文化学的观点来观察大学，人们发现，大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高深学问及其构成的学科（专业）是大学存在的知识和组织基础，有其区别于其它社会组织固有的文化个性，主要是：大学组织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的传统使命；以文化机制作为大学组织整合和运行的主导机制；大学组织特有的崇尚人文、注重理性、自由独立和厚德济世的精神传统；大学组织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追求。通过研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主要凝聚在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是一个以大学精神文化为核心和灵魂的，由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大学制度文化和大学环境文化构成的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有机的整体。其中，以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是大学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大学物质文化蕴涵在大学存在的物质形态之中，大学制度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学术价值观，大学环境文化的实质是一种文化生态。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大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既要受到教育和办学规律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又要受到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特别是一定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反作用，阻碍或推动、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大学应当成为发展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
大学的兴起带来国家的昌盛是个普遍的世界现象，无数历史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紧密相关。作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特别是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它的核心竞争力可以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以办学资源、学术实力、教育水平和服务能力为主要内涵的“办学硬实力”；另一个是以凝聚力、教育力、创造力和引领力为主要内涵的“文化软实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主要是从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蓬勃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实现，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逐渐成了第一生产力，日益成为人类征服自然、造福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近、现代大学拥有众多的优势学科和积聚了众多的权威大师，它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而且取得了众多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并且能够把科学技术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增强综合国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曾经特别关注大学的“办学硬实力”，尤其是“学术硬实力”。面对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大学的价值危机，尤其是随着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交融日益深入，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基于“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和高深学问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基本现实，主张在继续注重增强大学“办学硬实力”的基础上，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大学的“文化软实力”上，因为主要凝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大学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重点所在，更是国家“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涵和基础。
由此可见，确认“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和高深学问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主要凝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大学文化不仅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更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重点所在，是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内涵。
三、人文关怀和追求真理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永恒之魂”
教育和科学是构成大学的两个核心要素，“‘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和“‘科学为根’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是比较早地被人们认识的两种大学哲学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学存在的“根本”，确立了“大学应当始终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核心内涵。
“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自大学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教育责任是大学应当承担的永恒的第一社会责任，因此，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认知活动还是一种生命活动？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还是使人成其为“人”？这是教育哲学的核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康德关于“人是需要教育的唯一的生命”和“人只能通过教育而成其为人”的精辟论述为指导，人们认为，教育活动是从接受前人的经验开始的。在当代，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社会所要求的高级专门人才，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生命活动，“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的崇高理想，文化传承和创新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基础，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关键在于坚持“人文化成”这个教育活动的本义和“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努力做到“推行教化庶民”和“促使天下昌明”，随之大学被人们赞誉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
西方大学曾经长期处在“象牙塔”之内，远离社会从事传授知识的教学活动和纯科学研究，坚守的是古希腊以来“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理性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认识论基础，近代自然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随之，大学成了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以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学术研究功能被引人大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正式进入了大学这个知识殿堂。从此，以“求真”为本质的科学活动，具有“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双重价值，科学成了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为真理而献身”成了大学应当坚守的独立精神。自大学走出“象牙塔”融入到社会中去以后，现代社会不仅要求大学继续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实现其“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双重价值，继续坚守“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更要求大学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创造未来的新世界，直接为人类社会谋福祉。随之，现代大学成了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基地，“创造力”成了现代大学的价值所在。
现在看来，大学是一个以求真育人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求真育人”既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核心内涵，也是大学得以长存于世的独特和永恒的核心价值，基本要求是大学应当始终坚守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以“致力于照亮人性的美”的人文关怀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为核心的“永恒之魂”。这既是由教育和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决定的，也是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核心和重点。
四、和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信仰
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核心就在人，在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且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仅要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更要有富足的物质生活，高尚的精神生活必须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协调发展。马克思预言的“未来的新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这就离不开科学。科学不仅能够“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还能在认识已有世界的基础上创造未来的新世界，建设一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和谐世界。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结论：和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信仰，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人，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崇高目标是作为“个体”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作为“整体”的社会得到“富足的物质生活和高尚的精神生活协调发展”的“人文目标”，实现人类社会发展这个崇高的“人文目标”离不开“科学理性”的强力支撑，我们应当自始至终坚持“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并促使二者和谐发展。这既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所需要的，也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确立的崇高信仰。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在以农业生产方式和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里，人文学科曾经长期处于社会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人们“崇尚人文，鄙视贪欲”，把“人的贪欲”视作洪水猛兽。我国儒家学说力主“存天理，灭人欲”，柏拉图也强调“有理性”是人和其它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人类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人们越来越把“人的贪欲”视作创造的源泉和进步的动力，越来越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由于人文学科的非生产性、非赢利性和非直接实用性，它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取代。应该说，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从“人文主导”到“科学主导”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在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过程中社会主导文化形态实现的一次重大转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现在的情况再次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朱人求教授深刻地指出：“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人道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出现了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尤其是‘一战’、‘二战’的爆发把科学理性的负作用充分暴露了出来，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精神状态的严重颓废和衰落，促使西方一些哲学家、社会学家把精力集中到文化问题上来，注意探讨文化的本质，提出文化反省的要求。于是，文化哲学应运而生”。朱人求教授的这一番话一语道破了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大学之所以出现如此严重的价值危机的哲学根源及其本质。其哲学根源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导致的“科学理性”偏离“人文目标”的价值冲突，本质是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日益生活在“物质丰富，心灵贫乏之中”，失去了人的生命意义和尊严，根本出路是以“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核心就在人”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回归“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反省和价值整合，通过改革创新最终实现“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和谐发展。
由此可见，确认“和谐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信仰，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在人，‘人文目标’和‘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及其和谐发展，既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所需要的，也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确立的崇高信仰”，是从整体上初步构建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的价值追求。
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大学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长期以来，在我国，人们常常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在我国的深入发展，现在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特色”不仅有政治内涵还有文化内涵，主张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与普遍意义上的大学文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有机结合，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文化个性的多样性、文化传承的继承性与文化发展的创新性、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与科学理性的价值基础、文化归属的民族性与文化联系的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创新和高扬当代中国大学精神，全面加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和大力增强我国大学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强国而奋斗。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我国大学必将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和实现文化自强。作为一门崭新学科，大学文化哲学必将在高等教育哲学和现代大学文化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我国大学必将在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文化强国而奋斗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文明伟大事业作出唯其能作出的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重大贡献。
【作者系大学文化研究和发展中心顾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