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邢小利，陕西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作家，著有《陈忠实传》、散文随笔集《回家的路有多远》等。）
2009年10月25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小说界》主编魏心宏来西安公干，陈忠实晚上在一家小饭馆请他吃饭交流，我也参加了。席间魏心宏说：“我到英国，看到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觉得很好，眼前一亮。想到老陈，觉得老陈可以写一部自传，将是不同凡响的。其他人写，不一定有价值，老陈写，有价值。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只此一个，时代不可能倒退回去再创造这样一个作家。”我对魏心宏的说法深以为是，补充说：“陈忠实只能是他所在的这个时代才能有，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可能有。”
他是一个时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的代表
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不仅“只此一个”，具有独特性，而且在共和国的作家中，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他是一个时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生活道路，他学习写作和创作的历程，都与共和国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有新制度，更有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而要创造这样的新世界，关键是要靠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来创造，所以，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培养“新人”就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任务。
什么样的作家才能担当此任呢？旧文人不行，旧知识分子也不行，理想的作家当然是工农兵作家，即“自己的作家”。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种种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共和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兵作家”。陈忠实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文学上的起步和发展，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再从一个业余作者成为一个专业作家——1982年，发表30余篇短篇小说的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都得益于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扶持。因此说，陈忠实的生活道路特别是文学道路，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他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创作《白鹿原》时的陈忠实，显出了文学圣徒的气概
陈忠实从1958年16岁时发表处女作《钢、粮颂》到1992年50岁时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1992年12月《当代》杂志刊发《白鹿原》），其间34年时间，陈忠实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文学创作，而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摸索包括失败、探求以及迷惘，用陕西另一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邹志安的话说，他和陈忠实等是“左冲右突的一代”，陈忠实是渐进也渐变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在这个漫长的寻找文学之门并确立“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过程中，陈忠实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当代文学思潮和时代的文学风气紧密相关，他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风貌，也鲜明地体现着当代文学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而陈忠实作为一个作家，可贵的一点，是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阅历的深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思想境界和艺术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自觉地调整自己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思维方式，高度重视思想的力量和文学自身的规律，自觉地“剥离”非文学的种种束缚，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陈忠实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对文学，他保持着一个圣徒般的敬重和殉道者的精神。44岁那年，他清晰地听到生命的警钟，认识到此前的写作都不足以告慰自己一颗热爱文学的心，要写一部能“垫棺作枕”的作品。创作《白鹿原》的陈忠实，显出了文学圣徒的气概，为了安心写作，他不仅坚决地辞谢了上级安排的正厅级文联书记的职务，而且在4年的写作过程中，敢于将最初的文学构想进行到底，完全不管结局如何。如果把《白鹿原》归入特定的年代，那它无论怎么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虽然此作是1992年1月写完，但这部作品的起根发苗或称孕育是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间也是80年代，《白鹿原》的思想、人物、故事以及艺术上的种种追求都在80年代已然形成。1990年10月24日，他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这里谈到两个“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储备”，二是“全部”的“艺术”“能力”。其实，还应该再加一个，那就是“全部的艺术勇气”。没有“全部的艺术勇气”，是不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艺术理想坚持到底的。
他是一个拥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并对生活有独特把握、有深入思考的生活型作家
从作家的类型来看，陈忠实不是那种才华超群、想象卓异的才子型作家；不是饱读诗书、满腹学问的学者型作家；不是慧眼独具、思想深刻的思想型作家。总体来看，他是一个拥有深厚的生活积累并对生活有独特把握有深入思考的生活型作家。直到4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家乡农村，40岁以后成了专业作家，他依然住在乡村，直到50岁写成《白鹿原》，才住到城里。他说他是乡下人，他说柳青在长安农村深入生活14年，就被文坛津津乐道，他在农村生活50年却没有人提。在农村，他有两个身份，一是农村基层干部，一是业余文学作者。特别的身份使他养成了两个职业特点，基层干部身份使他对政治特别敏感，也非常关心，当然也有思考；农村业余文学作者身份一方面使他认识到自己在文学修养上有许多欠缺，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对文坛动向特别是文艺思潮及其变化异常关注，注重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上的新动向、新观点和新方法。他的创作特别是《白鹿原》的创作，也有读历史包括中共党史、阅地方志得来的历史文化启示和人物、情节素材方面的收获，但主要的还是来自他对生活的掌握和深刻的生活体验。他既有一个村子（家庭所在地）的生活体验，也有公社（现在的乡镇）干部和区（相当于县）干部的经历，所以，他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掌握，是县、乡、村三级整体结构的观察和掌握，是对一方土地的较为全面、较多层面的观察和掌握。小说《白鹿原》主要写一个村子，但它有滋水县、白鹿仓，乃至省府领导的政治架构，县、仓、村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应有的各方面的人物类型小说中都有了。这种对乡土社会全景式全结构的描写，与陈忠实较为完整的乡土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生活体验和这种体验中的生命感受（陈忠实称为生命体验）是陈忠实极为重视的创作经验。
“传”侧重传主一生的大关节，“年谱”则是年复一年的雪泥鸿爪，两者互为补充，以期接近真实的陈忠实
我和陈忠实在一个单位长期共事，对他的人和创作是比较熟悉的。他的晚年其实是寂寞的。我与晚年的陈忠实过从甚密，我在那个时候意识到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提出给他写一本评传。开始他不同意。他认为带“传”字的就是“传”，他不同意所有人为他写“传”。其原因，一方面是他看到一些写活着的作家的“传”，因为有炒作嫌疑引起公开特别是私下的非议；另一方面，他认为“传”要真实，而活着的人都不可能做到全部真实，他有避讳，作者也要有避讳，这样的“传”必然是片面的。后来同意我写了，又嘱我“大胆写，放开写”。在写评传的过程中，我侧重“传”的部分，我的想法是，先把一些事实搞清楚，评可以慢慢来。真人真事，要还原一些真相是有困难的，评论更有困难。后人写前人的传或评论，优势是避讳少或者没有什么避讳，缺点是缺乏切近的经验和感受，凭着死的资料写，难免多了一些想象，多了一些虚构。今人写今人特别是写身边的人，优势自然是有切身感受，甚至有共同的经历，真实性强，有大事件更有细节，不会走大样，缺点自然是要避讳一些东西。关于陈忠实，我先后写了三本书，2012年出版了《陈忠实画传》，图片配文字，图片有历史感，也有现场感；书中附录《陈忠实年谱》，比较简略。2015年出版了《陈忠实传》。今年（2017年）《陈忠实年谱》单独出书，增加了很多内容，原来的年谱只有几万字，现在则有20余万字。“传”侧重写的是传主一生的大关节，“年谱”则是流水账，是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的雪泥鸿爪，两者互为补充，以期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丰富的陈忠实，并从中能读出某些关于文学也关于历史的某些幽微而丰富的信息。